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永恒不变的就是变，任何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的。随着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已经做出的战略部署可能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审时度势，及时进行战略部署的调整。
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缔造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程中，根据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政治力量及国际格局的变化，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一系列外交战略思想。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到“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到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这些纵横捭阖的外交战略构想，是毛泽东审时度势，捕捉时机，当机立断，及时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结晶。
国际形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势力受到了严重削弱，社会主义力量显著增长。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上的两大强国，分别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面对这样的国际格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如何着手建立外交关系，能否在对抗的两大阵营面前不作倾向性的选择？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制度上的倾向性，决定了新中国外交战略上必然是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此外，当时美苏处于对峙的态势，任何国家要想从其中的一方获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就必须有明朗的外交态度，想采取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显然行不通。只有明朗的外交态度，才有可能赢得强有力的国际援助。
除了以上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毛泽东还知道，以中国和美苏关系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国也只能倒向苏联。中国共产党曾一度真诚希望各抗日盟国尤其是美国能帮助中国避免内战，促进战后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然而，这种愿望很快被美国采取的扶蒋反共政策所打消。1949年春夏，中国共产党又一度怀着希望同美国外交官进行短暂接触，但最后无果而终。由于美国长期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对华政策，把中国推向与美国对抗的地位，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以上因素的综合，促使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
历史表明，毛泽东提出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是符合国家安全和建设的需要的。在这一外交战略的指引下，新中国成功地建立和巩固了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时非常坦率地说：“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
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中期，毛泽东逐渐改变了新中国既定的外交战略。
此时，主导世界冷战格局的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时而紧张时而又有所缓和的阶段，美苏双方既要争霸，又试图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把紧张局势控制在这两个国家能够控制的范围内，以便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时，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其各自内部的矛盾已经逐渐暴露了出来。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
在苏联，赫鲁晓夫主政期间，从追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其战略体系，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致使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面对苏方不尊重中国主权的态度，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毛泽东不再争取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毅然放弃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国际战略，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
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委内瑞拉加拉斯加市议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列在一起斥为“三个鬼”，以后又作为“三种坏人”和“国际上有三个口号”，把上述三者加以罗列。1964年1月毛泽东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说，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对准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同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外相朴成哲和日共访华代表团时，先后提出“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的概念，即“反帝”的统一战线和“反修”的统一战线。
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毅然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民族气概。为了顶住美、苏的压力，毛泽东一方面寻求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侧重于增强本国实力，以加重中国与苏、美抗衡的战略地位。在这一时期与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希望中国甩掉经济弱国的帽子，成为工业化强国的心情，表现得尤为强烈和迫切。
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和潮流，再次提出了新的外交战略，那就是“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敏锐观察到旧有的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动。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以往美国对苏联占明显优势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双方形成均势。此外，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复兴，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而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也在发展。
1967年秋天，毛泽东注意到，正准备竞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尼克松耐人寻味地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据此观察，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
而此时的中苏关系却发生了恶化。1968年夏季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发生以后，中国认为苏联已经堕落成“社会帝国主义”，由此进一步提高了对苏联扩张和侵略的警惕。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使原本已经十分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恶化。此后，苏联又鼓吹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在中苏公开处于敌对的状态下，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任务就变得更加紧迫。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成为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于是，急迫地想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增强美国对苏联的力量，进而维持全球均势，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作为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当然注意到美方所作出的姿态，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次日会见的照片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种事情的发生当然不是偶然的。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向斯诺透露了欢迎尼克松来华的意思。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翌年2月尼克松亲访中国，并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的逐步恢复，不仅使双方放弃了敌对立场，而且为两国联合抗苏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毛泽东敏锐观察到国际局势发生的变化：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由于美国的削弱和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中美矛盾已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苏联的扩张和武装挑衅，则使它与中国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为此，毛泽东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反帝、反修”而主要是“反帝”的国际战略，适时地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所谓“一条线”是指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都在这条线上；“一大片”是指这条线周围的所有的国家。“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思想是毛泽东新的外交战略，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即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所作出的新的国际战略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开展外交工作的。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毛泽东制定的各个时期的外交战略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是顺应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变化的，也符合国内政策的需要。
节选《向毛泽东学习》一书中，作者：谢春涛，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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