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染病的历史上，有一种病为祸中国上千年。患病早期的典型症状就是发热、腹痛、腹泻；如果救治不及时进入晚期就会出现出现肝硬化，产生大量腹水以及巨脾而导致患者肚子变大，但人却异常消瘦，这也就是俗称的“大肚子病”。
这种传染病的专业名称叫“血吸虫病”，比起霍乱、鼠疫，血吸虫病更为常见，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消失过。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省份和地区都是血吸虫病肆虐的严重受灾区，常年患病人口达1000万人以上，受威胁人口高达1亿。
一人得血吸虫病会导致全家被传染，随后导致整个村子被传染。在50年代的中国农村，至少有31万人直接因病死亡，有1362个村庄变成“鬼村”。比如江西省丰城县白富乡梗头村，1000户的村庄感染血吸虫病后最后仅剩2人。
不过到了70年代，血吸虫病在全国得到了有效地控制，80年代上海、广东、福建、广西等多地宣布成功消灭血吸虫病。到了今天，尽管全球仍有2.6亿人面临着血吸虫病的威胁，但血吸虫病对于我们来说几乎已经成了一个陌生的词汇。
而打胜这场公共卫生战役的主力军，是一百多万，放到现在会被称为“庸医”的医生。
血吸虫病患者
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在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钱信忠说：“全国140万卫生技术人员有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而医疗经费的分布上，农村只占了25%，城市占了75%。”
毛主席听到这些数据后，直接站起身来，严肃地对钱信忠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15%的人做？这15%还主要都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者老爷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主席生完气后，又对钱信忠做出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的这句指示，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毛主席之所以会因此动怒，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解放前，农村人几乎没办法看病，小病挺着等它自己好，大病基本就只能听天由命，有的时候还只能依靠迷信来做法医病，
一来是农村穷没钱，二来也是因为医生太少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城镇里，所以就算是村里有钱的地主，也要面临看病难的问题。
早在延安的时候，中央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根据地普遍都会宣传防疫防病的相关政策，但即便如此农村人生病也很少主动去看医生。
在1949年，全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就要求卫生部必须要重视农村的医疗问题。但医疗建设并非容易，特别是当时新中国的医疗系统基本还处于0基础的状态。
当时全国经受过正规科学培训的医生是少之又少，就算加上纯凭经验行医的江湖郎中也少得可怜。
更严重的是，有的医生利用自己掌握稀缺的医疗资源，更是对农民进行刁难和敲诈。而很多农村由于离城镇太远，农村生孩子也不愿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反而更依赖产婆。
产婆接生全凭经验，没有药品和卫生保障，顺产还好，一旦遇到难产那产妇和婴儿的生命基本就是听天由命了。
在5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生儿死亡率最高时达到了30%。
毛主席也知道现代医疗资源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只能从当下已有的资源入手，对于中国来说，中医需要的器械不多，行医灵活方便，价格上中药也不贵，农民用得起，是当时最符合国情的能快速提升农村医疗的方法。
1958年毛主席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
然而现代中医其实也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培养一名合格中医的难度不亚于西医，且当时培养成后的中医因为交通原因大多也都留在了城市，没有办法深入农村。
随后毛主席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定期由城市医生组成医疗队去农村为农民治病，1965年前后还多次出台政策要求组建医疗队下乡。
虽然这个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医疗队下乡毕竟还是临时性的，农民想看病只能等下一次医疗队来，看病难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而像是霍乱、天花、鼠疫、血吸虫病等需要长期整治的疫情、传染病，也不是一两次下乡就能解决的。
并且医疗队人数有限，1965年上半年全国参与下乡的医疗队人数仅2800人；每次下乡能走的村子不多，能携带的器材和药品有限，远离城市的偏远农村更无法覆盖；而且每次下乡需抽调人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打乱各大医院的一些安排。
从根本上讲，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是一种能长期在农村为农民看病的医疗体系，它需要具备一定的独立性、自主性、成本低、规模大，且从事人员需要具备很高的奉献与牺牲的觉悟，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也正是因此如此，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在各地农村的视察调研中，每每了解到农村医疗问题都非常不满意，直到1965年6月26日彻底发出了心中挤压已旧的怒火。
在做出“六二六”指示后一个月，毛主席再次召见了包括钱信忠在内的多位高级干部，这一次不是来训话的，而是在经过一个月的思考后，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对彻底解决农村看病难问题的总构想。
毛主席认为当时医生的培养方式、治疗流程和形式完全就是为了城市服务的，根本不适合农村，这才是努力这么多年效果还是不好的原因。农民没有时间去等国家建设起来后再去解决医疗，而且农村医疗解决不好，国家的建设也会受影响，因此农村的医疗需求是迫切解决的。
所以需要在农村培养不脱离劳动生产的卫生员。
毛主席说：“医学教育需要改革，不用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这个指示其实和后来经济改革中“小步快跑”的理念相似，也是先解决一个“有无问题”，有总比没有好，优先保证最低程度的需求。
在现在看来，很多人都会把这样培训出来的医生称为“庸医”，但谁会不会想到，正是这群“庸医”创造了世界医疗史上的奇迹。
之后各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开始培养乡村医生，最终成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
1965年夏天，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办了一个医学速成班，这个班只学习4个月的医学基础理论知识，以及最常见疾病的最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到公社担任卫生员。
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被称为王桂珍的女干部，她发现结业后的学员基本也都待在公社，没有真正深入到农村中去。
王桂珍是旧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知道农民看病的困难，于是她决定背起药箱进入农村，到农民的家里甚至是田里为农民看病，农忙时还要亲自下田和农民一起劳作。
这种上门服务的工作形式放到现在就是美国的专业医疗保健师，价格可不一般，但是王桂珍几乎不收取费用。
一开始农民都不太信任王桂珍，特别是知道了她只学了4个月的后更不相信她了，直到有一次一名农民牙疼得实在是受不了，王桂珍用针灸给他止疼后，村里才逐渐开始接受她，随着被她治好的人越来越多，王桂珍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王桂珍
王桂珍为了解决缺少药材的问题，在村子旁边的土坡上种了草药，也不断自己想办法让农民看病多方便少花钱。
久而久之，王桂珍被几个村的村民称为“赤脚医生”，她也成为了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赤脚”不是说她一直光着脚，而是因为当时农民在水田种地都是光着脚的，“赤脚”就等同于“劳动”，“赤脚医生”的意思就是劳动者的医生。
随着王桂珍的名气越来越大，领导们也注意到了这种行医方式，特别是王桂珍在没事时参加了劳动，有事就背着医疗箱上门看病的做法，非常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构想，让医疗卫生真正走进群众中。
江苏医生黄钰祥在公社卫生院工作时也对农民看病困难深有体会，在毛主席下达“六二六指示”后，黄钰祥成了培养农村医生速成班的老师。
黄钰祥重点教授简单易学的知识和技术，并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把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等作为重点教学科目，这种有针对性地教学使得培训出来的学员能够快速形成“战斗力”。
黄钰祥本人后来也决定背上药箱去农村看病，其教学方式和行医方式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也和毛主席的指示相吻合。
1968年，随着王桂珍、黄钰祥等人的事迹和经验开始在全国宣传，领导们也重视起来，派出人员进行调查，并总结出了一篇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也是首次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赤脚医生”一词。
这篇报告发出后就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这一次毛主席没有像3年前那样发怒，而是在文章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从此“赤脚医生”成了像王桂珍这样半农半医人员的特定称呼，全国各地开始在农村统一设立卫生室，和县人民医院、公社卫生院一样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并最终形成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这一体系的医生或者说卫生员均是由“赤脚医生”组成，而全国赤脚医生的人数规模也快速上升，最高时达到了500多万，其中专业医生180万，卫生员350万，专门的接生员70万。全国90%农民的医疗工作都是由赤脚医生来做的。
1970年，为了提高赤脚医生的专业素质，上海医学院、浙江中医院等医学专家，根据赤脚医生的实际情况集体编著了《“赤脚医生”手册》，内容简单易懂，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看，一些农民看了这本书甚至都可以自己给自己治一些简单的病。
赤脚医生的药箱里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有一些如听诊器这样的简单医疗器材，几根中医用的银针，治疗一些基础疾病的药物。
但就是这样，农村新生儿死亡率从30%降到了3.7%；而且由于赤脚医生几乎是挨家挨户进行防疫卫生宣传，开的药要看到病人咽下去才肯走，使得农村传染病的感染率大幅下降，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68岁，是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1949年的35岁，到70年代末的68岁。
赤脚医生并不是什么医术高超的名医，之所以会有如此惊人的成就，除了为农民提供了最基础的医疗保障外，最重要的是让农民意识到了公共卫生以及卫生预防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常说的饭前洗手、多喝热水，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也就是这些简单的举动，特别是多喝热水，就大大降低了各种寄生虫病的感染率，比如说血吸虫病。
新中国基本消灭为祸千年的血吸虫病，除了防疫机构对环境进行改善以外，赤脚医生在农村宣传卫生预防措施和政策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除了血吸虫病以外，当时赤脚医生还战胜了疟疾、鼠疫、霍乱等多种传染病，这也是中国人均寿命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
由于中国赤脚医生的成绩过于出色，相关实际很快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的经验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医疗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几位学者专门跑到中国拍摄了一部关于赤脚医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并在全球掀起了“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世界卫生会议，赤脚医生首次登上世界舞台。
1976年，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覃祥官代表中国参加世卫组织相关会议，覃祥官还在会上作了《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赢得了各国代表的喝彩，世卫组织称中国赤脚医生创造了“人间奇迹”。
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今天虽然已经没有了“赤脚医生”，但是赤脚医生的作用和影响依旧还造福着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国现代化的医疗体系、预防政策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赤脚医生”的经验。
当初规模庞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也为中国培养出了很多名医，比如著名的工程院士、感染病专家李兰娟女士就是赤脚医生出身，还有中医专家王烈泉、乔振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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