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本兴
“邦”系古代诸侯封国之称，后又泛指国家之谓。甲骨文邦字从田，上像从某种农作物的枝杈之形，参见图一。说文云：“邦，国也，从邑丰声。”王襄先生《殷虚书契类纂》谓此字为“古邦字”王国维先生《史籀篇疏证》谓：“殷虚卜辞云：‘贞勿求年于邦土’(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47例)，邦字从丰、田即邦字，邦土即邦社(古社、土同字，诗冢土即冢社)，亦即之国社，汉人讳邦，乃去国社矣。籀文社字从土丰声，与邦之从田，邦之从邑同义，本像一字，毛公鼎邦从土又从邑。”郭沫若先生亦持同样观点，其著《十辞通纂》70页有云：“释邦为邦甚是，然‘邦土’殆即相土也，邦音虽在东部，然每与阳部字为韵，则邦相音相近，古人之为邦土者，后人音变而为相土也。”由此可知，图一所示之卜文释为邦字是对的。
当我们认识知道了卜文“邦”字，再来识读甲骨文字“甫”，就会发现此二者之间，仅仅只是两笔斜画之差，即邦字上部有两组斜画，甫字上部只有一组斜画，其余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
参见图二，可以清晰地看到：甲骨文字“甫”字。邦与甫二者皆从田，唯上部邦者有两对斜画，甫者只有一对斜画。就像在田土上长出的草苗一样，一有四片草叶，一只有二片草叶。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对“甫”是这样说的： “从田从草，像田中有草之形，当为圃之初文，后隶定为甫。”说文以为：“甫，男子美称也”。显然此说为假借义，后人加一方框遂成为园圃之圃。所以，罗振玉先生在《殷虚书契考释》第8页中云： “御尊盖有圃字，吴中丞释圃，此作甫，像田中有蔬乃圃之最初文字，后又口形，已复矣。”此外，王襄先生释此字为：“古甫字，圃字重文。”孙海波先生认为此字是“孳乳为圃”；李孝定先生这样认为：“说文：‘圃种菜曰圃，从口甫声。契文不从口，甫字重文。’”如此等等，皆释为甫，别无异议。这样“邦”与“甫”的区别与识读也就清楚明白了。但本文还不能就此搁笔，因为，还有一个甲骨文字“惠”，很容易与之形近、混淆，必须加以重申与说明。
参见图三、图四。图三所示卜文为“甫”，与图二所示“甫’’字似乎大致相同，只是前者从田为方形，后者从田为圆形。图四所示卜文，在下方多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圆圈，释为叀(惠)，和现代汉字之惠(省心)非常形近类同，从字形结体上去观察分析，能看到二者之间演递变化的渊源关系，而且晚周金文克鼎之“惠”春秋虢叔钟之“惠”，皆与契文同。此乃少有异议。问题就在图三所示的“甫”字上，它既形近于图二之甫，又形近于图四之“惠”，于是学者们的考释分成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其一，持释“甫”的观点：王襄先生释此为甫，徐协贞先生释此为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将图三所示卜文释为甫，将图四之卜文释为惠，并按类分列。唐兰先生《天圵阁文释》32页，对图三所示的卜文释甫，图四所示的卜文释“惠”，并谓：“金文皆如此，本极易别，而诸家混之者，以罗振玉释卜文圃为圃，遂谓已有甫字，而卜辞甫叀二字用法相同，遂误认为一字耳。”由此可知，唐兰先生亦坚持释“甫”的观点。
其二，持释“叀”(惠)的观点：孙诒让先生对图三所示的卜文，认为应是“叀” (惠)。他在《契文举例》16页，很果断地说：“当释为叀，读为惠。”王襄先生《簋室殷契类纂》为谓此卜文为： “古惠字，假为鬯之异文作叀，形近相假。”叀鬯是否形近相假不在本文讨论之内，但释图三所示卜文为“叀”观点鲜明。此外，余永梁先生《殷契文字续考》亦释此为“叀”。
其三，持“合二为一”的观点。即认为图三、图四所示卜文皆为“叀”(惠)字。代表者有唐兰先生，他认为，图三所示卜文为早期之叀，图四所示卜文为晚期之叀。此外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亦将图三、图四所示卜文合在了一起。
持以上三种观点的学者皆各执一词，难以一致。我们常说忘记古人，就难以知道今人，抛开今人就难以理解古人。所以，结合今天的现代汉字来看，图三之甫与图二之甫，只是从田的方与圆之不同，释为甫是对的，而且从具体卜辞的词义也可证实这一点。图四相较图三的卜文多一个“小圆圈”。也就更接近于现代汉字的“惠”。而且卜辞词义也证实其用字为“惠”。很清楚，图三的卜文“甫”既形近图二之甫，亦形近图四之叀(惠)，但它毕竟属“甫”，应作甫用。仅是字形上之争议之点、也即是易混淆、难于辨别的问题上。予建议在今日书法、篆刻创作中，可以权且弃图三之“甫”而不用，有图二之“甫”与图四之“惠”已足够了。予出版编著的《甲骨文字典》就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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