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一天，时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
“大炮仗？”邓稼先立刻意识到这是指爆炸原子弹，心里咯噔了一下，随口便说，“我能行吗？”
图：钱三强、邓稼先
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专家，这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核工业是一次重大打击。有些外国媒体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核工业已“处于技术真空状态”，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面对这一局面，中央领导人下定决心，自主研制原子弹。
为了铭记苏联撕毁协定的日子——1959年6月20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被确定为“596”。这个名字，见证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制造核武器的决心。而钱三强成为596计划的担纲人之一。
启动人才
自主研制原子弹
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原子弹攻关，二机部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代号为九所，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
重任再次落在了钱三强的身上。
刘杰 时任二机部部长：
整个核武器开始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启动人才，人才的启动，关键就是钱三强。
想要自主研制核武器，首先要突破的就是理论难关。当时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有一位核物理理论研究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邓稼先。
图：杨振宁（左一）邓稼先（中）
此前，邓稼先曾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且，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修满学分，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10月，邓稼先回到国内，投身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新中国核物理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
1959年，钱三强推荐邓稼先加入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隐姓埋名，痴心于“大炮仗”的研究。
图：左为彭桓武 右为王淦昌
同时，钱三强又将自己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和彭桓武推荐去担当重任。王淦昌接受任务时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彭桓武则说：“国家需要我，我去！”
短短一年时间，钱三强便将邓稼先、周光召、王淦昌、彭桓武等105名专家学者团结在一起研发原子弹。在后来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称号的23人中，有7位是由钱三强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第一线的。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极度困难的时期，吃饭都成了问题。原子能科技战线上，许多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都不正常，钱三强担心不已，却也束手无策，只能寻求领导人的帮助。戳视频，看详情！
神秘的放射源
尘封十二年后重见天日
在钱三强不断给核武器所推荐人才的同时，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依然承担着原子弹研制所需要的各项材料研制工作。
画面上这位老人名叫王方定，在核武器所成立之初，就被钱三强推荐到那里，那时他还只是一个30岁的助理研究员。
1960年，核武器研究所将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任务交给他，让他回到原子能所完成这项任务。
对原子弹来说，点火中子源就相当于点燃炸弹的雷管。当时点火中子源的研制方案设计了三条路径，为了保证进度，钱三强让王方定负责其中之一。
然而正式开始工作后，王方定就遇到了难题，做实验要有放射源，而且需要的量不小，找不到怎么办？王方定只好去找钱三强。
王方定 中国科学院院士：
钱三强想一想，他说我有。他就从他办公室的铁皮柜里拿出东西。他也真不怕放射性，就把十几个瓶子拿出来，他说我这个里头有你要的东西。
钱三强拿出的小瓶子里装着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
这么珍贵的材料，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这还要从1947年说起。
当时，钱三强正准备从法国回到中国。临行前，他来到小居里夫妇家中，向老师道别。
小居里夫妇既为钱三强的研究生涯感到惋惜，又佩服他报效祖国的决心。约里奥先生告诉他一些关键的试验数据，小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钱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
一语成真，12年后，在中国核武器事业研制的紧要关头，正是这瓶来自法国的、封存多年的碳酸钡镭标准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经历了三个寒暑的反复试验，经历了多次失败，王方定的团队终于在1963年底，制成了4个合格的点火中子源，送到了西北核武器试验基地。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但在钱三强的部署下，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
与此同时，核武器研制的其他相关产业也捷报频传：
1962年12月 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产；
1963年8月，衡阳铀水冶厂投产；
1964年1月，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合格产品；
1964年春节期间，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解决了核部件铸造中消除气孔的问题。
重新出发的中国核武器工程，在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下，在钱三强等科学家的主持下，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原子核武器工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工人，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至此，万事俱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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