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汉末的历史上，最早是沮授给袁绍提出的一个战略规划。
《后汉书·袁绍传》：
沮授说绍曰：“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官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然而这句话在《三国演义》中，却被罗贯中张冠李戴给了曹操，大概是因为“挟天子”一词颇有些不敬的意味，用来“黑”一下曹操正合适吧。这可能是关于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战略流传最广的一个误会了。
《三国演义》里这句话被放到了曹操身上。
然而关于“奉天子以令不臣”更大的误会却不在于此，在很长的时间里，在三国爱好者里，甚至在学界，很多人都只看到了曹操这个战略的成功之处，更有甚者把它视为曹操能够崛起的关键性条件，这样的看法显然都是一隅之见，有失偏颇的。
曹操固然从“奉天子”中获得了大量的政治利益。但是，曹操之所以能够在汉末群雄争霸的舞台上脱颖而出，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另外，这个战略还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只有一分为二地看待“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个战略，才能正确地理解曹操集团的崛起和成功，才能更好地认识作为一代政治家的曹操。
如何理解“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作用，影响到怎么认识曹操的崛起。
一、“奉天子以令不臣”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早期的“挟天子”者无法“令诸侯”
客观地说，早期的“挟天子”者，实际效果都不理想。达不到“令诸侯”的目的不说，如董卓者还成为众矢之的，反而变成了天下诸侯共讨的对象。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在宦官和外戚两败俱伤的情况下，掌握了东汉政府，取得了“挟天子”的政治地位。然而这立即激起了关东诸侯的强烈反对，他们以袁绍为盟主，以军事手段和董卓直接对抗。这场声势浩大讨董军事行动，虽然因为关东诸侯各自心怀鬼胎草草收场。但是却也极大地震慑了董卓，董卓不得不“徙天子都长安”来避其锋芒。
董卓乘虚而入“挟天子”
最后，董卓死于忠于汉廷的王允运作下离间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类似董卓这样没有足够的威望的军阀，仅仅依靠暴力手段“挟天子”。不仅无法实现“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反而还会把自己变成众矢之的，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董卓没有运用好这把“双刃剑”，继董卓之后的“挟天子”者“弄剑”的水平显然更差。凉州集团的李傕郭汜，“白波贼”杨奉等人相继“挟天子”，但依然无所作为。
“挟天子”是把双刃剑，董卓等人没有用好。
以上诸人都曾经成功地“挟天子”，但是根本无法“令诸侯”，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既成事实来看，我们依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挟天子”和“令诸侯”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在自身威望和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挟天子”反而可能变成一种政治负担。
（二）袁绍没有“挟天子”，并非完全是因为其“短视”
有了上面的结论，我们再来审视袁绍对待其谋士多次提出的“挟天子”的态度，就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地认为袁绍不纳其言，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其实，袁绍很早就认识到了“挟天子”的作用，早在初平二年（191年），袁绍就准备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和董卓所挟持下的献帝分庭抗礼，此事因为刘虞不受而作罢。
袁绍对“挟天子”的作用不能说完全没有认识。
初平二年，冀州从事沮授就建议过袁绍：
“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 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
如果说当时袁绍考虑到自己的实力稍显不足，没有接受“迎大驾于西京”建议的话。等到袁绍击败公孙瓒，雄踞四州之地，成为天下实力首屈一指的霸主之后，面对沮授再次提出的“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的建议，依然无动于衷，显然是有其他方面的顾虑。
袁绍至少有三方面的顾虑
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袁绍的想法。一是因为袁绍方面和以刘协代表的汉室，其实存在很多的“过节”，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展开。简单地讲，袁绍曾经有议立刘虞的事情，甚至还质疑过汉献帝皇子的身份，这就显示了袁绍对于汉献帝的极度不认同，如果再次迎奉汉献帝，实在很难想象在邺城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第二，按照袁绍自己的说法“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 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应该说，袁绍的这种考虑并非无稽之谈，汉献帝毕竟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身边还有相当的“死忠”，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种掣肘的问题其实曹操后来也遇到过，并引起了不小的危机，这一点我们还会在后文中做详细分析。
袁绍的处境和曹操不同，有些想法也会有差异。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袁绍当时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自帝的想法已经萌生，这件事的明证就是“耿苞背锅事件”。袁绍曾经密令主簿鲍耿为自己称帝寻找祥瑞，制造舆论。当耿苞提出“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之后，袁绍满以为舆论造势已经成功，结果没想到自己的部下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几乎一致反对，并且都说耿苞妖言惑众，应该处死。袁绍这才发现情况不对，只能把锅甩给鲍耿，杀掉他来消除影响。
袁绍想要称帝，必然面临汉帝法统转移问题。这是古代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不妨再加以说明。秦末汉初之际，整个社会面临承秦和张楚的困局。项羽立义帝以张楚，并且把楚帝置于和秦帝对等的位置。项羽这个做法，本来尚属高明。按照这个逻辑，只要楚帝之位一旦空置，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上位，这样就完美地解决了承秦和张楚之间的矛盾。但是项羽操之过急，用杀掉义帝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引起天下人共怒，也给了刘邦号令天下诸侯共讨的机会。
袁绍内部对于是否迎献帝，也有分歧。
袁绍如果迎奉汉献帝，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汉献帝在自己手里，如何对待汉帝，以及如何处理汉帝和自帝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袁绍方面其实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袁绍自己是比较倾向于“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这种方案的，而这和迎奉献帝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毕竟袁绍只能站在兴平二年（195年）往后看，我们如果以事后成败的角度，来一昧批评袁绍不纳“挟天子”的建议是“短视”的话，未免较多先验主义色彩。
只能说，袁绍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是在他的评估之下，觉得“挟天子”是弊大于利的。
另外一方面，汉献帝到了曹操手里，被充分利用。曹操从中获取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可能这确实也是袁绍所没有预计到的。
（三）从“挟天子”到“奉天子”，曹操显示出高人一筹的胆识和政治才能
相比起袁绍的踌躇犹豫，曹操在“奉天子”这个问题上，确实表现出了高人一筹的胆识。曹操有“奉天子”想法，可以追溯到他取得兖州之初。
《三国志·董昭传》：
“时太祖领兖州……昭为太祖作书与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各随轻重致殷勤。杨亦遣使诣太祖。太祖遗杨犬马金帛，遂与西方往来。”
《三国志·钟繇传》：
“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
早在兖州时期，曹操自己的情况都还算不上稳定，就积极和汉廷取得联系。并且还一度面临河内张扬的阻挠，当时控制汉廷的凉州李傕郭汜一开始对曹操也持抵触态度。
曹操在这些困难面前，通过各种资源，运用各种手段，终于打通和汉廷的联系，这就已经显示出“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按照方诗铭先生的理解，虽然是毛玠最早向曹操提出“宜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但是并不能把这样的战略就完全归功于毛玠，而是曹操自己早有“此志”，毛玠的建议“正中下怀”而已。结合起曹操早年在兖州的动作，再佐之袁绍对待汉献帝的态度来看，方老的这番论述，确实是精彩而又洞彻的见解。
曹操主动和李郭二人控制下的汉廷恢复了联系
在突破种种障碍后，曹操终于“遂与西方往来”，为以后“奉天子”准备好了条件。
但是曹操阵营内部，对是否“奉天子”的问题，也存在很大争议。当时就有“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这样的反对意见。客观地讲，这些意见并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是由于荀彧和程昱等人的力劝，同时曹操也展现出高人一筹的胆识，做出了“奉天子”的重要决策。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曹操之所以有“奉天子”的举措，也并不全然是其“远见”，而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他区别于袁绍的地方。据《后汉纪》记载，琅琊王刘容弟刘邈在初平四年曾经到达长安，并在汉献帝面前盛赞曹操是汉室忠臣。相比起当时诸侯对汉献帝不闻不问，曹操的一系列行动，确实也说得上“尊汉”。另外汉献帝当时在“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情况下，其实也是无处可去。投往曹操处，其实也是双方共同的选择。
曹操很多情况和袁绍不同，“奉天子”还有一些现实原因。
然而，曹操的“奉天子”之路，却并不顺利。
二、曹操颇费周折的“奉天子”之路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其既定战略，但是曹操迎奉汉献帝之路，却并不顺利。曹操最终能迎奉汉献帝至许昌，将他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除了曹操自身不断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些历史偶然的因素。
前文已经谈到，早在兖州时期，曹操就积极跟李傕郭汜控制下的汉廷取得联系。然而曹操的“操作”远远不仅限于此，在取得和汉廷的联系以后。曹操还派遣自己的心腹王必前往长安，这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史书没有记载王必在长安的具体活动，但是《后汉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侍中杨琦，黄门侍郎丁冲、钟繇，尚书左丞鲁充，尚书郎韩斌，与傕将杨奉、军吏杨帛谋共杀傕，会傕以他事诛帛，奉将所领归汜。”
这里出现的丁冲是曹操的老朋友，而钟繇则是后来曹魏出镇关中的关键性人物。这件由上述人等策划的联结杨奉以刺杀李傕事情，和王必那次出使长安，有没有什么联系，其实是引人遐想的。
虽然这次密谋失败，没有杀掉李傕，但是李傕的实力却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再加上后来李傕郭汜自身矛盾激化，逐渐无力控制汉献帝。最后两人还愚蠢地同意汉献帝东归洛阳，这就给了曹操可趁之机。
荀彧是曹操下定“奉天子”决心的关键性人物。
曹操能最终完成“奉天子”的行动，还有两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袁绍放弃了“挟天子”，从汉献帝东归洛阳的线路来看，他们先是从长安出发，达到弘农郡的华阴，然后再转向河东郡的安邑，接着出箕关，才最终到达洛阳。河东郡和河内郡都靠近袁绍的地盘，河内郡的张扬更是半依附于袁绍。如果袁绍出手拦截，就绝对没有曹操什么事了。
另外一个因素则是曹操“手中有粮”。献帝到达洛阳之后，处于杨奉的控制之下。曹操“闻其（杨奉）兵精”，没有十足的把握吃下杨奉。但是杨奉的问题是严重缺粮，而没有粮食就无法维持东汉政府。在董昭的运作下，曹操两度抛出粮食这个诱饵，并且还吹捧了杨奉一番，表示自己没有染指东汉政府的野心。同时曹操还欺骗杨奉说，只是让献帝暂时移驾鲁阳，因为那里运粮方便。鲁阳并不是曹操的根据地，杨奉因此放松了警惕，在粮食的诱惑下，终于同意了。等到献帝车驾启程，就不带刹车的直接奔向许县了，杨奉发现上了曹操的当，但是也悔之晚矣了。
曹操有粮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曹操从兴平二年（195年）疑似通过丁冲等人策动杨奉反李傕，到建安元年（196年）终于从杨奉手里“骗”得汉献帝，历时整整一年有余，应该说这个过程颇费周折，并不容易，甚至还有些运气的成分。
三、一分为二，全面地看待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作用曹操将汉献帝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这个已是历史成论。本文无需在这个问题上赘言，只是想就过分夸大“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作用，做一讨论，以求教于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胡三省曾有过评论“操之所以芟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许，屯田积谷而已”。应该说，这样的看法才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在胡三省的意见中，“屯田积谷”是位于和“奉天子”同等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如果曹操当时没有充足的粮食这个优势，也是无法诱动杨奉的。
曹操“奉天子”初期，还是比较“尊汉”的。
在曹操集团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天子的旗帜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难看到，曹操宛城收降张绣，张绣主要考虑的还是投靠谁的好处较大；官渡之战曹操战胜袁绍，主要因素还是荀彧总结的“四胜”，以及袁绍阵营的内部矛盾；刘琮举荆州投降曹操，则是曹操携官渡之后统一北方的余威，这些显然都还是曹操集团自身的实力使然，不能全部归结于“奉天子”的作用。
官渡之战，“奉天子”不是决定性因素。
“奉天子”的另外一个作用是，在曹操周围笼络了一批“拥汉”的人才。在曹操事业的初期，这部分人的利益和曹操的利益高度重合，双方尚能通力合作，铲除割据的群雄。然而随着曹操的事业不断获得成功，双方的矛盾就开始显现出来了。这种矛盾到了后期，不仅成为曹操政治上再进一步的绊脚石，还给曹操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曹操从“汉相”到“汉贼”角色的转变，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负面效果开始显现的产物，这其实也正是当初袁绍所忌惮的局面。建安四年（199年）的衣带诏事件，建安十七年荀彧被迫死，建安十九年伏完事件，建安二十三年吉本在许都谋反，建安二十四年魏讽案。这些都可以说是曹操控制天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窘迫情况甚至和当年董卓有相似之处。而这一点又往往成为曹操的政治对手刘备和孙权用以攻击他的地方，比如赤壁之战前，周瑜就给战争定位于“为汉家除残去秽”。
“奉天子”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渐显现
田余庆先生就意识到了曹操的这种窘迫之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曹操利用“奉天子”策略，成功地剿灭袁术和袁绍这种欲自王自帝的割据者，但是也限制了自己，使得他最后也只能“吾为周文王”。所以田老会说“这只绕树而飞的乌鸦就是曹操自己”，“奉天子以令不臣”是一张时代的罗网，网住了其他的割据的群雄，最终也会网住曹操。
曹操自己也无法逃脱这张时代的罗网
结论经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是一个具有深刻时代内涵的战略，是一把双刃剑。早期的“挟天子”者，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威望，于民于国无功，妄动神器只能举剑自戕。袁绍在对待这个问题时，显然还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并不能站在事后成败的角度一昧批评是他的“短视”。就曹操而言，他的情况和袁绍并不相同，“奉天子以令不臣”是他由来已久的策划，经过了很多周折才得以实施。在曹操发展的初期，这个战略有力地推进了他的事业，然而等到他的事业到达一定高度以后，这个战略又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的绊脚石和掣肘，再次显现出“双刃剑”的本色。我们无意于否定“奉天子以令不臣”这面政治旗帜对于曹操的巨大作用。但是我们更应该客观地来理解曹操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曹操是汉末唯一成功运用了这把双刃剑的人。正确全面看待这把“双刃剑”的作用，则更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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