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璇
●“枕”河而居的苏州人，在时光中将这一首首诗孕化成专属于苏州独特的文化风尚和生活范式
●“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是古代苏州极具美感的鲜活的生活场景；“清芬拟入芝兰室，博雅如游书画船”，运河岸旁星星点点的书画船是江南文人诗性人生的一部分
●“不时不食”“精益求精”，以至于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发展浪潮中，演进为敢为人先的“苏州精神”
“杏花春雨江南，骏马秋风冀北”，冀北和江南，千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种样式。如果说，北方中原文化是几千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出来的礼序文明，那么，江南文化则是从位于世界之巅的青藏高原渊源流淌出的长江涵养出的诗性文明。长久以来，歌咏江南的大量文学作品构筑了中国人想象中的“江南”意象。以至于很早以前，就有人将江南比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入眼秋光尽是诗”，熬过了入夏以来持续四十多天的高温酷暑，苏州城，这座最具江南意象的城市终于要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丹桂飘香、残荷听雨，“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苏州和姑苏之间往往只差一阵清凉的秋风。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中国国家地理》为苏州做了一个专刊，题目叫“江南腹心 绝色苏州”。对于苏州这样一个城市来说，这八个字并无溢美之意，是苏州自古以来作为“最”江南典型例证的一种美好表达。
两千五百多年前，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科学选址，将古城建造在自然禀赋优秀的地理位置上。苏州城西是太湖和丘陵山区，东面是水田纵横的平原沼泽地带，整个古城环境西高东低，众水绕城，东流入海。“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水城的格局，是由以太湖为源头和大运河为骨干的江南水系将星罗棋布的湖泊河荡和纵横交错的水巷河道连成一片，从而形成的一片举世无双的水乡世界。黄金水道的运河水系、水乡古镇风貌水系、三横四直的城内水系以及逐水而建的园林水系，各类水系结构交相辉映，融汇合璧，形成了一组世界上罕见的东方水城风貌图。
大运河之于苏州，意义重大。
首先，它与太湖、长江以及苏州所处的江南自然水网共同构成的资源优势，为苏州作为“江南腹心”的经济繁荣孕育了丰沃的土壤。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曾说过：“隋唐时期交通相当发达，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尤为当时后世所称道。运河有不同的渠道，渠道相互连缀，可以通到许多地方。”在京杭大运河疏浚贯通之后，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苏州段承担了漕运、海内外商品运输等重任。唐宋时期，苏州是漕粮的重要产地，国家漕运十之一二来源于苏州，是“国之粮仓”。明清时期，苏州是漕粮的重要征集地和起运地。大运河苏州段还通过娄江连通长江口的刘家港，既便利漕粮海运，又便利海外贸易。因此，历史上，借助大运河，漕运和海运在苏州形成了彼此呼应的联动效应，为南北物资平衡与往来、塑形全国统一性的社会与市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正是依靠这样的水网系统，苏州成为历史上南来北往人员、物流的重要集散地和中枢地。时至今日，大运河苏州段依然是京杭大运河运输最繁忙的航道，在区域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
其次，大运河苏州段，为江南文化的交融与发展畅通了渠道。“画桥三百映江城，诗里枫桥独有名”，这是高启笔下的夜泊枫桥；“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这是风流才子唐伯虎笔下的吴中乐土。江南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其文化门类繁多，文化内涵深远，文化质量高超。而明清以来的苏州，更是江南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朝鲜人崔溥《漂海录》中有一段话：“苏州古称吴会，东濒于海，控三江，带五湖，沃洋千里，士夫渊薮。海陆珍宝，若纱罗绫缎，金银珠玉，百工技艺，富商大贾，皆萃于此。自古天下以江南为佳丽地，而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此城尤最。……阊门马头之间，楚商闽舶，辐辏云集。又湖山明媚，景致万状。”这样的繁盛光景同样也可以在清人徐扬的《姑苏繁华图》里找到。这种繁荣，得益于运河带来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社会优势。应该说，发达的水运催生了商业文明的萌芽与发展，至此，南北经济文化频繁交流，使江南沿运河地区长期成为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更是在明清时期一度成为江南文化，乃至全国文化中心城市。
第三，大运河苏州段见证了江南地区人才荟萃、科技昌明，其先进水利工程的杰出成就、水工系统、社会功能等处处体现着科学价值。范金民教授说：“在明清时期，在近代海运兴起以前，运河是全国政治信息沟通、南北物资输送、各地文化传播、全国人才交流的最重要通道。明清时期的人，凡是有一定文化的，中过举的，做过官的，可以说没有不经过运河的。”除此，大运河苏州段工程浩大、技术复杂，许多区域是在湿地或是湖荡里挖河筑堤，筑成的河堤还要经受湍急湖水长期冲刷，其难度较高。吴江塘路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这段塘路从9世纪开始修筑，屡经技术改进，经过数百年实践，直至14世纪基本定型，充分体现了江南人的智慧和毅力。众所周知，大运河苏州段环绕苏州古城而过，苏州古城内河道纵横，城垣的古城门大多设计成水陆两门并行，成为运河上的特殊工程。从现存的盘门考察，采用“抹角背水”的做法，使城防工程与水利设施相结合，这些都是江南文化孕育下的江南人所创造的杰作。另外，苏州地区河网密布、地形复杂，运河上的桥梁不仅需要沟通陆路，也要保证运河航道的畅通，每一座桥梁的设计建造，因地制宜、构造独特。如吴门桥、灭渡桥、吴江的三里桥采用拱形桥的形式，使航道畅行；宝带桥、垂虹桥所在水域水面宽广，又是太湖泄水口与运河的交汇处，因而以桥代堤，采取薄墩连锁拱桥，保证了运河水源及太湖泄水畅通，并沟通了陆路交通。根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光绪年间大运河苏州段主航道及两侧共有各个时代、各种形态的古桥梁近80座。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文化孕育下的江南人，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办法和路径，这种天人同构的理念，时至今日，依旧闪耀着智慧和思辨的光芒。
第四，大运河苏州段在古今中外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令人向往的江南文化和苏式生活范式输出和传播的不竭的动力源泉。历史上，因为有了运河，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因为仰慕、追捧江南文化而纷纷南下。戏剧大家孔尚任在《郭匡山广陵赠言序》中写道：“天下有五大都会，为士大夫必游地，曰燕台、曰金陵、曰维扬、曰吴门、曰武林。”其中三个是运河城市，而且集中在江浙两省。在江南和中原之间，这一来一往，如渔歌互答，形成了南北文化对话、交流、互鉴的主干道，有力地促进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循环通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就苏州而言，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如是说：“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能买到。”近代以来，中外贸易日益频繁，大运河苏州段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为此，1896年清政府在苏州古城东南灭渡桥外设立苏州关税务司署，管辖范围为嘉兴以北，丹阳以南，昆山以西。1900年又在灭渡桥北设立了一个水文观测站，该水文观测站连续记录的水文资料已超过一个世纪，至今仍在使用。
至于苏式生活，早已经成了江南文化的代名词。精致安逸的苏式生活充分诠释了诗性的江南文化精髓。在苏州城的历史变迁中，“枕”河而居的苏州人，在时光中将这一首首诗孕化成专属于苏州独特的文化风尚和生活范式，是江南文化人文性与生活化的典型再现，从某个角度而言，是变艺术为生活。“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是古代苏州极具美感的鲜活的生活场景；“清芬拟入芝兰室，博雅如游书画船”，运河岸旁星星点点的书画船是江南文人诗性人生的一部分。“不时不食”“精益求精”，以至于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发展浪潮中，演进为敢为人先的“苏州精神”，以至于苏州的每一个脚步都能成为范本和样板。“在这里，历史和现代交融得很好”， 两获艾美奖的Discovery频道金牌制作人和主持人ASHLEY COLBURN将之形容为“Wonders of Asia（亚洲奇迹）”，这是再贴切不过的。
曾有人说：“江南文化是一种意境文化，一种诗情文化……它蕴含在山水花木月夜晨昏之中，在雨露岚雾中缠绵，有着禅意般的美丽。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地方文化的杰出代表。”那么，清代大学问家阮元笔下的江南，则是诗人敏锐视角与哲学思辨思维之下的场景再现。“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的生产生活认知和“一勺代水、一拳代山”的园林营造理念归根结底都来源于顺应自然，来源于江南水文化孕育出的“因地制宜”的先进生态观和生产生活方式。“三吴之地，有水有园”，作为苏州城市的两张世界级文化名片，千年运河的流淌，为苏州城市建设搭建了骨架，而园林，是在这一水道体系上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建造的人类诗意的栖息场所。那么，以水为骨蕴化的苏州“园林城市”的美誉实质是苏州的城市文化基因，是根基于千年积淀的“百园之城”的概念演绎和理念传承，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这就是二千五百多年来苏州作为“江南腹心”的魅力所在和滋味源头，是“人类诗意栖居在大地上”的生动体现。
迈进新时代，深入贯彻落实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随着第四届江苏省运博会继续在苏州召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最精彩”一段的金字招牌在苏州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浪潮里将再一次绽放光彩。在千年运河的悠长文脉中读懂诗性江南的苏州表达，既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需要，又是苏州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需要，更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在“十四五”规划的蓝图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紧扣“古韵今风、熔古铸今”这八个字的要义，以文化引领、科技赋能、内容营造、场景搭建为手段，实现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标志性项目成果，配套构建“解说体系”，面向人民群众和海外友人生动讲好最精彩的苏州运河故事，助力苏州建设世界读懂江南的“最美窗口”，向世界展示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之光。
（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教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苏州分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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