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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五十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共同的记忆、特别的联结、持续的接力，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
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推出“50年50人”专题报道，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开拓者、践行者，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日本学者、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中曾根世界和平研究所研究本部长川岛真，对中国的兴趣是从东京外国语大学时期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川岛真考入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从学习拼音开始了解中国，并于此后走向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之路。
2022年7月初，在位于东京港区的中曾根世界和平研究所，川岛真回忆起多年来与中方学者、学生的交流，自觉在其中受到了很多启发，也感受到了多元的中国文化。
回顾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50年，川岛教授表示，两国关系的性质、所站的位置均有所改变，在民间感情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但他也提到，新的现象已经出现——年轻一代对中国的感情正在好转，同时他也希望能推动两国年轻人的交流。
“所以留学是很重要的。在外留学两、三年，并不是说要完全变成当地民众的样子，而是要去慢慢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思考方式。”寄语致力于研究中日关系的青年学者们，川岛真期待他们能尽可能通过多语言、多角度看待问题。
川岛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澎湃新闻 图
年轻时期感受中国的“多元性”
澎湃新闻：您曾就读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当初是什么契机使您对中国产生兴趣？
川岛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在报考学校时，我们可以考两所国立大学，当时我选择了东京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大学，但后来没考上东京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有很多语言系，我记得当时是选了中文、俄语和西班牙语三个志愿。
1980年代日本和中国关系还很好，而当时我也觉得中国未来的经济是有发展潜力的，作为高中生的我也因此选择了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中文系。
从学习拼音开始到慢慢了解中国，我对这个国家越来越有兴趣。我第一次去中国应该是1988年，当时也并不是抱着要“搞研究”的意图。但差不多决定要开始学中国历史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此后我便一边上东外大的课，一边上东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的课，开始学习中国的近现代史。
澎湃新闻：您最初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前往中国进行学术研究的？
川岛真：2000年前，我经常会有在中国待一到两个月左右的机会，有很多经验。但第一次比较长期待在中国应该是2000年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当副主任的时期。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是当时在两国政府合作之下建立的一个研究机构，但基本上算是中方机构，我相当于在那里教书。我经常和中国的同学们交流，慢慢了解每一个同学的家庭背景、个人情况。
那时我基本上跟中方的同事一起工作，同时也会与日方同事进行交谈。在那里，我慢慢了解到中国的社会制度，也深入了解了中国的工作环境与学生们的个人背景等，对我的研究来说是很有启发性的，也使我对当代两国关系越来越有兴趣。
澎湃新闻：和中方学者、学生交流期间，您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川岛真：其实跟中国学者的交流都给了我很多启发，中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学者，他们的学问真的很有深度。比如那时北大的茅海建教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我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等担任客座教授期间，也体验到了每个地方不一样的学风和不同的文化，感受到了中国的多元性。
2017年，川岛真于“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大会发表报告。人民网 图
在两国关系中寻找“新的模式”
澎湃新闻：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50年间，您认为两国关系发展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节点？
川岛真：这50年其实变化非常大。我今年54岁，还记得我小时候，大概是1972年去日本上野动物园看熊猫，那时候真的有特别多的人要去看熊猫。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是中日友好程度较高的时期，特别是80年代，七成以上的日本人都对中国有好感，当时也有很多小朋友都很了解中日友好。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变化很大，从那个时期到2005-2006年前后，基本上日本民间对中国的感情“喜欢”与“反感”的比例持平。
但在政治外交这一层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国间的四个政治文件。像是2006年左右，虽然日本国内对华情感不太友好，但当时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对于逐渐改善两国关系是很重要的。
其次就是2010年中国GDP反超日本，这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总体来讲，这50年两国关系的性质、所站的位置都有所变化，我们需要按照我们现在“所站在的地方”来建立“新的关系”。当然，其中要以重要的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来寻找“新的模式”。
澎湃新闻：您此前接受采访时曾提到，中美关系在竞争中也可以有合作。就中日关系而言，您认为有哪些可以加强合作的方面？
川岛真：我觉得在找到两国可以合作的方向之前，需要先思考为什么两国没有保持对话，没有摸索见面、交谈的机会。我真的希望日本政府至少能有跟西方国家一样的程度来跟中国方面继续交流。
其次，虽然中美存在战略竞争，但双方也并不希望发生冲突，还是寻找能够合作的方向，例如气候问题以及地区性的问题，例如朝鲜半岛形势等。日本可以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地区性问题（合作）当然也没问题。此外，经济、环境课题都可以，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东亚地区存在的课题。当然还有更大的问题，几乎全部的东亚地区都正在或可能面临高龄化、人口和社会保障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一定要学习欧美，我们甚至更“先进”，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还可以把一些经验向世界分享。
民间外交中的“新发现”
澎湃新闻：您认为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怎样的状态？
川岛真：我觉得目前不是恶化或是改善，是一种“空空的感觉”。当然两国之间会有经济关系，但是政治外交上几乎没有。所以现在我们要抓到一个“实”的部分，思考要如何获得比较“实际的东西”。
日本政府根据国内的民意来进行外交，就像刚才所说，日本国内多数民众目前可能对中国抱有一些负面情绪，但我也希望你们了解，日本社会六成以上的民众也认为中日关系对日本很重要。所以每个政治家可能会先称“不喜欢”中国，过一段时间后会表示“中国对我们也很重要”。所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台后，先建立跟美国的关系并寻找别的同盟国家，再重视战略性比较重要的国家或地区，最后再考虑中国。这也是因为他有所顾虑。
在今年七月国会选举之后，三年没有选举，所以日方可能有机会利用以后三年实施改善中日两国关系方面的政策。
川岛真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澎湃新闻 图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疫情之下的两国关系？您希望未来如何推动关系进一步发展。您目前就任中曾根研究所的本部长，未来是否有相应计划？
川岛真：第一点，疫情之下两国直接交流变少，特别是观光方面真的很少，但之后的一两年可能会慢慢恢复。第二点，目前在日本社会出现了新的现象——年轻人、年轻一代对中国的感情好转了。
就目前多个民调结果来看，现在日本世代之间对中国感情的差距越来越大，六、七十岁左右的人群对中国的感情可能相对比较负面，但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算是还可以。我希望中方也要了解、把握这个机会，日方也要掌握这个机会，好好推动青少年交流，这是很重要的。
我本人希望推动的是介绍中国年轻学者来我们这里当客座教授，或者是做研究生进行交流。此外还能够利用线上会议去推动年轻有为的学者们的交流，这是我目前的小计划。
我也从事一些媒体相关的工作，现在日本媒体的报道比较趋于两极化，几乎没有中间的东西。学术期刊上有很多很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它们很少能被看到，很可惜。日本有很多做中国研究的学者，我希望尽量向民众去介绍它们，把这些研究成果展示给日本的一般社会，或是英文、中文的世界。
澎湃新闻：对致力于研究中日关系的青年学者们，您有哪些建议和寄语？
川岛真：不一定是中国的同学、中国的学者，对日本的学者也是，希望他们加强用多语言、多角度的方式来看事情。疫情之下行动受限，很多国家的人们只能通过自己母语圈的消息来判断事情，但这样的思考方式有点简单化了，我希望尽量通过多语言、多角度看待问题。
所以留学是很重要的。在外留学两、三年，并不是说要完全变成当地民众的样子，而是要去慢慢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思考方式。如果能做到这样，在回国之后，或也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进行思考。
【人物简介】
川岛真，1968年出生于东京，1992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外语系中文专业，2000年取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北海道大学法学部，现为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现任中曾根和平研究所研究本部长，并担任JICA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团连21世纪政策研究所研究主干、外务省外交记录公开推进委员会委员等。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2004）、《中国通向近代国家的探索，1894-1925》（2010）等及论文数十篇。在日本中国史研究学界及世界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学界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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