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母亲，第一个画面依旧是同一个画面，就像墙上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去除的污垢，除非把那一层墙扒掉，清晰可见的那一层由墙面剥落而下的“伤痕。”
即使我有手机，我与母亲也鲜少通话，无非都是同一主题，回忆过去，能聊的未来也离不开交男朋友，结婚，生孩子。
我曾经对她说过很多笃定的话，却不久之后就立即变卦，当我问她，结婚想要多少彩礼时，母亲说，只要那个男人对你好，为人正直善良，彩礼不需要都可以，还说帮我带孩子。我说如果我嫁去国外呢？她就说，那没事儿，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实在不行了自生自灭。”
而今天，我三十岁依旧单身，偶尔问我，“还问我彩礼想要多少呢，现在呢？”对于我无法建立亲密关系这一问题，她的理解是，“你眼睛长在头顶上了？”我一直相信鲁迅先生曾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经历过的感情无一例外地“朝花夕拾。”我也搞不懂，为何昨夜之前还爱到骨髓里的人，觉得毕生就是此人的笃定，却在黎明到来之际被瞬间抹杀，变为否定，接着就是漫长的逃离。
无疑，我逃到了天南地北，换掉手机号码，只为了不再被人找到。
我也曾追根溯源，为此怀疑自己是否得了精神病，为什么就不能同身边的女孩们一样，谈一场像样的恋爱。
我曾同母亲戏谑，“我不适合结婚和要孩子。”“你就是脑子有病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是不想结婚生孩子的。”母亲的世界，是那一方四面环上的土地，我们为此辩论到青筋暴起，我想让她知道，每个人的活法都不同，独身，结婚生子，都是一种选择。没有好坏，对于每个人而言，好坏由自己去判定。
母亲不解，为何你就不适合结婚，我的回答让她不停地骂我不正经，当然，我们通常辩论都是笑到天崩地裂。
我还故意问她，“你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群体，叫做LGBTQ的吗？”其实我给她讲这些并非觉得她会真的理解我的现世价值观。
我承认一开始我是真的跟她辩论到气得挂掉电话，而我们总是如此，我知道，母女如果布里克道歉，就会失眠。
我曾经想象过母亲不在的情境，我想知道未来的我如何面对，会不会哭，毕竟，八岁那年，父亲离开的时候，我依稀记得站着，全然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我听母亲说，那是因为我太小，根本不知道怎么表达感情，也不知道痛是什么。
我想，也许她忽略一点，父亲，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有跟他说过一句话，喊了几句爸爸虽然不记得，却可以肯定的是，很少。
父亲作为建筑工人，跟着建筑队天南地北的跑，家中的一切均有母亲操劳，其实，如果一家人团结努力，相亲相爱，或许，我会在母亲打电话问我的时候，我会准确的说出他的墓地位置。
想象，是我获得父爱的唯一途径，我在幻想的世界里改造了一个慈父，他从来不酗酒，勤奋顾家，他从不任何人暴力相向，是温柔善良的男人。因为他长得慈眉善目的，深得外人称赞。而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所有的尖牙利齿，一切刻薄的矛头都指向了他最亲近的人。
那一年，依稀记得，我与母亲去学校报道，在此之前，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上户口，于是母亲说，你要不要给自己改个名字，此前，没有跟随父亲的姓氏，我现在依旧有点跟耿于怀，父亲，他连名字都不给我取。
小学到初高中阶段，不知如何形容，总有一朵阴郁的云始终跟随着我，后来所在梦中见过的父亲，是现实中我想象的模样，多好。做梦。多残酷，现实。
母亲，我讨厌过，但我们是何其的不同，性格却如同复制粘贴的文本，无一需要修改的地方，一个字，倔。所以，我既无法让她理解我，她也不能让我完全理解她。
唯一不同的是，我学会了改变自己，她也在改变自己，干脆由我去吧，其实她对外人也这么说，她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看她自己吧，我们父母哪能管那么多，年轻人的世界我们又不懂。
回家的次数不多，而每次回去，都觉得母亲仍旧把我当做一个小学生，我觉得挺好的，一直做个孩子。
她偶尔也会说，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归宿，我会死不瞑目的，我也想要彩礼钱啊。（她笑得很大声）“那您就别指望了，是叫您自己不多生几个女儿？”“哼，你一个就够我累的了。”
有的时候打电话，我直接用英文或者泰语跟她打招呼，她就会一本正经地乱讲“鸟语。”接着，近乎哀求的语气：找个男朋友吧~~~，能谈得来就好了嘛。我就会立马大声地回应：好的咧，找着呢。一个学会了敷衍，一个学会了一秒钟识破。其实，她也就说说而已，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决定的，即便是别人给出了一万条建议，最后做最终决定的还是自己。所以，人只能改变自己，母亲，她在改变我也在改变，我们都在尽力让自己不去操心别人的事情，专注自己的生活。
我知道，我们辛苦，年幼的我亲眼目睹她崩溃痛哭跪倒在地过后，拍拍膝盖，擦干眼泪，坚毅重新定格在她的脸上，“走，回去做饭。”
如今，我终于有所体会，成年人的崩溃（哭），不超过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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