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是我就读初中的阶段。那时每学期都有农忙假，忙假里就回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大田劳作，倒也情趣盎然，因为除了干农活，还尽享老老少少的谈天说地、人间活剧和“上下八沙”的传闻逸事。
生产队里有五、六个年轻人，年龄比我稍大些。他们志气相投，喜好相近，干起活来不买帐，玩耍时也别出心裁。记得我读初三那年的“三秋”忙假里，不知是哪位兄长忽发奇想，要玩一次“放洋灯”。
我从没见过放洋灯，不知洋灯为何物， 更不知如何放。
放洋灯一般是元宵节前后几天里的玩项。队长是个很有城府的人，他不想招惹多余的口舌，想了个折衷办法：“贴工不贴钱” ，也就是工分队里记，费用自己掏。队长也有他的难处，因为“条条沟里有‘赤眼鳝’（一种红眼的鱼，借指那些善于找茬的人）。”
所说的“洋灯”，和现在流行的“孔明灯”相仿，只是洋灯要大得多，它是用很薄的白纸（也有用牛皮纸制作，但重量稍大，不易放飞）粘贴成的一个正方体，每个面用4张整张纸拼接而成，俨然是个庞然大物。正方体下面开有直径20多公分大小的圆洞，安装上一个细铅丝圆锥架，架子顶端扎上有两个拳头大小且浸足煤油的棉布球，洋灯下面的4个角上系有2米左右长的细蜡线，线上均匀缚扎着红、蓝、黄、白的小纸团，用于增加可看性。
被取名“洋灯”，大概形同当时乡间农家照明所用的煤油灯（也称“洋灯”）之故。有人告诉我，制作洋灯的关键是拼接缝处绝不能漏气。
一丛人小心翼翼的把洋灯搬到空旷的田间，队里男男女女数十号人都围了过来，叽叽喳喳，说这道那，欢声笑语，再或就是纵情调侃，总之，田间充满着少有的欢乐。
要点火了。提角的忠于职守，拢线的全神贯注。四周原先的那种热闹场景很自然的被暂时“封存”了，每个人都凝神专注着那位“玩火者”。
不知是谁走漏的消息，相邻的一队、三队社员成大部队过来“看白戏”了。尽管乡下的“瘾君子”大都抽最蹩脚的“勇士”牌香烟，来客中的多数人还是不忘向我们的队长敬上一支，以示打个“招呼”。舞台是露天的，其实也无所谓。
大凡“等”的时间容易显长。左等右等，洋灯就是不起身。我是个急性子人，大概那些慢性子人此时也和我差不多，都想能尽快看到究竟。原本静得出奇的田间，还是被人打破了，有人悄声发问：“要是火油烧干了怎么办？” 有人超前假设：“一旦火星子落到洋灯上，会不会烧起来？” 更有人大胆质疑：“上面风大，说不准会被吹倒过来。” ……
我根本耐不住寂寞，就四面转圈探看，自然也不忘探看一下洋灯底部那个燃烧着棉布球的神秘圆洞。纸箱里烟雾重重，棉团依然燃烧正烈。此时，突然有人大声吆喝：“嗨！……”我被吓了一大跳，“下面不能瞎看，男小囝一看以后就寻不到娘子！” 那是爱逗乐子的先伯拿我开心。等我明白过来，满场子的人早已一片哄堂大笑，连我父亲也夹杂到了大笑的队伍里，只有我母亲给了他一个不痛不痒的回击：“没大没小，叫你先伯也馊香！”
不知多长时间后，洋灯象被充过气似的渐渐鼓了起来，开始飘飘欲仙的左右晃动着。“观众们”开始了骚动：“起来了！”“起来了！”其实还没到真正飞起来的火候。
“拎住！千万不能松手，还没到‘熟’的时候！” 小康是放洋灯的“始作俑者”，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而今自然成了名副其实的指挥官。那些“一线”人员既紧张又兴奋，哪敢掉以轻心。
终于，洋灯朝着顺风的方向摇摇摆摆向上浮升起来，于是，提角的人、拢线的人都随其自然撤手了。四角细线上的那些红红绿绿的小玩意在天空中随风飘荡，煞是好看。人们都“疯”起来了，欢声笑语充满着偌大的原野。那个场景数十年后我仍难以忘情。农田乐，实实在在的农田乐。
洋灯越飞越高，也越飞越远，最后一直到无形无踪。社员们意犹未尽，仍然翘首远望，他们是在遐想它能否有回归奇迹的发生？
全过程的时间，似乎很长很长，又好像只在瞬间……
之后，我再没看到过放洋灯。据那帮玩家说，后来不允许放洋灯了，因为放洋灯是易造成火灾的重大安全隐患。
而今，我已届古稀年龄，少小的这次亲历一直挥之不去，其中的乐趣，也只能存留在记忆里，陶醉在回忆中……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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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郁尚高笔名一冰，1947年出生，崇明竖新镇人。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上海第三十五棉纺织厂退休。现为崇明文史研究会会员，十多余年间撰写地方文史资料40余万字。在市级与本地刊物发表文艺作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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