同治二年（1863AD）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四万人马自云贵入蜀，并于阴历三月二十七日（阳历五月十四日）“由小径趋土司紫打地”，准备东度过大渡河，之后北上夺取成都，割据蜀中。在此之前，无论是转战江西、闽浙，还是回师广西、西进黔滇，率领着数万精兵强将的石达开从来都是如猛龙过江一样：横扫一处，之后便拔营遁去。所以按照罗尔纲的判断就是：
“（石达开部）却是一支没有基地的孤军，作战上就处处陷入不利的地位。”
石达开绝不是个愚昧之人，作为已经纵横天下十余载的“杀星”，他绝不会不知道“基业”二字对一支军队的重要性。之所以不断地的进行形同流寇的长征，其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进军四川，夺取丰饶富庶的天府之国为自己的基业。
自金田起兵之后便是天下大乱，九年间华南、华中、华东狼烟四起，作为朝廷的财税之地的东南各省相继沦陷，尤其朝廷主要财源的三吴之地更是惨遭荼毒。惟独四川因地势险要，偏安一隅故而未遭兵创，于是四川的赋税就成了大清王朝的救命稻草。在当时为了支持东南各省，从咸丰初年起，四川就不仅要向朝廷缴纳京饷，而且还要不断地向湖南、湖北，以及东南、西南数省提供协饷。能够以一省的财源支撑半壁江山，四川之富足可想而知。在十三年之后，日本外交官竹田井井氏游历中国各地，天府之国的繁仍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游记他评价道：
清代成都府城墙。
城墙外的大道，宽广、清洁、平坦。
至今成都仍旧是中国西部最繁华的都会。
成都街头小摊。
当然，此时四川沦为兵家必争之地也不仅仅只是“钱的事——在关内十八个行省中四川幅员最广，地势最险，东接两湖、南连云贵、西接四藏（前、后藏、康藏、安多），北接陕甘。所以一旦四川失守，大清王朝不仅会丢了最后的财税之地，其在西部的统治也会土崩瓦解，而此时朝廷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略优势也将在一夜之间逆转。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后来四川保路事起，终以风起青萍之末化作乱世狂飙，就足以说明四川战略地位的重要。
咸丰十一年，朝廷以骆秉章为帅，统一万八千楚勇（也就是湘军）入蜀。时任四川总督崇实，度己材不足济，故对骆秉章虚心以待，旋即更以川督之位让贤。而骆秉章在感激崇实知遇之恩的同时也决定赌上自己的一切也要为朝廷保住四川。通过对实地的分析，骆秉章的幕僚认为：大渡河西岸的紫打地极有可能成为石达开部的渡河集结点。于是骆秉章做出如下布防：
重庆总兵唐友耕、雅州知府蔡步钟率领兵勇八千防守大渡河北岸；
番族土司王应元带番汉兵勇扼守松林小河，截断太平军前往泸定的道路；
提督胡中和率领湘军三千人进驻化林坪、都司谢国泰部进驻猛虎岗，作为王应元的后援；
南字营都司王松林率兵把守箫箕湾，擦罗一带，切断太平军向南退往宁远的道路。
果真，同治二年阴历三月二十七日，石达开的前锋部队出现在紫打地，并以正对着大渡河的营盘山为中军大营。关于为何石达开会被骆秉章算入毂中，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是：为石达开引路的赖由诚等人其实是清军的间谍，证据就是石达开在渡河失败后下令以“奸细”之罪处决了赖由诚；但也有的说法是：在大渡河南岸、西岸可渡河的地点不多，所以石达开确实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之所以将带路的向导“杀无赦”，其原因则是想诿过于人。据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及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的考证，石达开在渡河问题上最大的失误不是选择地点有误，而是渡河的时机被错过。
按照都履和的说法是:石达开一路之上沿大渡河北行，路过“铁宰宰”时石达开觉得不仅山路“径极险狭”而且还“睹部伍鱼贯以进，辄畏阻”。于是便打算退回西昌城。但军师曹卧虎认为“便捷莫如小道”所以应该“兵家乘虚为上”——石达开虽然听从了曹卧虎的建议，但是打心眼儿里还是认为曹卧虎的建议实在是太冒险了。所以在抵达紫打地后，石达开就不敢再冒险渡河了，据薛福成的记载，石达开竟然在河边整整耽搁了一天，理由是：
“倘官军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
而此时唐友耕的八千人马尚未抵达对岸安庆坝。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地图。
等到石达开发现清军已经出现在对岸时便是为时已晚。也许是天要亡了石达开，一场百年不见的大雨连续下了数日，大渡河水突然间暴涨数丈——在西岸，石达开的五千多人虽然不惧怕对岸清军的炮火，但却不得不忍受着咆哮的激流。直到四月初一后河水才稍作平息，石达开于是立刻下令全军强渡。在阵前石达开对部下做了这样的演说：
“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
于是，五千精锐之士“左手握矛，右手挽盾，披发赤足，腰悬利刃”，分驾木筏拼死强渡。而对岸的唐友耕则以数百只竹子做成的土炮居高临下做轮番的猛烈轰击，不少木筏纷纷中炮。更想不到的是，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大渡河水再次突然暴涨。在洪峰的冲击下，剩余的木船竹筏也被冲的七零八落，将船上士纷纷落水，即使没有倾覆的船筏也被巨浪冲走，不知去向。这次抢渡，作为先锋的精锐五千人无一生还。至阴历四月十二日（阳历五月二十九日），清军又占领马鞍山，截断了石达开部的粮道，将这数千精疲力尽的残兵败将彻底陷入死地。
之后，南字营都司王松林只身至太平军营中谈判，表示如果石达开愿意投降，他可以想办法救下这五千孤军，并当场收编其中三千人。知道自己气数已尽的石达开放弃了无谓的负隅顽抗，随清军前往成都，去看看这个十年前就打过交道的骆秉章究竟是何许人物。
电视剧《太平天国》中骆秉章的人设相当猥琐。
能把堂堂的太平天国翼王五千岁比上如此绝境的骆秉章也是一位不折不扣乱世豪杰。
也许是巧合，这个骆秉章和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天王洪秀全是货真价实的同乡。两人的籍贯都在广东花县，也就是今日的广州市花都区。洪天王是新华镇官禄布村人，骆宫保为炭步镇骆村人，两地相距不过二十里。《清朝野史大观》在“骆文忠与洪秀全”条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骆文忠秉章粤之花县人，洪秀全亦花县人也，故老相传文忠幼时实与秀全同塾。洪每言‘我他日长成必造反’。文忠曰：‘汝造反我必平之’。洪藐之曰：‘竖子不足以平我’。文忠曰：‘我或不能，亦当举有力以代我’。后果如其言。盖当时中兴名将，出于文忠推荐保者为多云”。
文中所说的故事绝对是演义。因为骆秉章比洪秀全要大二十一岁，二人断无同窗之理。不过这个故事中有一点说的确实没毛病，那就是“盖当时中兴名将，出于文忠推荐保者为多云”。因为除去出将入相、中兴名臣这些浮夸的头衔之外，骆秉章最重要的身份就是湘军首领之一，那位与曾国藩并称的左宗棠，也正是由骆秉章一手提拔起来的。在当时骆秉章与曾国藩并称为“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这绝不不是溢美之词——因为湖南就是全靠了骆秉章才守了下来。若是湖南被太平天国占据那自然就不会有湘军，也就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湘军巨头，如此日后鹿死谁手恐怕就不是凡人所能预料的。在出任湖南巡抚十年间，湖南人对骆秉章的评价相当高高：
“骆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吾楚福星也。”
咸丰十年（1860AD），时年六十七岁的骆秉章就任四川总督。而早在骆秉章入蜀之前，此地便有“李蓝之乱”。
当时李永和、蓝朝鼎率领的乱军由云南入川，并割据川南，一时间聚众达三十余万，武运昌盛之时距成都仅七十里——这要说一下，石达开入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接受了李永和、蓝朝鼎的邀请。骆秉章看到川勇的社会关系复杂，与会党甚至是乱军相互勾结者十有三四。所以便以带来的楚勇为主力，针对乱军“分兵略地”的战略实行“集中兵力分别击破”的战术，并施展反间，尽量招降纳叛，终于以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平定了李蓝之乱。蜀人见骆秉章用兵如此神速，纷纷赞彼为武侯复生。当然，骆秉章干得最得以的一件事，就是生擒活捉了石达开。
左宗棠。石达开这两个人和骆秉章的关系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
石达开自诩一生用兵谨慎，但也就是这个“谨慎”让他贻误了渡河的时机。
石达开黄马褂及白缎龙袍。
《太平礼制》规定翼王五千岁的花衮绣龙二十八条。
等石达开到了成都之后，骆秉章便拉上已经是成都将军的崇实一起会讯，其主要目的还是希望石达开投降。根据军署印房档案中的公牍文件记载，石达开一共被提审四次，其中有三次比较重要。
第一次是骆秉章和崇实一起审讯的。首先是崇实问石达开是否想效仿王建故事，在四川建立割据政权？可能石达开觉得这是明知故问，所以不予理会。之后骆秉章又“请教”石达开对太平天国和大清王朝的气数作何看法，石达开则反问道，如今天下北有捻子、陕甘有马化龙、云南有杜文秀，其余揭竿而起者不计其数，谁能把这么多人都斩尽杀绝？听到这骆秉章点头表示同意，并连续说了两个“难”字。之后石达开说道：
“如此兴衰大事，成败自有天理，你我都很难说。”
第二次会讯时，骆秉章和崇实就跟石达开谈条件了——如愿归降，可以先授一武职，立功后即可超升。并且举了唐友耕做榜样，此人本是李蓝乱军的头目，归顺朝廷不到六年，已经官至一品，部下副将，参将，游击，也都是当初一起造反的兄弟们。石达开在各方面都超过唐友耕，如果归顺清廷便前途不可限量。而大清朝“深仁厚泽，从不杀降”，故你切不要失此机会。
石达开的回答却是很诡异的——他提出自己有旧部五百人，均是久共患难，所以要与他们商议之后再做决定。并提出让唐友耕将这五百人带到成都和自己相见。
崇实为人的确老实，表示十分为难，因为五百人这么多，怎么能带到成都来？
于是石达开笑道，五百人就以为太多，自己麾下有数万之众，又能置于何处？
骆秉章很明白，石达开的意思是“田横五百士安在，岂能归来尽封侯”。于是就左右王顾的谈了谈闲话，随后各自走开。
第三次审讯时骆秉章推病不出，让刘蓉代审。目的就是想“突破石达开的心理防线”。
但此时石达开已经知道自己有两千余部在大树堡被袭击、死伤大半之事，因此态度极是强硬，怒斥清廷从来毫无信义可言，并声能有心亡清者大有人在，不止一个他石达开。说完独自拂袖而去。
之后骆秉章还是派出说客对石达开进行劝降，但是却被石达开以“扬州十日”这样的历史问题挡了回去。甚至石达开还写了一封信给骆秉章，其中颇有揶揄责难之词。如“宫保生角，石头开花，童谣已应，其可太平乎！”之语，这里所说的“宫保生角，石头开花，”是骆秉章刚刚就任四川总督时暗中派人在民间散布谶语：
“若要川民乐，除非石头开花马生角”。
“角”与“各”谐音，“马生角”就是“骆”。堂堂州牧，位极人臣，竟然也搞这种“石人一只眼”的小把戏。但石达开拿着个事来诘问骆秉章，主要是在后面那句“其可太平乎”言外之意就是即使杀了我，这天下也不会太平。也许这就是对以一次审讯时那句“如此兴衰大事，成败自有天理······”的进一步解释。
第四次审讯之后，面对最后的劝降、游说，石达开依旧不为所动，骆秉章于是下令将“逆首石达开极刑正法”。
之后骆秉章干了一件很不地道的事——在奏折中谎称，是自己竖起了免死牌之后穷途末路的石达开才率领部下投降乞活——这样一来，不仅仅石达开被丑化成一个贪生怕死的寻常庸人，就连那位独闯敌营的王松林也被彻底抹灭。这也许就是为何在史料中这位孤胆英雄即使连只言片语也难以寻找的原因吧！
四年之后，同治六年（1867AD）四川总督太子太保骆秉章薨于成都官署，享年七十五岁。
晚清《翼王夜啸图》，长期以来人们都不愿意相信石达开真的死了，直到清末民初仍有人“看见过”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