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大批爱国青年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抗战洪流。这道黄土高原崎岖道路上的独特风景，反映了那个年代进步青年的时代追求和精神风貌，给当代青年人生选择留下许多启迪和思考。
在蜿蜒山路上向延安进发
数万爱国青年奔赴延安
抗战时期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主要是在1938、1939、1940这三年多的时间里，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包围，再想去延安相当困难。1943年12月底，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介绍：“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此外，有少部分大学生，硕士、博士则凤毛麟角。
从地域来源看，到延安的爱国青年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有，还有不少侨胞从海外奔赴延安。相比较而言，东北、华北等沦陷区来的青年稍微多一些。1939年7月女大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来自21个省，以河南、四川、江苏、湖北等省最多。
从家庭出身看，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占80%以上，出身工人、农民家庭的不到20%。从家庭经济状况看，中等收入以上的也占总数的80%以上。
从人员类别看，有东北沦陷区青年，也有来自平津课堂的青年；有国统区青年，也有脱离国民党阵营的三青团员、青年党员或特工人员。
在抗战前两年，经西安八办进入延安的南洋华侨青年有650多人。有个新加坡青年侨胞叫吴醒柏，是家里的独生子。他不愿做亡国的华侨，决心回国抗战。其父疼儿心切，不让他出来，可他不顾家庭阻挠，偷跑到香港。其父乘飞机追到香港，答应他一切条件要他回去，可他还是坚持来到西安，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和五六十个青年一起步行到了延安。
当时，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二是参加延安各学校的招生考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南京、重庆、兰州、武汉、桂林、香港等多个地方设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有的叫通讯处或交通站。通过这些办事处或当地党组织或一些个人的介绍，可以到延安。作家艾青就是由重庆八办介绍去延安的。建国后担任过罗瑞卿秘书的王仲方，1937年时16岁，正在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读二年级，经过其父亲的学生李克农，取得董必武给罗瑞卿的介绍信，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此外，为了和国民党争夺青年，吸引人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办的一些学校，比如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开始向全国招生。这些学校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广告，或者在电线杆上张贴招生启事。以抗大为例。当时，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革命青年来者不拒，抗大的招生广告要从延安一路贴到西安。四川姑娘李莫愁就是在报上看到陕北公学、抗大招生的广告,相约同窗好友共9个人，于1938年春节过后启程奔赴延安的。到1939年底，抗大共招收了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青年16144人。当抗大招生名额满了以后，从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上，又贴了“抗大停止招生”的消息，但还是有很多青年徒步走来。
1938年4月，陕北公学、抗大、鲁艺、安吴青训班等学校还派来干部，租用西安市七贤庄7号院，同西安八办一起成立招生委员会，共同担负招生青年的工作。办事处在毗邻的革命公园等处租赁房屋开设招待所，对没有路费的青年给予补助。
对于有介绍信的青年，西安八办会尊重介绍人的意见，安排进入抗大、陕公或鲁艺学习。那些没有介绍函件，自己来投考的青年学生，一般先送泾阳县安吴青训班，边学习边审查。
全国各地不同方向的青年到西安后，几乎都要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特设学生股，负责接待、审批、组织赴延青年的工作。他们每日在接待室与学生谈话，指导填表。有党团组织关系的青年学生，还要在另一个小会客室转换组织关系，要转入延安的，由八办统一转告。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办介绍去延安的爱国青年就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
爱国青年到延安的线路为：西安—三原—富平—耀县—同官（今铜川）—宜君—中部（今黄陵）—洛川—鄜县（富县）—甘泉—延安。当时，国民党当局在沿线设立各种名目的关卡，阻挠迫害青年进入延安，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沿线设立兵站、接待站、商店，保护青年安全过往。
在大力宣传和招生下，1938年夏秋之间，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诗人何其芳在这年11月6日夜创作的《我歌唱延安》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乘卡车奔赴延安
“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偏居西北黄土高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为何那么多青年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呢？
抗战时期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内在动因，正是其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七七事变后，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他们的爱国心被强烈激发。为了拯救被日寇蹂躏的祖国，他们虽地域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却有共同的追求和目标，因此不惜舍弃一切奔赴延安，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让爱国青年看到了救国的希望。七七事变后，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参加报效祖国的工作，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在这里却没有得到回应。而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高举起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大旗，主张建立统一战线。尤其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战、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他们从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和各自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表现，吸引着爱国青年心向共产党，心向延安。在青年们的心中，“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夺和优待。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各地区和军队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同时，中央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像与敌人争夺国土那样，竭尽全力地源源不断地向延安吸收和输送革命青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在抢，抢慢了就没有了。”他还说，“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毛泽东也说，“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措施吸引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储备革命人才。当时，抗大新生每至百余名，毛泽东就亲自接见，鲁艺美术系两位教师申请入党，他也特约面谈，可见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此外，对青年知识分子政治上充分信任，组织上大胆使用，生活上尽量照顾，为他们施展才华创造了条件。
从1937年到1941年，有许多中外记者和友好人士访问参观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他们把在延安和边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受，特别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雄才大略、领袖风采，介绍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们。中国共产党也利用自己在武汉、重庆的《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等报刊，积极宣传报道自己。宗政文等6个上海青年学生就是在偷读了《西行漫记》后，结伴离家出走，去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
以上因素综合起来，强烈地吸引众多热血青年“朝圣”般地从四面涌来。他们在诗中说：“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他们表示“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所以，当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目睹时隐时现地行进在蜿蜒山路上向延安进发的青年队伍时，由衷地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用信仰理想克服困难与挑战
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大多是从各地来到西安再转赴延安的。大都要经过两道关：一是遥远路途的严峻考验，一是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
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大都详细地讲述了各自奔赴延安的艰辛，他们坐轮船，坐火车，坐汽车，坐马车，步行，换了多种交通工具，不少人还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和炮火的袭击。
最大的障碍是国民党的重重关卡。起初，爱国青年去延安，国民党方面并没有什么障碍。但是到1938年秋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唯恐共产党做大做强，在国统区通往西安、延安的路途上设置重重关卡，拦截和阻止革命青年投奔共产党。他们在盘查时只要觉得此人可疑，就立即扣押、关进集中管，甚至强迫充当特务。作家魏巍在描述自己奔赴延安的艰险经历时说：“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到并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去。”作家艾青当年从重庆经宝鸡至延安，路上更是经历了47次盘查才到陕甘宁边区境地。
起初，西安八办直接用车送爱国青年去延安，以后人多起来，汽车运送已不可能，绝大部分靠步行。国民党开始阻挡后，西安八办就给青年们发放以十八集团军名义开具的护照，后又让他们穿八路军军装，佩戴八路军臂章符号，每三五十人组队，指定班长率领前往延安。但是，国民党还是在去往延安的途中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同官、中部、洛川等7处关卡，拦截手段十分恶劣。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到1942年期间，被截扣赴延安的男女青年就有2100多人。这些青年被送到西北青年劳动营（即集中营），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被打死或活埋。在这种情况下，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是最好的考试。”
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七八百里路迂回崎岖。少数人能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是步行，一般需要十几天。在千沟万壑、蜿蜒起伏的黄土高原上行走，对于大多数过惯城市生活的青年来说，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在冰天雪地的冬天，穿着臃肿的棉衣背着背囊行走，不久就会湿透棉衣，但稍一歇息，西北风一吹又浑身寒冷。在酷热难熬的盛夏，顶着烈日走在发烫的黄土路上，行进也很艰难。有时还要经受狂风暴雨的洗礼，忍受饥饿甚至疾病的困扰。但是，为了追求抗日救国的真理，爱国的知识青年们甘愿付出他们的汗水、鲜血乃至生命。一位名叫樊成的广东青年，在来延安的路上不幸病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执着地把头朝向延安的方向，双手抠进黄土地，艰难地爬行了28米，最后倒在了通往延安的路上。
对于那些来自于南方的爱国青年，尤其是来自于东南亚的华侨青年来说，到达延安后，第一个要适应的就是延安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物质条件，比如，南方人习惯于吃米饭，而延安只有小米；南方气候湿润，延安干燥，等等。此外，还要尽快适应延安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
但是，困难再大，也挡不住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脚步。一到延安，到处可听到歌声笑声，到处都显得生气勃勃，令他们轻松愉快，奋发向上。他们的到来，不仅为革命队伍增添了大量新鲜血液，也使延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灰色狭小的古城，焕发出年轻的光彩。可以说，当年从西安到延安的蜿蜒起伏的700多里山路，就是一条爱国青年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
绚烂青春永载史册
爱国青年到延安后，中共中央非常喜悦，十分欢迎，量才使用，分配了相应的工作。他们有的宣传抗日、唤起民众，有的从事文教、科研、卫生等技术工作，还有的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在不同的岗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总体看，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为中国共产党储备了夺取革命胜利的宝贵人才，为以后改变国共对垒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奠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格局与管理体系，影响至今。
爱国青年的延安岁月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一生。1923年出生的夏森，1938年奔赴延安，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抗大学习。她孜孜以求，锻造淬炼，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此后，夏森始终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铭记在心，始终胸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将革命的初心使命深深镌刻进生命的轨迹。多年来，她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累计捐出积攒下来的202.3万元，资助陕西省丹凤县、江西省上犹县贫困家庭学生上学、改善贫困乡村学校教学条件，她设立的“夏森助学金”已资助182名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98岁的夏森坐着轮椅上台领奖，郑重为她佩戴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
（作者：孟俭红 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