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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斯是哪一年生人 陈佩斯出生于1954年

陈佩斯是哪一年生人 陈佩斯出生于1954年

陈佩斯出生于1954年,在那个时代,艺人的社会地位不太高,并且文艺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危险”。

“千万长大别干这行(演员),千万长大别干这行。”

更何况,陈佩斯打小就顽皮,在学校里出了名的不爱读书,唯独爱捣蛋和打架。思想觉悟问题,让父母头疼。

新来的老师见他这么皮,给他安排到全班最后一排,陈佩斯知道后,就和老师杠上了。

一次,老师让同学们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把手举得老高,站起来就说:“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 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回家后,陈佩斯挨了父亲一顿揍。那时父亲常年在外面拍戏,这是父子俩一贯的交流方式。

其实,陈父是新中国建国后的知名演员,因演反派“黄世仁”和“南霸天”入木三分而家喻户晓。

70年代,父亲遭到红卫兵的迫害,批判的理由让人哭笑不得:“你肯定是坏人,不然你怎么演坏人那么像。”

陈佩斯后来回忆说,每一次父亲从批斗场回来,被打得皮肉模糊的,身上的白衬衫全是血印子。“所以你想,这种名誉有什么价值?我从心里头对它非常地厌恶。”

与此同时,15岁的他也被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

从城市来到沙漠,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原本是北京养尊处优的少爷,变成了黄沙漫天里干重活的苦力,晚上窝在被窝里饥肠辘辘,挨冻受饿。

后来,陈佩斯的妻子回忆说:“他在兵团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使他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

到了1973年,陈佩斯还是决定从事文艺工作。他向家里提出,希望藉由考文工团的机会返城,他给出的理由是——城里文工团一个月发45斤粮食,能吃饱饭。

陈父再三考量,决定让陈佩斯回来考演员。

但起初的演员之路并不顺利,陈佩斯的前几次考试都没有被录取,无论是北京军区文工团,还是总政歌舞团,拒绝他的理由都差不多——这人外形太一般。

无奈之下,陈强只好为儿子去求《白毛女》中的老搭档田华。

那时正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招收新学员。“帮个忙,把佩斯收了吧。”就这样,陈佩斯作为“关系户”进了八一厂,成为了一名演员。

在那里,他认识了朱时茂。老茂浓眉大眼、英俊潇洒,而且刚凭借一部《牧马人》名声大噪,拿奖拿到手软,还上了《电影画报》和《大众电影》的封面,是那个时代的“小鲜肉”。

相比之下,陈佩斯长相显得“很不雅”,鼻子大、眼睛小、“贼眉鼠眼”、“长得比他爸爸还难看”,这样的外形条件,让他一进来只能搬道具、拉大幕、打灯火、跑跑龙套。

这样乏味的日子过了几年后,陈佩斯开始对自己的演员生涯产生了怀疑——同年进来的人的都尝试了不同的戏路,只有自己因为这张“反派脸”一直辗转于流氓和土匪之间。

他琢磨,要实在不行就改做幕后。

他开始学习怎样做导演,为此他还自己编了一个稿子《十万火急》,最后厂领导都通过了,剧组都开始组建了,结果因为自己资历不够,更上面的大领导说没有30岁以下的导演,又给他撤下去了。

直到1975年,陈佩斯的人生才发生转机。

这一年,厂里排练话剧《万水千山》,这部剧因当年邓小平复出而复排复演,在当时极受关注。

陈佩斯和以往一样,仍然被分到一个跑场的匪兵。

但舞台上的陈佩斯灵机一动,给自己加了个戏:他和搭戏的演员合计,跑路时一人回头放枪,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戏剧性。因为这种琢磨劲,后来他被“提拔”去演一个俘虏兵。

俘虏兵不过几分钟的戏,但又被陈佩斯演绎得活灵活现,引起台下人的阵阵笑声。

“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很有天赋。大伙一块说笑话,他在语言上、动作上就是比别人可乐,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资。” 《万水千山》的编剧毓钺回忆说。

发现他有喜剧天分的不只毓钺,还有台下的父亲。

父亲觉得演喜剧好,不看脸,还比演反派要安全得多,不会招来横祸,于是他鼓励陈佩斯发扬自己的优势,尝试走走喜剧这条路。

后来有人采访陈佩斯,他说父亲还说:“中国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

1979年,陈强亲自出马,带着儿子主演《瞧这一家子》,陈佩斯扮演车间主任的儿子,陈强出演戏中的父亲,这是文革之后,中国第一部荧幕喜剧。

有时候陈强就在场边看着,觉得儿子哪里演得不对,他就亲自下场教,他演一遍,陈佩斯跟着学一遍。

同时,陈佩斯也如饥似渴地吸取关于喜剧的一切。《瞧这一家子》的导演王好为曾回忆道:“他宿舍的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

就这样,在父子一起努力下,陈佩斯演完了这部电影。

谁也没想到,《瞧这一家子》让陈佩斯一夜成名。1981年,陈佩斯出演《法庭内外》,又火了。

直至后来1982年的《夕照街》,陈氏父子的喜剧电影变得家喻户晓。

1984年,《吃面条》火了后,陈佩斯从喜剧电影转向小品,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两年后,陈佩斯在《卖羊肉串》中扮演一个新疆人,他贴了一副假胡子,把一位摆路边摊的新疆人模仿得惟妙惟肖,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1989年的《胡椒面》和1994年的《大变活人》,陈佩斯两次在春晚舞台上光膀子,他也是唯一一位在春晚上光膀子的小品演员。

1990年,在《主角与配角》中,他为了当回主角,在朱时茂面前耍尽了各种小聪明,不停捣乱,把“小人得志”表演得淋漓尽致。

后来朱时茂回忆,别看他们在舞台上配合得行云流水,但台下关于每一次包袱的争论都是一场战争。“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一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他就是那么一个固执的人。”

而正是这股固执,让陈佩斯总能将最世俗的幽默搬上最大的舞台。很多人说看陈佩斯表演的小人物滑稽而不不浮夸,因为细品之后总有深意。

凭借着对喜剧的执着、拿捏到位的肢体表演,紧贴生活气息的戏剧冲突,陈和朱把小品带入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将小品带入一种别具一格的高级感。

陈佩斯还想把喜剧拍成电影,让喜剧走进更广泛的群众生活之中。

1986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八一厂,希望能得到厂里的支持,得到的回复是:八一厂不拍喜剧。

为此,陈佩斯萌生了去意。

八一厂舍不得这位好苗子,反复来劝了好几次,但陈佩斯去意已决,最后厂里威胁说:“要走可以,你要走的话,就分不到房子了。” 陈佩斯一笑:“那简单,我不要了。”

但令陈佩斯没料到的是,他低估了当时在中国拍喜剧电影的难度。

第一部电影《父与子》,陈佩斯写完剧本,发现缺一个“名分”,就像如今每部电影开头都要标注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一样,当时的陈佩斯找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结果被人家当门拒绝。“你走吧,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结果他心一横,决定自己拉投资,自己拍,可拍到一半他才得知,影片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摄。

这让他抓了瞎,当时国字辈的电影厂都不拍喜剧,后来又是父亲陈强出面,中影公司才收购了它。

《父与子》上映后,很快受到了市场的欢迎,每场票房都不错。陈佩斯趁热打铁,又拍了《父子老爷车》、《傻冒经理》、《二子开店》等喜剧电影。

80年代,国内盛行主旋律电影,宏大叙事是影视作品的主流,喜剧是所谓的“非主流”。

但一脸贼笑的陈小二,却成了为数不多能在荧幕上给全国人民带来欢笑的角色,只要他的电影一上映,票房就绝对数一数二。

之后,陈佩斯成立了“大道影业有限公司”,自己独立投资、发行电影,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集创作、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影视公司。

成立之初,恰好赶上《关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

陈佩斯制作的《临时爸爸》参与了中国电影统销统购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到第二部电影《编外丈夫》时,他只能自己拎着片筒四处求人。

“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比如票房偷瞒漏报、院线瞒大头报小头交零头——这些行为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陈佩斯当年派出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演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80%的上座率只报40%。

他对此很愤怒,但又无能为力。“我们所有的电影没有一部是赔钱的,无论是拷贝还是票房,都是当年国内电影的前三名。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挣到我们应该挣的钱。”

1997年,陈佩斯的《好汉三条半》上映,正好和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撞到一起。

起初《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势头很猛,但5天之后莫名被主流院线撤下,安排放入郊区院线。同时《甲方乙方》却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陈佩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伙儿的。

多年后他对此仍耿耿于怀,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他如何看周星驰这个人,陈佩斯说:

“周星驰的电影非常好看,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是周星驰有他自己的魅力,不然怎么会叫星爷。” 随后记者又问到怎么看冯小刚的,陈佩斯只生硬地回应了两个字:“没看。”

之后冯小刚邀请陈佩斯参加春晚,再遭陈佩斯拒绝,只留下一句:“我是一个行得正,干净的人。”

关于陈佩斯“最劲爆”的新闻,发生在2000年。

那一年,陈佩斯和朱时茂一纸公文,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缘由是对方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出版发行的VCD光盘中使用了二人在历届春节晚会上表演的8个小品。

早在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他们允许之下,私自发行售卖他们的小品光盘,陈佩斯前去讨要说法,却被几句话搪塞。

陈佩斯忍无可忍,一纸诉状将央视告上了法庭,罪名是盗版侵权。

其实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被侵权。早在1994年,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就用类似方式出版过二人的小品专辑录像带,当时二人也准备起诉,后来央视找人出面说情道歉,最终撤诉。

这次陈佩斯决定不让了。

“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我们的说法,他们依据规矩——他们的规矩,我们依据法律,所以觉得还是用法律来决定吧,看你们的规矩对,还是全社会、全世界的知识产权对。”

2001年底,在全世界的关注下,陈佩斯和朱时茂胜诉。

“我考虑过后果,但我就是受不了,我一定要发声,否则五十年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看到会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

此后,陈佩斯和朱时茂再也没上过央视。

岂止是央视,任何电视台都终止了和他的合作,没有演出,没有广告,连走穴都没有,陈佩斯几乎消失在了大众视野,多年之后再发声,他坚称自己是个手艺人而不是艺人,曝光度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试问当今的演艺圈,有几个人敢说出陈佩斯这样的话?

很多人听说后很诧异,都不太看好,连话剧圈内的人都来劝他谨慎入行。“不怕赔钱就做吧,许多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生存。“ 在中国,大部分剧场都是黑着灯的。

陈佩斯自己也明白,甚至已经估算出大概要赔36万元,但为了把这些年来所总结的喜剧理论实践一下,他横了心还是决定要做。“我当时特意接了一个黑牛豆奶的广告,赚了100多万元,就是预备着填这个戏的亏空。”

北京公演之前,陈佩斯心里忐忑不安,还悄悄送了一些赠票给北京的高校,希望来一些“托儿”。他自己“老皮老脸”无所谓,只是怕场子人太少,后台演员们面上过不去。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2001年《托儿》横空出世,120场场爆满,观众多达17万人,一票难求,在当年创造了上千万的票房神话。

当陈佩斯在全国巡演时,才发现话剧这些年在中国被“停滞”了多久——各地剧院十分简陋,舞台边就是厕所,后台一股尿骚味,连个正常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而这也更激发了陈佩斯的决心,很快他又创作了《阳台》《雷人晚餐》《戏台》,每一部话剧都能掀起一阵观剧潮。

其中《戏台》巡演3年之久,这部戏在豆瓣还有9.1的高分,大陆话剧里唯一比它高的,是老舍的《茶馆》。

2003年9月,《亲戚朋友好算账》在短短8个月里演出近60场。2004年,《阳台》巡演了70多场,最终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为教学案例。

此后,陈佩斯把对表演几乎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话剧上。

《阳台》里一场戏,他能改了十几遍;女演员十步的走位,他能推敲40分钟。《戏台》排练时,他把一个演员排崩溃了6次。

每一次演出,这边刚下场,他就拉着演员跑到后台讨论,哪儿需要修改,哪一步没走对,错了,立马排一遍。排完了,再赶下一场。

何瑜说,如果陈佩斯进入状态,他几乎24小时都想着戏。他考虑如何修改剧本,谁的表演会有什么问题,舞台上也许还差点什么。

朱时茂曾参与《托儿》第一轮演出,之后就退出了。“我吃不了他这个苦,太累,太寂寞。” 朱时茂曾问陈佩斯:“每天都要重复。同一个舞台,同一帮演员,同一句台词,同一个感觉,你不觉得很寂寞吗?”

毓钺看他一场戏演下来整个人跟水耗子似的,也心疼他。“你去演电视剧,4、5个月也就出来了。俩助理,小火锅一点,慢悠悠吃上。你干嘛非得吃这个苦啊?”

刘晓庆也劝过他:“现在喜剧综艺节目那么多,好多人都想拉他去,这些综艺一火,什么广告、电影,钱马上就来了。”

但这些话都被陈佩斯一笑了之,他觉得这样的钱能挣,但他挣到兜里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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