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米勒尔的猫
编辑|米勒尔的猫
亨利八世时期，王室开始采取措施治理这群外来的流浪者并解决他们带来的社会问题。都铎王朝对吉普赛人问题的治理包括王室颁布的吉普赛人法令，地方当局的法令执行两部分。
根据吉普赛人法令的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亨利八世到玛丽时期。这时王室试图通过强调吉普赛人的外来性，驱逐其出境，而第二阶段则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早期立法引用吉普赛人自我定义的“埃及人”身份，着重强调其外来性，试图确定一个最终被定罪的外国人群体，在此基础上驱逐他们出境。
但是立法者并没有创造吉普赛人纯粹的犯罪者身份，给了地方政府一个模棱两可的信息，导致法令执行中各种问题的出现。
因此，伊丽莎白时期的立法转而强调吉普赛人的流浪行为，使其成为英格兰流民群体的一部分，将吉普赛人问题从外来者问题转变为国内的社会问题，实现了以具体罪名指控吉普赛人。
1531 年，亨利八世颁布了《吉普赛人立法》。法令引用吉普赛人的自我定义，称其为“自称埃及人的人”，并指出吉普赛人破坏社会安定三个方面的问题。
“不通过合法的商品、工艺技术谋生”，而是“成群结队地四处游荡，从一个郡转移到另一个郡”。吉普赛人声称自己“可以通过手相术、面相术知晓人们的命运”，但实际是“通过这些狡猾的方式和巧妙的手段骗取人们的财物”。
吉普赛人作为“古怪”的外来者，既不属于英格兰的游牧民族，也异于此时主流社会群体，被当局视为“没有根基和不诚实的民族，是威胁社会的存在”，但是“1531”年法令并没有将吉普赛人当成流民，与国内流民同等对待，而是在提出上述三个问题的基础上，要求惩罚他们。
该法令的逻辑是吉普赛人的上述行为脱离了英格兰的道德、经济和社会秩序，需要法律给予惩罚，而恰好他们是毫无疑问的外来者。因此，“1531”年法令试图通过强调其外来性，提出其违反英格兰社会秩序的行为，以此创造吉普赛人外来犯罪者的身份，在此基础上驱逐他们。
法令规定“如果埃及人在法令颁布的15天内未自愿离开，将会面临监禁和强制驱逐出境的惩罚，”且其“货物和其他财产也将被没收。”吉普赛人犯罪的受害者随后可以起诉，要求“归还被埃及人狡猾地偷走或抢走”的物品。
埃及人案件的陪审团将“全部由英格兰人联合组成”，而不是一半英格兰人一半外国人。
王室的预想是通过法令尽快摆脱吉普赛人，但是法令的执行效果并不明显。托马斯·克伦威尔在 1537年12月5日写给切斯特主教兼威尔士游行委员会主席罗兰·李的信中指出,“自称埃及人的淫荡者”并没有离开这个国家，地方当局“没有考虑到他们对国王陛下的职责，而允许这些人继续在各个地方逗留、游荡，不受惩罚地欺骗别人，犯下各种重罪和叛国罪。”
托马斯在信中声称，地方法官应该“迫使这些人尽快去下一个港口，乘着第一股风离开”。反天主教情绪以及对煽动叛乱的恐惧和潜在的仇外情绪下，王室不得不对外来“怪异”的吉普赛人保持警惕。
1554年9月17日，玛丽女王在伦敦发布诰命，规定“所有流民、无主之人及非英格兰人，在五天内离开该城，五天后任何酒馆、户主等不得卖肉和饮料给这些人，或救济任何仆人（确能证明其主人者除外），违者依法论处。”
同年12月，为针对外来的吉普赛人，王室颁布了《关于惩罚一些自称是埃及人的法令》。1554《关于惩罚一些自称是埃及人的法令》首先承认了1531年法令的失败，称吉普赛人“半年后仍在等待被驱逐出境”。
尽管国家试图摆脱“自称埃及人的古怪民族”，但是这些人“利用他们过去惯用的下流手段，再次来到这个国家，并且过着任何基督教国家都不允许的令人憎恶的生活。”随后再次强调了吉普赛人的外来性，称吉普赛人为“任何自称或被称为埃及人的人”，将吉普赛人的身份建立在与本地人口的差异上，明确指出他们不是英格兰人。
法令规定“任何被运输进入英格兰或威尔士境内，且逗留超过一个月的埃及人”，都将由“逮捕他们的当地法官进行审判”，视情况判处重罪处以死刑，并没收所有货物和财产。
其次，现在英格兰或者威尔士境内的所有外来吉普赛人，“如果在法令颁布的 20 天内未离开，将被没收所有货物和牲畜。”
最后，“法令颁布 40 天”后仍然还在的吉普赛人，将直接视为重罪犯被判处死刑。且以上所有吉普赛人都不享有任何圣徒或神职人员权益。
除了规定对吉普赛人的处罚，法令也对帮助吉普赛人入境的本国居民做了规定，“如果任何人心甘情愿地把自称或通常被称为埃及人的人运送到英格兰或威尔士，将被处以 40 英镑的罚款。”
但是1554年法令提出了例外，规定如果在法令颁布的 20 天内，吉普赛人愿意放弃放荡、闲散和不虔诚的生活并离开这样的团体，去为一些诚实而有能力的居民服务……或者诚实地从事一些合法职业，便可以免受惩罚或被没收财产。”
与1531年法令强调吉普赛人外来者身份的绝对性不同，1554年法令虽然也强调吉普赛人是外来者，但此时王室关注的重点在于其“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这是都铎王朝治理吉普赛人问题采取融合措施的开始。
立法者针对吉普赛人并不只是因为其外来者身份，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吉普赛人流浪的生活方式和各种有悖英格兰社会秩序的行为有关。
社会变革使王室对任何形式的异议都保持警惕，正如劳拉·亨特·云格布鲁特所说，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有着庇护和仇外的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相互重叠，相互影响。”
外来移民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打破了外来人口和英格兰自然臣民之间的和谐，王室不得不对其进行严格把控。
1568 年北部叛乱后，王室更加重视监视谁在这个国家，他们住在哪里，在做什么。与其他外来移民不同，吉普赛人的流浪生活使他们与当时的英格兰社会格格不入。
这些吉普赛人，既不愿意融入经济，也不愿意向当局报告自己的行踪，只是四处流浪，犯下各种罪行。在王室眼中吉普赛人只是国家储备的潜在消耗，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可能会成为罪犯或不正当穷人的一员。
王室强调吉普赛人的外来性，要求建立吉普赛人犯罪身份，实质上是吉普赛人的“游牧式”生活与英格兰定居社会之间的矛盾。
首先，吉普赛人因为是外来者而是罪犯的论述没有得到普遍认同。英格兰的法律是指控性的，在大众层面罪与罪之间是有区别的，罪既指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指侵犯他人权利和财产的具体罪行。
吉普赛人因为是外来者即是罪犯的定义，是王室法令想要达到的目的，但不一定被地方和群众接受，“地方官员不愿意仅仅以吉普赛人非本地出生为由起诉他们。”
中央当局管制外国人身份，但不能普遍将其定为罪犯，早期法令中吉普赛人“埃及人”身份的论述是一种差异性的体现，而不是纯粹的犯罪行为，地方政府对罪犯的起诉要基于其具体的犯罪行为，而不是身份差异，这就导致了执行方面的问题。
托马斯·克伦威尔收到了地方官员的来信，要求就“1531”年法令的实施提出建议。斯塔福德的治安官约翰·弗农（John Vernon）在 1539 年的圣烛节写道，在这个郡里有两个“埃及人”被关着，有传言说还有 7 个以上“犯抢劫罪的埃及人”，但他“不知道该如何行动。”
几周后，坎特伯雷的约翰·赫尔也寻求类似的建议，因为他在“罗姆泥沼泽地逮捕了一群埃及人。”1552 年，枢密院不得不提醒贝德福德郡的法官们，“可按照法律的要求处置吉普赛人，使国家尽可能地摆脱这些负担。”
另外，1559 年多切斯特的一个案件引起了伊丽莎白政府的注意。1559 年 5 月，蒙乔伊勋爵詹姆斯·布朗特逮捕了一批吉普赛人。布朗特向王室咨询如何处置他们，女王回应希望给过着“可怕、可耻生活”的人提供“鲜明的例子”，要求决不手下留情。
几周后，蒙乔伊勋爵通知女王起诉不能继续进行，因为按照玛丽女王法令的规定，受惩罚的吉普赛人应该是从海外来，但这群人是通过卡莱尔从苏格兰到达英格兰，属于英格兰境内的陆路移民，因此无法根据现有法律处置他们。最后只能释放他们。时间推移，英格兰吉普赛人的性质和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
最早进入英格兰的吉普赛人是毫无疑问的外来者，但是往后大多数吉普赛人都出生在英格兰境内。根据中世纪英格兰的国籍惯例，凡是在英格兰本国或属于英格兰领土内出生的人，不论其父母国籍如何，都会自动成为英格兰公民。
因此无法按现行法律驱逐吉普赛人。而且吉普赛人与英格兰流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两个群体之间出现了混杂，执法者也难以分辨真正的吉普人。
1560 年约克郡的法官们提醒议会，“女王自然天生臣民中有些闲散者，和出身优良的人，正如其朋友提供的可靠消息证明的那样，在假冒吉普赛人。”枢密院意识到，“天生臣民”和外来者吉普赛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保罗·斯莱克指出，“从事这些职业（算命、跳舞、魔术）的流浪者偶尔被称为“吉普赛人”，但真正的吉普赛人却很少被发现。”大卫·梅耶尔指出这种情况可能是“游牧民族在社会、经济和婚姻方面极有可能但无法量化的相互融合的结果。”地方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假冒吉普赛人的英格兰人。
很明显，早期法令强调吉普赛人外来性的论述，无法满足王室对吉普赛人的法律要求，因此，伊丽莎白时代引入了新的吉普赛人立法。
参考文献[1] Acton. T, Gypsy politics and traveller identity, Hatfield: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Press, 1997.
[2] Beier. A. L. , Masterless Men: The vagrancy problem in England 1560-1640, London:
Methuen Pubilshing, 1985.
[3] Bhopal. K, Myers. M, Insiders, Outsiders and Others-Gypsies and identity, London: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Press, 2008.
[4] Black. J. K, Gypsies of Britain, London: Shire Publications, 2013.
[5] Borrow. G. H, Lavengro: The Scholar, the Gypsy, the Priest, London: Jghn Murray, 185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