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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自己脱贫
一生只干扶贫
田茂琳
说起扶贫减贫脱贫之事，我作为饥荒年代状态的见证者，体验过饥寒交迫的贫困感受。陇南市扶贫办成立后，我即做扶贫工作。我放弃安逸，克制私欲，在扶贫战线摸爬滚打，即使退休后仍坚定不移地干扶贫。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国家的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效，陇南农村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群众摆脱了困扰千百年的贫困噩梦，如今正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让我打心眼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现年近七十的我，过去的许多事情模糊了，但是天理的温饱、无常的贫困永挂心间。虽然满足的安宁岁月让我过得心暖，可流年的穷苦日子难以忘怀；遥远的富裕梦现在终于实现，可艰难的扶贫岁月印记定格在心间。
贫困是恶魔，在我脑海里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它能扼住脖颈、卡住咽喉，让你动弹不得。所以我认为，不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能吃饱穿暖有房住，享受无贫困煎熬的生活才算有福。
一
儿时饥荒煎熬，祠堂碑石学读。
家境贫困如洗，返乡难以温饱。
无数个昨天悄悄过去，美好的今天含笑而来。我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陇南文县尚德镇田家坝村，家庭贫下中农成分。回想我儿时学境，祠堂作教室，土墙黑屋，窗户无遮掩，墓碑土墩是书桌，凳子自带上小学。那个时期，我的欲望简单至极：把土布衣换成洋布衣，把草鞋换成胶鞋，把土碗换成洋碗，把粗粮淡饭换成白米肉蛋，把灰黑色的土屋换成白色墙面…… 现在皆已如愿，所以我知足常乐。我从单位退休，但思想未退休；对农村减贫和乡村振兴的兴趣未减，行动步伐未终止。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多年经历过的往事和情愫，常像幻灯片一样在脑海里反复播放。
我上小学时常被评为三好生，20世纪70年代于文县一中读书。当时，母亲随生产大队的人集体上山去收麦，摔断腰成终身残疾，不能挣工分而少分粮食，父亲无力供我继续上高中，我只有回乡务农。
父亲小时读过书，当过老师和小学校长。他对我说：“当农民也是人，虽然种地辛苦，但是只要啥都会做，你就不求人，有人就会求你。做农活也简单，只要听话、人本分、有本事，忠厚老实善良，能吃苦耐劳，经得起雨打风吹就够了。如村里边发生啥事都难不住你，你就在人们的眼中有用，一辈子生活踏实顺遂。”
那时候，我正是个气盛的回乡知青。我是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父母报恩，再不吃国家回销粮，不要政府救济款，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的想法回村务农的。可是，家里吃了上顿无下顿饭的现象常年发生。困难时，野菜挖着吃光，肚子饿得眩人，压根想不出解决温饱的好办法。
现实无情，苦涩、无奈、失落、困顿、压力，使我头脑沉重得难以抬起。天无绝人之路，父辈们有智慧，找亲戚朋友帮助，用赊借办法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我曾跟随长辈们，先后去过文县口头坝、丹堡、刘家坪等高山上产粮多的地方赊借过粮。承诺的条件是春季如借一斤玉米，到秋季时还一斤二两大米。去借粮的山路有三十多里，早晨起身步行到人家求情佘借四十斤玉米，背上后返回家时已是半夜，那感觉是累得人快半死。脚板没有鞋穿，是因为没有钱买鞋，自己上山拔索草，打草鞋穿；多余的草鞋我还拿进城卖过钱，二十双草鞋的钱，可以买一双胶鞋。
我虽然力量不大，但从不偷懒浪费光阴。我踏实肯干，虚心向父辈和书籍杂志学习农耕技术，掌握农时季节，做起果树嫁接修剪和丰产策励之事。多抽空或利用雨天、晚上的时间，自学乡村赤脚医生教材，便基本掌握了常见病的诊疗。那个年代，有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的人家不多，有出现故障不能使用问题时，来找我便去给予维修。除积极参加劳动外，生产队的公益事业总有我的身影，闲暇时给乡邻理发，谁家的电灯不亮了，也去看看线路开关或灯泡有无断丝问题。
1971年初春，我担任了村上的团支部书记。1972年春季，酸枣嫁接大枣成功当年开花结果，毛白杨扦插生根育苗成活，嫁接的各种果树长势良好。到了夏天，尚德人民公社领导听到此事现场考证，我被推选去武都地区参加一个月时间的林果技术培训，这更加提高了我的林果技术水平。培训结束后，立即返回向大队干部作汇报，大力发展起柑橘等果树产业。1973年初，我被群众推选，由大队党支部任命为园艺队副队长。1974年春，文县林业局局长林元俊让我协助西元苗圃做育苗工作，给村上引进柑橘、雪梨、油橄榄、刺槐和油莎豆、甜叶菊等种苗，经试种均获得良好的效果。
为了充实自己的技能，更好地服务于三农，也为改变我个人的命运，便参加了1974年的高考。当时我完全可以上好一点的理科学校，可父亲对我说:“农村里的娃熟悉泥土，你要去求学的话，就上个农业学校吧，不论做什么事都能想到农民，搞建设也会想到农村。上的学府太高了，就和农村人的来往疏远，接不了地气。”我在填报志愿时，为了将来从事的工作与农村有联系，就报了甘肃省农业技术学校（天水农学院）就读，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我在校学习期间，多次获得优秀团员、三好生、五好生的奖励。每逢假期，回家乡时带回良种或为大队修剪管理果树，也为其他大队做农业技术服务。因我在校就读思想进步，学习技能优异，曾多次上讲台讲课或在全校大会上作演讲。经院党委培养，1976年6月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一名党员。同年9月，中央号召大学毕业生当农民，不拿国家工资进农村消灭三大差别；院党委领导找我谈话，让我留在校团委工作，或分配到甘肃省农科院工作。我很感激院领导的关心，但从回报家乡的出发点考虑，还是坚持走不拿工资而挣工分的道路，怀着用知识改变贫穷落后家乡的信念，毅然回到了文县尚德镇田家坝大队。
当时，我戴着大红花，院党委召开大会表彰欢送，文县县委、县政府领导高规格接待，尚德人民公社党委组织人敲锣打鼓迎接，田家坝的干部带领父老乡亲、二十多名插队知青，来到马泉桥头来接待，这都叫我感动一生。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和生产劳动，加上原来社员群众对我过去的认同，我赢得了思想先进、干事实诚的好口碑。当年的11月下旬，我被群众推选，由公社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
就在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的晚上，年迈的父亲对我说:“你现在是队里的干部，决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希望，全队近三百号人在瞅着你，肚子能吃饱吃不饱就看你的本事了。”
有四位中学时的同学，听到我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便相互约定骑自行车各自带一瓶62度的高粱酒来恭贺。当时，我正在和村上的民办老师谈大队远景规划。我们六个人喝完了他们自带祝贺我的四瓶酒。有位同学看见窗台上有一瓶75度的酒精，说这勾兑上一斤水后放点糖精就可以当酒饮。由于我也不懂事，说是感情深一口闷，又碍于情面，加之前面喝的酒比他们多，这一轮下来即被他们敬酒灌醉。不一会儿工夫，我感觉头痛眼花，呕吐起来了。晕倒昏睡到第二天，我头疼难受，四肢无力，视力不清，看物重叠，走台阶时摔跤。找医生看，说是酒精中毒，伤肝害脑眼模糊，用葛根、金银花、板蓝根等中草药煎汁缓解。
此后我不能再饮酒。我一心扑在大队里的生产上，上山下河谋发展，引进小麦、水稻、马铃薯、向日葵、蔬菜等良种；同大队干部一起带领社员大干、实干、苦干，修水渠、烧砖瓦、平整土地，恢复小水电站和抽水浇地的工作；育苗造林，栽培经济果树，种植蔬菜，在丹堡河围鱼等。但是，由于条件环境等的制约，一年下来收获的粮食除了先缴公购粮、爱国粮外，队上给农户分配的粮食不够消费。一个全劳力的日值虽有上升，由以前的一角五分提高到二角一分，可社员们的生活还是在贫困线上挣扎。集体经济收入和积累不多，大多数人生活难以温饱，队里生产开支也很拮据。就我家里而言，连生活必需的衣帽鞋袜、油盐酱醋茶都无钱购买。有些家庭，如遇上点小灾大病，更是无力应对。
1977年11月，我被尚德人民公社党委评为优秀村党支部书记。12月，经文县委推荐申报，我被中共陇南地委选拔为干部。这一年，县上派出工作组帮助我，和社员群众一起加宽了丹堡河引田家坝的水渠，修复了小水泵灌溉，整修恢复了小水电站发电照明，购置了米面加工设备和压面机、手扶拖拉机；引进许多经济生态树种，传授农业生产技术；配合县交通局义务投工，修通了马泉桥和村前到丹堡河的公路，村前的公路上有了来往的汽车。
二
根在原野山乡，驻城不离土香。
感喟减贫风雨，助农之事难忘。
我的分配调令下来时，从文县去武都报到上班，因没有件好衣服穿受同学数落。父亲见到我为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的外表可以不光鲜亮丽，只要内心善良真诚，遇到好人都会接纳你。”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说我有基层农业经验，又了解土旮旯地力，加之所学专业对口，便把我放在乡下的武都地区园艺场锻炼。由于我的知识接地气，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解决实际问题如鱼得水，转正定级后于1978年12月又把我转调回地区农业局。
在武都这座古城工作一年，1979年，我又被调配到离城十五千米叫作汉王的武都地区园艺场，先后在那里担任副场长、书记、场长职务。前五年，从事的是柑橘、花椒、核桃、油橄榄、桑苗、苹果、无花果、银杏、桃杏、葡萄和蔬菜等种苗的试验引种和培育推广工作，主要任务是为白峪河治理培育优质树苗、为基层举办农林技术培训班、为改善生态环境提供种植技术指导服务。后五年，实行果园承包，减少了国家农三场的财政补贴和人员工资的支付，工人扶了贫，翻倍提高了经济收入。这种做法，一是为国家作贡献，给地方财政减轻负担；二是树苗可以自主销售，把多余的种苗发放周边农民扶贫种植，再不用报告上级审批；三是走承包之路，让职工多劳多得而减贫致富。由此，园艺场成了全省农三场的典范，让我去省上介绍经验。
这样一来，场企事业管理简单了，职工减贫了，生活富裕了，产业繁荣了，单位的自主权得到了充分发挥。可是新的考验到来，我觉得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远远不够用，为了进一步服务好三农和减贫工程，更利于夯实自身的业务技能，便先后自费在华中农学院、武汉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庆柑橘研究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等学府，学习深造或参加进修培训，以充电弥补自己学问的不足。
那个时候正值科学的春天到来，激情催我奋进，晚上常骑自行车进城参加外语学习班，以准备职称考试。甘肃省医药公司五马药场场长郝继荣，专程来邀请我赴药场作技术指导，一方面在五马河、裕河一带，考察调研杜仲、山茱萸、猪苓、天麻、黄连、牡丹的种植前景；另一方面作规划，准备在周边村社开展大范围的中药材基地建设。因按农时常赴柑橘园、油橄榄园、药场作技术服务，实施种植柑橘、特产药材课题，这便让我积累了经验，对柑橘、油橄榄、枇杷、茶叶、黄连、杜仲、山茱萸等亚热带植物，有了科学种植分析的判断感知。同时，对当地农村的风土民情有了初步了解。
我在园艺场工作的同时，也作了许多中药材课题研究。1978年至1987年，参加完成了中国农科院柑橘研究所交给我的白龙江流域“柑橘良种区域化研究”的科研任务，通过了课题验收。配合甘肃省医药公司五马药场完成了承担的甘肃省科委“杜仲间作黄连栽培技术研究”“猪苓野生变家种技术”，武都地区科委“山茱萸丰产栽培技术研究”“天麻与蜜环菌伴生栽培研究”“柑橘脚腐病防治技术”“柑橘黄化病防治技术”“柑橘良种选育研究”“西洋参引种试验”等课题。这些项目的实施，对种植区的科技引领和减贫工作都起了作用。其中：“柑橘良种区域化研究”课题，1984年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杜仲间作黄连栽培技术研究”项目，1986年荣获武都地区行署科技进步一等奖；“山茱萸丰产栽培技术研究”， 1986年荣获武都地区行署科技进步三等奖；“杜仲黄连间作栽培试验”， 1987年荣获甘肃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三等奖。不久，我被破格晋升农艺师职称。
1987年秋季，地委书记王凤鸣在文县舍书乡的沟口村创办扶贫试验点，借调我作为副总指挥蹲点三个月，我完成了修建水渠、造田增地和“四个一”的试点任务。不久，地区成立扶贫办打底设班，需要一个懂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就这样我被选中，调入地区扶贫办做项目培训咨询工作，开始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到了年底，领导们说武都县的裕河、五马乡贫穷落后，无法联系取得贫困资料信息，认为我对其社情民意比他人熟悉，便安排我去调研。
我带着扶贫任务去调研的那天，早早起身，阴沉雾浓的天空飘着稀疏的雪花，重峦叠嶂的麻崖子梁银装素裹。在经过琵琶乡翻越钵罗峪梁时，我望着茫茫白雪覆盖的千沟万壑，坐着全身都响的北京吉普车，颠簸得浑身难受。
下山沿着五马河沙土公路走，路边全堆码着从山上砍伐下的柴火，这是准备给城里人销售的。在陈家坝、马坝村途中，进行调研贫困户时，遇到不少原在陡沟药场打过工的农民。晚上，我们住到了五马古镇，街道上冷冷清清，几乎见不到人影。
第二天，我们出五马古镇向裕河进发。道路窄峡，蜿蜒崎岖，路面坑洼。车爬行至裕河赵钱坝村时，因几天前的雨水积道，车轮碾过时泥水四溅，车身已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在车快要行驶到裕河乡政府门前时，见一个小孩站在路边，由于司机没有减速给其溅了一身泥水。我以为小孩要骂我们，就让司机将车停住给小孩道个歉。下车后，我看见小孩的头发蓬乱，上身穿着薄棉衣，袖口、肩、肘的棉花外露，肩挎个有补丁的书包；棉裤超短，膝盖裤口多处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脚着一双布鞋，露出了三个冻得红肿裹着污垢的脚趾；高高的额骨显得很瘦，不太干净的脸上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充满惊恐的神情，长满冻疮的小手扶着一根比他胳膊还要粗一倍多的柴棒。
我走到他跟前说:“娃，对不起，给你溅了一身泥水！”结果这孩子对我说:“好的，没啥，回学校烤烤就干了。”
我好奇地又问：“你去上学吗？扛根木柴棒干啥！”
“嗯，去上课。教室窗子缺了好多玻璃，房子里面冷，我们生火取暖，中午还要烧洋芋吃。”这时我才看到小书包里有几个鼓鼓的包块，可能是他的午饭。看到小孩满脸满身的泥点，我出于内疚、同情、歉意，便从身上掏出了当时月工资十分之一的十元人民币，递到他手里说：“娃，给你拾元钱，下课了去买双胶鞋穿。”他瞬间亮出惊讶的眼神，连声说：“不，不要！”我抓住他一只迟疑的冻僵的小手说：“收下吧，不客气。”他眼睛里顿时呈现出惊喜感激的神情，连声说：“叔叔，谢谢，谢谢！”
我上车走了，从倒车镜里看到小孩还站在原地，手里掐着那张十元的人民币在频频向我招手。他的言语、穿着、形象和人品告诉我，裕河的贫困不仅在农户，学校也是贫困的单元。这让我的内心和车子一样震颤起来。
裕河乡政府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向南山坡间，一个破旧的大门挂着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年久失修的几十间木屋、高低不平的院子、稀疏的杂草和不完整的青苔，都在诉说着时下的贫困和乡间的艰苦。一位副书记接待我时笑着说：“嘿嘿，裕河山高皇帝远，偏僻落后不说，就交通是个老大难。这里归洛塘区管，县上一般不来人。你来做扶贫调研好，我安排农业干事老刘陪你调研。”
当天中午，我和老刘即去赵钱坝村，开始了调研工作。村民居住分散，在山坡、地头、土屋旁，常常看到衣着破衣烂衫的弯腰驼背的村民。他们黑瘦的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粗大不太灵便的双手长满锯齿般的老茧。经询问，土地分到户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比前大锅饭时有所改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辛勤劳作，但家庭贫困的问题还是难以解决。
入破宅，多年失修；查屋室，家徒四壁；论财产，一贫如洗。失学儿童随处可见，有些少年不到十二三岁，就担起了家庭的生产、生活重担。相当一部分家庭没有灶房，做饭就在堂屋的四方火垄上吊一个鼎锅，偶尔来客人就取掉鼎锅，放上三脚架炒个菜。早饭一般是酸菜拌汤，多数家庭是玉米馓面饭，中午吃火锨馍或菜团子馍。
晚饭时，朴实的村干部给我们端来火锨馍、炒鸡蛋，做一些干豆角菜汤。我瞧他们全家，却吃着鼎锅里的洋芋，喝着一碗酸菜汤。这顿饭吃下来，我却尝不出饭是香是苦是酸还是咸。
吃过这顿饭，知晓其中味。老刘看我不嫌弃脏乱差的环境，更不嫌所做饭菜的质量，给我说道：“看你对贫困不陌生，待农村人也热情。我是一个快退休的人了，包产到户责任制落实后，农民吃饱了肚子。现在村民虽然还贫困，但少了乞求国家对回销粮的供应，这可减轻了基层干部的负担。”
我接过他的话题，回答道：“我在老家时，也曾吃过回销粮。”村干部告诉我：“过去常吃回销粮，还有发霉的红薯片，要去五马粮站背。”通过这一吃、一听、一看、一问、一说、一答，可以看出这里确实是贫困落后的山区。这些乡上和村里的干部，以及村民对减贫的渴望诉求是一致的。其纯朴低调的需求，若遇上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无不为之而动容。
晚间，我整理日记，同老刘与村干部在火垄边烤火交谈聊天，村干部对我说道：“今天你说的种茶叶、天麻、猪苓，用科技产业扶贫的事，不知上边能不能给予投资帮助。”我说：“中央下了决心，要把扶贫当着国策抓。在基层来说，脱贫致富就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考虑长远产业落实到位。”
当时通过调研采集资料，我认为全党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完全正确。首先，承认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存在没错，把治穷致富、改善民生的扶贫工作作为国家的系统性工程对待是对的，这是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一大改进。其二，贫困人口广布在偏远落后的地方，能直接去帮扶他们的人太少，破解这些突出矛盾的办法也不多。扶贫涉及各个方面，比如安排干部开展驻村帮扶到村一级，或直接覆盖到所有贫困村，财政能支付起差旅费吗？其三，扶贫才起步，现实只能是奠基。上项目怎么上，基础设施的路、电、水和村委工作室好上，发展产业的项目怎么上？还有个问题是方法，有的人下去做扶贫工作，不懂农业、农村和农民，只会把城市的经验生搬硬套，老百姓听不懂、不认可。所以，扶贫先要扶心，再要扶智，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改变原先的观念和想法才行。
这一年，国家出台了不少扶贫政策，不仅给农村放宽了发展的空间，同样给基层干部放宽松了环境，给扶贫人施展报复提供偌大的平台空间。这一年，社会上对扶贫工作的认同度不高，暗流潜语的否定与争论不休，把扶贫的思想精神没有融入社会教育的全过程。这一年，潜意识告诉我，为农民脱贫致富助一臂之力，不是只说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的一件大事。
1989年秋后，我为了全身心地投入扶贫工作，有把全甘肃的野生食用菌资源调查清楚的想法，有把裕河区域的食用菌产业发展壮大的打算，却因工作单位职能性质不顺，想法均没能实现。这时，政府号召科技人员停薪留职办企业。我为响应这个出台的政策，做好家人的思想工作，为带动陇南的食用菌产业扶贫，调离扶贫办赴市科技处，停薪留职，创办了陇南市科技开发中心、甘肃省陇南食用菌开发总公司。于是，招兵买马，盖大棚，建设食用菌示范基地。时任地委书记杨继雄约我谈话，让我去徽县麻沿建食用菌扶贫示范基地，指导周边食用菌生产；行署专员刘守业约我谈话，让我做好康县阳坝、两当县的食用菌产业扶贫指导。后来接任的地委书记赵麟祥约我谈话，让我去文县碧口，武都县五马、裕河等地，办好食用菌扶贫示范点，为农民提高经济收入做服务。后任书记邵明，要求我在没有建立示范点的其他六县，无偿办学习班，作技术巡视指导，向农民培训传授食用菌种植技能。实事要实办。在此期间，我被任命为武都地区科技处处长，组织建立了协会团队，在开展人工生产食用菌产品的同时，重视野生菌的采集，在北京开辟了销售业务。在采集裕河的野生羊肚菌、黑木耳菌株分离的过程中，做了人工扩繁试验与生产培养，让科研与标准化规模生产同步进行，取得部分学术成果和产业成就。同时，常去看看汉王的油橄榄园，观察油橄榄的生长和结果变化。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一干算下来又是十年，基本按领导意图，将食药用菌产业掀开了新的一页。此间，我就读于中央党校行政管理学院，分别参与了中国食用菌协会、中国菌物学会、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举办的有关活动，并参加了业务培训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取得不少成果，编制了几个地方农业标准，被甘肃省职称评审委员会破格评审为高级农艺师，并担任陇南市食用菌中心主任，陇南市科技处副处长、党组成员。开发的“陇南花菇”“菊花耳良种繁育推广”“羊肚菌的调查研究”“野生食药用菌的开发与利用研究”等课题，分别被中国西部交易会组委会、国家科委新产品新技术委员会、陇南科技奖评审委员会评为金奖和成果奖。这些成果的取得，为陇南的食用菌产业启蒙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人才，开拓了市场，从而开发了一条致富之路。中国食用菌协会将康县评为中国食用菌之乡，我被评为全国食用菌行业先进个人，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食用菌产业的发展。
三
扶贫是国策，帮扶必扶志。
稳定一个村，脱贫一批人。
2001年元月，我调任陇南市科协工作，先后任副主席、党组书记、主席，兼中国农业函授大学陇南分校校长、陇南市科学技术咨询培训中心主任、晋升研究员等职。同时，参加甘肃省委党校、中央党校的中短期培训班，自费参加全国的农业学术研讨会议。这一年我除了服务于全市科普工作外，对花椒、核桃、油橄榄、中药材、食用菌等行业特别关注，按产业所需赴裕河、五马乡举办食药用菌技术培训班，解决了黑木耳、香菇、猪苓、天麻、杜仲、山茱萸、蜂业等生产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按照市委要求，深入相关村社地头，指导生产技术，传授病虫防控等管理技能。
2002年春，地委书记邵明、副书记严波，要求市科协配合相关单位，对裕河的茶叶进行重点扶持，包括旧茶园的改造、新茶园的建设、新品种的培育、茶园的管理，采茶制茶的工艺。我即协助武都茶叶站、裕河乡政府，联系组织茶农去外地茶园学习，把有经验的茶师请进来帮带当地茶农。经过一年的实施和加大宣传力度，完善营销策略，裕河茶叶在市场上的知名度远不如碧口和阳坝茶的局面得到改观，茶叶年产值增加，茶园建设扩大。
2003年春，武都大湾沟油橄榄试验园祁治林主任，带着热爱油橄榄事业的真情，请求我技术倾斜。他很真诚地对我说：“你同我一样是油橄榄的生产技术人，现要多多支持油橄榄产业，救救油橄榄种植，因发展油橄榄需要得力的人做工作，产业成功后能扶贫一大批人群。”市上领导王义、严波、赵志德等人，邀我约谈放置其他工作，多多关注油橄榄发展，并安排我着手起草油橄榄的甘肃省地方标准。我也将油橄榄列入市科协的主要工作来抓。到11月，领导谈话，让我在做油橄榄工作的同时，进驻裕河乡庙坝村蹲点做扶贫工作。主要任务为：维护稳定秩序，把帮扶贫困户的工作与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结合起来，将科技扶贫渗透到贫困村和贫困户，取得经验，全市推广。
2004年，武都油橄榄被中国科协、国家财政部立为科普项目。宏观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碰撞，外界的变化对村民的思想观念产生着巨大的冲击；传统国学观念、民俗文化逐渐消亡，人们思想的变化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农村落后事不小，家庭贫穷是非多。庙坝村土地资源广阔，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越，五百六十多口人，异地搬迁没可能性。要搞好扶贫和小康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亟待上面派人来帮助扶持。
面对存在的问题，绝不能麻木。好在陇南市委领导和武都区委、区政府领导重视，先后任裕河乡党委书记的胡明虎、杨进清等积极配合我的工作。经微观调研，发现该村人文姓氏复杂，有太平天国后裔。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其中小学占26%，初中以上占14%，文盲占60%；生活主要靠种植的玉米、小麦、黄豆和洋芋等农作物，日子过得不富裕。饲养猪、鸡，到年关春节前夕，才有杀猪吃新鲜肉的习俗。营养不足的人占60%以上。无入村公路交通设施。全村四个合作社无一辆摩托车，无农电线和电灯、电话，无安全自来饮水。年人均粮食220公斤，人均年收入310元。在个别收成好的年份，年人均粮食也曾达到220公斤，人均年收入达到过520元，但在不好的年景，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40元人民币。年可支配收入低，家庭经济仅能靠种植的山货，将木耳、天麻、核桃、杜仲、野药等山货采集后翻山越岭50多里路，背到五马街才能换取一点油盐钱。有史以来，村上没有通过有线广播，没有人订阅过一份报纸或杂志，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
经分析研究，要解除该村生活贫困问题，只要解决良种、良法，进行技术示范和培训就行。在路、电、水方面上项目也许不是太难的事情，但帮助其产业发展不容易。
衣食足，礼仪兴。贫困，会逼出盗贼；落后，能毁掉文明；贫困加落后，影响太平盛世基石稳定。要加强乡村文明建设，没有物资作基础便是空中楼阁。我进村后的举措是：维稳安顺，技能培训，科普扶志，解决问题。首先建立了裕河乡第一个村级农民技术学校，一方面在提升农村群众的思想素质上下功夫，协助完成了电、水、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为改善村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党支部对应党支部，单位对村委，职工对贫困户。最主要的是跑基础建设项目，让村民投工投劳，早日用上了电灯、电视、电话，让山里的交通得到改善，村级公路通达后方便了村民的出入和运输；让自来水管道通入家家户户，而改变了干旱吃水到河沟去背的困境。
对贫困户的帮扶主要采用的办法有四点：一是捐钱、捐物，帮扶贫困党员，为贫困党员和困难户发放菌种、树苗和科技书籍；二是为创造长效机制，加强技术培训，积累技术知识，增加物质产出的思路来源；三是扩大食用菌、中药材、果树的种植量，鼓励发展畜牧业；四是引导村民外出打工，一户输出一个劳动力出门挣钱。这样一来，人人都有了事干，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
一个村落一个世界，大环境差，小村落改变面貌就难。裕河盛产茶叶、木耳、蜂蜜、药材等农副产品，客观上交通不便，偏僻闭塞，信息不灵；主观上缺乏开发当地的生态资源的思路和技能，传统守旧的生产生活方式落伍，几乎影响了像庙坝一样的村寨。裕河、五马二乡主要因道路交通条件差，导致贫困。我多次将调研材料整理成文，并联合其他市政协委员以政协提案的方式递交了报告；其反映社情民意的修路扶贫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先加宽了琵琶乡两河口至裕河乡赵钱坝的公路，后分期硬化了这条民生公路。
乡村不变，扶贫不变。2008年发生“5•12”大地震，我被市委派任为裕河乡灾后重建工作组的组长，协助武都区委和乡党委开展生产自救和重建工作。通知就是命令，我立即组织全单位职工捐款3万多元，带领4名职工下乡，第一时间走到裕河，为赵钱坝、庙坝、凤屏、梨树、余家河等村的15家特困户，纾解了思想和精神压力，支援了重灾特困户的重建。另外，捐款衣物、帐篷，把党的温暖送到受灾群众心头，从而激发出灾民万众一心，夺取抗震救灾的决心。我结合实际，写出了《“5•12”大地震百日纪实》日志，由大众科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为了改变裕河的面貌，改善教育、交通、农电、生态、旅游、科技、文化、信息、环境的投入不足，我四处奔波，写提案，跑项目，找相关单位，找熟人，为裕河的扶贫发展做了添砖加瓦的工作。扶贫工作离不开科学文化，我先后发表200多篇论文，编制100余项地方农业标准，著作有《田茂琳科技文论集》《绿色油橄榄生产技术》《特色果树生产技术》《低碳果蔬设施生产技术》《家庭绿色食用菌生产技术》《低碳蜜蜂饲养》《陇南特色农业标准》《甘肃覃菌》等。后根据裕河乡及庙坝村的帮扶实际，将积累的日记整理成《扶贫日志》。
若要富，先修路。2012年11月，随着国家减贫考量的升级，精准扶贫的政令力度逐年加大。我会同市政协委员，再次撰写的武都区五马乡经裕河至康县阳坝镇的公路建设提案，得到时任市长孙雪涛的高度重视。这个扶贫路的提案和群众来信经反复酝酿后，孙雪涛主持召开政府办公会，从五阳路提案的落地立项到建设，直至竣工通车运营，仅用了三年时间。这条路的开通，让裕河一带的人民摆脱了几千年来大山的封锁。路通解困，人和村兴。扶贫使这个昔日闭塞的区域走上了脱贫路，形成了以省道县道为主线，连接南海、十天、京昆高速，通过乡村公路网联系到千家万户。连通了文县碧口、康县阳坝，陕西宁强、汉中，四川广元、九寨沟等县市级城市，这些地方均可朝发夕至。有位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的老汉拉着我的手，非常感慨地说道：“我是受了一辈子苦的老农民，快入土了还能赶上这样的好光景，坐上儿子开的车南下成都北上西安，便利的交通给当地的农副产品进入国内外市场提供了通道，这要感谢国家的扶贫政策带给农民的改革红利。”
四
退休前后不离阵，扶贫不减当年勇。
乡村振兴谋发展，科学文化写春秋。
2013年，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论述，至此，中国开启了新一轮向贫困发起总攻的攻坚战。中央关于扶贫工作的指示深入人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行动指南，创新发展的特色扶贫开发道路越走越宽。当然，让我想得最多的还是扶贫认识问题。帮扶和被帮扶者的思想解放不到位怎么办？怎样让贫困人口自力更生，摆脱精神贫困？如何引领村民提高素质，应用科技扶贫走上产业路？
裕河幸运，赶上了国家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好时光。中共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抢抓机遇，把裕河作为自己的扶贫联系点，并直接安排市委办公室人员进驻最贫困的凤屏村、梨树村。在这几年，我配合时任裕河乡党委书记李巍巍、张治、王松青，多次举行营林、茶叶、猪苓、天麻、崖蜜、果树技术培训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启动了本土文化研究，开始挖掘当地的生态、人文、民俗、地产、旅游等资源。裕河乡赵钱坝村，在建立民俗史馆期间，我给予了大力协助。以上举措虽小，但为脱贫致富奔小康做了铺垫。裕河在市委的关注下，交通、产业、电商、文化、科技、精神、旅游、环保、信息、劳务、农业等扶贫措施到位，全镇干部和各村两委群策群力，把这个早前遗忘在秦岭大山中的小镇建设得生机盎然。不少贫困户乘势而上，特困户顺势而为，已搬迁至赵钱坝的新楼群安居。
2015年10月，我光荣退休。此后，我被陇南师专特聘为教授，裕河镇聘请我为科学顾问。在我的建议协调下，时任裕河镇领导张治、王松青，赴陇南师专与该校党委书记司跃宁、校长刘先春座谈，一是将裕河确定为定点帮扶和学生实习地；二是校方给裕河镇馈赠科学技术和文化学习资料；三是为裕河自然保护区提供智能技术支撑；四是师生定期或不定期赴裕河开展社会调查；五是裕河镇为其提供授训的环境条件。在我为校方服务期间，多次深入基层调研。特别是农林技术学院、职业继续教育学院的技术扶贫培训课，假期下乡的扶贫培训课均由我兼职完成。对贫困群众的诉求，我也一一给予解答。
裕河乡升级成镇是建制上的进步。2016年后，陇南市领导从科学文化升华考虑，叮嘱我发挥自身优势，对裕河全域建设发力。我紧咬文旅产业扶贫暨建设服务不松劲，想方设法招商引智，为其促进茶叶、天麻、蜂业、文旅的全方位发展创作撰写文章、诗词，拍摄民俗、社会和金丝猴照片，向有关网络和杂志发表，推举介绍宣传裕河。另外，完成了《西秦岭五阳路》《图说裕河》的出版发行，完成了散文集《五阳路印记》《探秘裕河》的出版发行。这些科学与文学的融合举措，弥补了裕河的文化不足，提升了裕河的知名度，引来不少金凤凰的青睐。
2018年，中共甘肃省委书记林铎深入裕河镇调研，裕河金丝猴登上央视《新闻联播》，陇南山水纪录大片《水木裕河》在陇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平台《陇南之声》发布。
2019年，裕河镇首次登上央视《新闻联播》，裕河茶叶在“2019•甘肃（陇南）茶文化旅游节名优茶评比活动”中获得2金2银奖牌的好成绩。裕河茶叶品质得到专家认可，极大提升了裕河茶叶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竞争力。
2020年初，按照防疫要求，围绕林下经济天麻扶贫开发工作，复工生产，配合镇党委和政府完成了《天麻生产营林技术培训班》，为脱贫攻坚效了力。同年，裕河获得甘肃气候小镇荣誉称号。陇南首届乡村旅游节，“2020魅力陇南乡村旅游月”活动在裕河镇盛大开幕，为助推裕河乡村旅游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2020年末，裕河镇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称号。经按程序严格验收，裕河镇全面脱贫而甩掉了几千年来的贫困帽子。
近年来，裕河镇党委、政府紧盯村民钱袋子增收，大力推进“三变”改革，在培育多元富民产业方面下了功夫。一是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引进臻怡澜悦茶业、金陇红茶业、裕春茶业3家龙头企业；二是组建了“裕河镇电子商务服务站”，借助电商平台，拓宽了贫困户农特产销售渠道；三是积极鼓励引导贫困户发展地域性特色产业，发展种植茶叶、天麻、猪苓、黄连、猕猴桃，以及中蜂、生态土鸡等；四是硬化了所有行政村的通村公路，彻底解决了群众吃水难的问题；五是解决了10个行政村34个村民小组的生产和生活用电；六是修建垃圾焚烧屋40座、垃圾处理场1处、污水处理渠3000米、公共卫生厕所12座；七是改善了农户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消除了村内脏乱差的现象；八是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控辍保学，做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上得起学；九是严格按上级金融扶贫政策要求，根据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量，做到应贷尽贷，彻底解决发展产业无资金的难题；十是狠抓生态旅游康养建设，全面拓宽人文旅居的项目实施开发范围。
实干托起梦想，奋斗铸就辉煌。直至今日，茶叶、天麻、猪苓等种植户如雨后春笋，家家过上了好日子；公路村村通，年轻人开着私家车，往返于四川、陕西推销特色农副产品。清晨，在学校宽阔的操场上，穿着整齐校服的学生，唱着国歌，敬着队礼，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有外面商家来裕河投资开发，无论发展茶叶、文化旅游，还是生态康养，我都尽全力服务。因为裕河有我几十年来摸爬滚打的干群群众，有共同洒下汗水心血的个体户，有共同唱响笑语欢歌的文化人，也有我几十年来由贫困变富裕的精神寄托家园。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里曾经偏僻落后，这里曾经贫困如洗，这里曾经大地震害人，这里曾经暴洪灾害发生……一切都成为过去，逝去的裕河，现得到了重生。
回想几十年来的扶贫足迹，裕河镇的班子换了一届又一届，他们的诚信和能干鼓舞了我。我对其关注一直没变。现由陇南市科协立项、陇南师专农林技术学院配合的裕河自然保护区古树名木科普调研文旅挂牌工作，我正在以裕河古树名木科普勘测队队长的身份带领一批人实施。裕河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菌物资源调查研究、野生金丝猴及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生态康养旅游建设、《裕河名镇志》的编写等工作，均在智能帮扶中进行。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我现在已经退休多年，虽服务于三农没有报酬，但是我对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情怀没有减，几十年来对裕河人的感情没有减。在裕河人奔向小康的道路上，我只是一块铺路石。所交结的朋友不少，他们真诚、朴实、可信，每次下乡关怀无畏不至，已铸成为魂牵梦萦的烙印。我每年陪同远方朋友去裕河多次，察看指导过的茶园，观赏金丝猴的生息，记录山河的变化，用散文、摄影或诗词报道裕河的发展。
裕河的百姓脱贫不是终点，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裕河的山水已融入我的血液脉络，裕河的人文自然资源已成我的物质精神财富，裕河的贫富兴衰无不牵动我的心弦。
有几位友人和我约谈，打算再过数年跑不动了，让我为他们在裕河租个小院，一起合居养老。届时，置身于鸟语花香之中，吃纯天然食材做的农家饭，喝农家自育的崖蜜水，品高山生态栗香茶。享受天然氧吧，品尝生活美好。
（注：本文在选入本书时作了较大幅度删改）
田茂琳，男，籍贯文县，1955年10月生，大学本科学历，教授、作家、摄影师、陇南市政协一、二、三届委员，正高职称。发表学术论文220多篇，出版著作20多部，编制各项标准120多个。其成就被收入百部辞书之中，兼职甘肃省高级专家智库资深专家、欧洲国际摄影学会签约全球摄影师、甘肃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代表作陈列馆签约作家，荣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来源：陇南市扶贫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