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历史与现实有价值联系的一面
文｜吴秉杰
凌力去世有一周年了。但作家的生命还在延续，那就是她留给读者的作品。在历史小说领域，凌力是一位独树一帜的女作家，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她的创作超越了当代所有优秀的历史作家，而是指在这个领域她的写作独一无二，再没有人能够超越或者取代她。作家王蒙曾评价凌力在写历史时始终是“有情的”。这看似寻常的话，说出了凌力写作的出发点、特征及其持之以恒的源泉。凌力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从一位工科毕业的大学生转向了“清史”写作，除兴趣的转移外似乎也有着某种必然性。
为繁荣和推动长篇小说创作而设立的茅盾文学奖从粉碎“四人帮”后便即启动。第一届获奖的6部长篇可概括为“拨乱反正”，是与非、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大体上只要颠倒过来就可以理解拨乱反正的时代含义。第二届的3部获奖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沉重的翅膀》和《钟鼓楼》可视为创作趋向成熟的过渡阶段，旧的痕迹和新的现实皆包容于作品之中，那是种艰难的起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则是一个转折，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凌力的《少年天子》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从那时起，开始以一种大容量的方式，将历史或现实做出了属于小说的艺术呈现：观点鲜明、反映长篇小说文体创作规律和要求、包含作者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一种成体系性的认识等。茅盾文学奖是评作品而不是评作家的，但我们也可从中梳理某位作家的创作动力和发展轨迹。茅盾文学奖也反映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潮流与发展要求，在我看来，以后的每届评奖都包含着某些思潮与艺术创作方向的转折，这些变化不同程度地拓展和突破着长篇小说已有的河流与河床。当然，在这种总体的必然性中，每部具体作品的艺术成就及高下仍需逐个区分与单独评论。
我是从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开始参加初评工作的。凌力的历史小说在第三届茅奖评选中获奖，到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我又与她同为评委，此时既读了她的作品，更认识了她本人。虽然我与凌力接触有限，但她留给我的印象深刻；我们之间交流不多，但又心意相通。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也有众多出色的历史文学作家，那凌力的小说为何能独树一帜呢？
一
《少年天子》获得普遍好评这一点也不奇怪。首先它有宏大的背景。少年顺治是清兵入关后的第一位清朝皇帝，鼎革之际，百废待举，矛盾重重；拥有灿烂文化的汉族与半游牧的满族之间冲突、融合的关系中，既有民族矛盾，也有文化问题，战胜者与失败者及各方利益集团的纠葛、争斗，无时无刻地存在着，而顺治正处于这矛盾漩涡的中心。这一重要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要求形成了共鸣。那时写改革是小说的主旋律，几乎所有的现实创作都要联系改革或延伸到改革，至于所有关联时代的事象、物象、意象或人物形象能否如《少年天子》那样具有丰富的文化色彩并体现出人物塑造的深度，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少年天子》首先或第一步是在两种背景中获得了历史与现实的价值联系。
背景虽然必不可少，可我认为它并不能持续地或重复地在小说中发挥特殊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小说的背景或将淡化乃至消失，譬如在莎士比亚或司各特的有关创作中，背景已变得不明确或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形象、矛盾与人物命运。《少年天子》既全方位地描写了清初各个不同社会层次的生活、利益诉求与命运，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宝塔形基础，又穿插表现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逃人法、圈地法、江南十世家案、顺天科场案与江南科场案等，涉及满汉之争，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及政权体制的改革，而这一切矛盾最后都集中到了顺治皇帝福临的身上。即使贵为天子，他的人生和命运也是被某种既定的历史与文化所框定的。这就拥有了某种文学的深刻性乃至悲剧的含义。逃人法、圈地法及科场案等等这些文化事象，我们在别的小说中其实也多次看到，但从背景到被文化所制约的命运的开掘，则构成了文学的第一个飞跃。《少年天子》中还突出地描写了顺治皇帝福临与董鄂妃乌云珠的爱情。如果没有这样的爱情描写，我想《少年天子》也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功。乌云珠是一位理想化的女性，善与美在她身上集中体现，她和顺治相知相爱，生死相许，如她表示，以前她爱皇上胜于爱福临，今后，她爱福临胜于爱皇上。福临也说：“为君是对万民，为父是对子辈，在你这里，只不过为夫罢了。”可见凌力是要努力地突出少年天子普通人的一面，这又是作品的第二个飞跃，它使一个人的命运能与时代相联结而具有更广泛的含义。
最令我记忆深刻且至今难忘的内容常常也是一部小说中不可忽略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物及故事内容。在《少年天子》中我难忘的是它所写到的底层人物乔梦姑。乔梦姑在历史的大动荡中流离失所，身世孤苦，她似乎“失忆”了，虽然卖身为奴在安亲王岳乐府上，却依然不能寻回她失落的生活和改变她不幸的命运。乔梦姑与柳同春失散后相互追寻的爱情过程让人揪心，两人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作者着墨也不多，但这条并非主线的情节线所展现的内容却依然和上层集团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参照与补充。当我读到乔梦姑最后寻到了她失散多年的、在宫中为奴婢的姐姐时，看到的却是姐姐在殉葬的火场上即将被大火所呑噬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更不禁让人鲜明地感受到了某种历史的逻辑：上层的决策与底层的牺牲！《少年天子》中乔梦姑与柳同春的故事线索虽未完成，却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观照历史的不同层面。
二
可以说，在凌力的历史小说中，寻找和表现历史与现实的价值已进一步表现为发掘和寻找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联系。凌力塑造人物形象长于以情动人，情感就是创作所要实现的价值。情感价值是各种其他价值得以表达和实现的途径，而不是那些社会表面的或功利的、重要的或显见的价值。雷达曾在《文学评论》上写了一篇评论《少年天子》的长文，并附上了凌力写的一篇创作谈，她依然习惯地如清史学者那样强调：她的小说“无一字无来历”。而我很想问她的是，那对感情生活的描写也是如此吗？
我认为凌力的历史创作反映了真实的历史生话，表达的却是作家当代的感情。作为一位严肃作家，不能娱乐化地“戏说”历史，在各种大的历史关节点上的创作都要忠于史实，钩玄提要、抉隐发微。但历史毕竟没有提供充分完整的故事，史料也不可能覆盖所有人的生活，尤其是底层百姓的生活。凌力在清史小说写作中写了顺治，也写了康熙，但当她把笔触从上层转向下层，描写以1840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历史背景的作品《梦断关河》时，便以自己的创作实际对历史小说的精义和本质作了新的艺术回答。她说：“历史学家写已经发生的事，小说写可能发生的事。”她的作品中引入了虚构因素，虚构的是故事及个体命运的表现，而不能虚构的是历史背景、历史脉胳与历史的基本面貌。在《梦断关河》中，所有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变、上层人物，如林则徐、琦善、义律、广州十三商行以及清兵与英军的对峙和镇江保卫战等创作都有史料可依，确凿有据，而作品的主角却转向了底层，虚构了一个民间的戏班子。这戏班子中的师兄弟三人在国难当头时的表现，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与不同的性格、命运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这些底层人物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思想情怀都来自于传统戏文及其人生经验：忠孝节义、家国情怀、情义如山等，他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投身到了当时的反抗侵略、保卫民族国家的战争中，且作出了英勇无畏的牺牲。凌力和我说过，她从小也是很喜欢看传统戏曲的，于是这些经验和知识都反映在了这部小说中。在这部独特的小说中，梦断时分同时也是梦醒时分。爱情与私人生活、爱国主义与历史进程在这部创作中获得了完美的结合和细致的表现，历史“大事记”退而成为不可更移的背景部分，而虚构的普通人则转而成为了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这就是我曾在一篇评论中说的“历史小说的艺术突破”。
《梦断关河》中让我最难忘和记忆犹新的还是“镇江保卫战”。在这场史书记载的惨烈战役中，提出要“屠城”的不是英军，而是那位殊死抵抗最后“殉国”的“英雄”——一位清朝守将！这表明了普通人民的权益与统治者的需要并不是一致的。《梦断关河》的最后，小师妹对此有一段让人感到痛快淋漓的表达，使我们看到了现代意识的觉醒和一种现代化追求的曙光。
三
在历史小说领域取得创作成就的自然不只有凌力。在凌力之前获茅奖的有姚雪垠的《李自成》，之后有刘斯奋的《白门柳》和熊召政的《张居正》、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这些作品或总结历史兴亡、成败得失，或深入发掘历史人物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或表现传统文人的软弱、无能，写“改革”或写“中兴”，大体上都是已有视角的发展、补充和延伸，写的都是英雄人物、大人物与著名人物。这自然并没有错。可是历史上的多数人、那些和我们更为接近的普通人消失了，历史也多少成了与我们生活无关的、没有价值联系、感情纽带的“他者”。我们似乎只能被动地接受或欣赏。凌力的小说部分地改变了这一点。她努力从普通人的视角写历史人物，把女性的细腻带入历史小说的创作领域，把对爱情的书写带入了历史，使历史生活和我们更为接近。她还更多地去写妇女和儿童，写“下层社会”的人民在历史大潮中的生活和命运，把“大历史”与“小历史”作了有机的结合。如果说历史以往写的都是“强者”，那么凌力的小说告诉我们不能忽略“弱者”。她的创作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并影响了后来的写作，姑且我们把它称之为弱者的历史观，或说从弱者出发的历史意识。这便大大地丰富了历史表现的不同层次，使历史更进一步地成为了我们多数人的历史，成为了与我们的现实有价值联系的历史。
仅此点，我想凌力的小说便可说是独树一帜的。
本文转载自中国作家网 2019年10月30日 有删改
《少年天子》：皇权下的“精神病象”
文｜刘诗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陈忠实的《白鹿原》等“新历史小说”风靡文坛。作家们用陌生化的手段再现被主流话语框定的历史，文学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历史研究”的况味。当然，这种研究仍然是在用形象和虚构说话，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史料研究。同时，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曲延续了“历史 传奇”的传统写法，唤醒了普通读者对历史的兴趣。随后这一系列作品在精湛的影视改编中火借风势，相关作品“盗版现象”的猖獗足以证明受众与市场对于历史的兴趣。
1987年，凌力的《少年天子》出版，上述则是这一作品诞生时所处的基本文化语境。在讨论这一作品之前，有些历史研究中的“新气象”似乎也值得一提。1982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出版；1988年，美国史学家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文版出版，随后1992年，还出版了《洪业：清朝开国史》的中文版。与上述文学作品充满历史感相应的是，这些史学研究充满了“文学性”。个体命运在制度整体面前的徒劳感在魏斐德、黄仁宇等史学家的笔下无所遁形，充满戏剧性的细节与伏笔成为了表现历史剧变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师法文学的史学研究的技巧与追求，反过来又影响了历史小说的创作。
我理解的历史小说，必须是文学，有历史感。强调文学，是要求它有艺术感染力，有形象，有审美价值；强调历史感，便是历史小说之所以区别于现实题材小说的基本属性。
《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在后记中非常强调这一类文学的“历史感”，因此本文也希望能够从文学与历史的“夹缝”中去讨论这部作品。
从表面上看，《少年天子》的立场更倾向于“新历史”或“旧历史”小说，作品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人在特殊的时代、政治事件中的情感波动与命运轨迹。小说中最扣人心弦的便是对顺治皇帝福临的情感、心理、精神状态发展的描写。顺治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竟然选择“遁入空门”，这种充满传奇性的孤独命运为文学虚构敞开了巨大空间；另一方面，顺治朝虽是清史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但前有武功卓著的皇太极，后有修齐治平的康、雍、乾，相形之下对顺治朝的历史研究则显得颇为冷清。在文学与历史两个层面，于诸种心理状态中，小说刻画得最淋漓尽致的就是顺治的“孤独感”。
从对时间与存在的普遍感慨到一种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孤独”是现当代乃至整个文学史面对的重要主题。白话文学的开篇，鲁迅笔下的“狂人”就因觉醒而倍感孤独。其后鲁迅的《祝福》《孔乙己》、老舍的《月牙儿》……再到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对于那些无钱无势的市井小民而言，孤独或曰一种“被遗弃感”是普遍的感受。如果说这些人的可怜命运与物质生活的窘迫有关，那么张爱玲笔下存在于各个年龄段的“痴男怨女”、钱锺书笔下心灵的“围城”，则将孤独再次升格为人类情感中的一种“缺陷”。
凌力手稿
孤独总是关联着某种“匮乏”。无数作家的创作似乎也在印证一个关于“孤独不可回避”的论断。于是这一谱系中理应有此一环——同时在财富和文化上富有天下的人会孤独吗？《少年天子》正因回答了这个问题而显得重要。
与凌力同样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作家乔治·马丁，在《冰与火之歌》中对王权有很精彩的形容。这部魔幻作品明显借鉴了中世纪欧洲尤其是不列颠群岛的历史，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和《少年天子》同属“历史小说”。其中象征王权的是一尊“铁王座”，由数千把刀剑熔铸而成，仿佛一尊十数米高的钢铁怪兽。皇帝必须在“铁王座”上议政，既享受俯视群臣的威仪，也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必须时刻小心无数锋利的尖刺与倒钩。“铁王座”同时象征着权力的魅力与危险，无数狂热、抑郁、偏执的人因这种二元对立而神魂颠倒。从故事到现实、从欧陆到中土，皇权与“精神病象”是相伴而生的词。
他的眸子非常明亮，光芒闪烁不定，在欣喜或发怒时，黑瞳仁的光泽像火焰一样炽热灼人。丰厚红润的嘴唇，轮廓清晰，总是湿滋滋的。唇的四周柔毛茸茸，还不能算是胡须。他走路轻捷有力，腰部很有弹性，这跟他爱好骑射有很大关系。只是，青春的步态被帝王的威仪压制着不能舒展，仿佛一道激流被束在狭窄迂折、布满巨石的河床中。
电视剧《少年天子》剧照
《少年天子》中的福临也是如此。开篇作者就赋予了福临英俊的相貌、矫健的身姿，文韬武略且柔情似水、既少年老成又热情似火。但随着故事的推进，这个看似完美的“人设”被许多不和谐因素打破了。动辄因情绪问题殴打宫女太监、为自己的爱欲迫使皇弟自杀……少年皇帝在铸就大业的同时也劣迹斑斑。福临人格的分裂在郑成功围困金陵时达到顶峰：
“不，不！”福临慌乱地站起来，双手不住地颤抖，“江南已经丢了！郑成功就要攻陷金陵，安徽山东一反，畿辅危在旦夕！汉人几千万，几千万哪！哪能容得我们，额娘，我们快走！……”
郑成功还远在千里之外，福临已成了抱头鼠窜的“亡国之君”。老辣的孝庄太后毫不留情地羞辱了福临，小皇帝的心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嗖”的一下拔出七宝刀鞘里寒光凛凛的小刀，上指苍天，目光疯狂地咬牙切齿道：“亲征！亲征！立刻御驾亲征！不得胜还朝，就战死疆场，额娘，你静候儿的消息！”他掉头就跑，太后一把没拉住，他已箭一样冲出了慈宁宫。
福临接受的一切教育都迫使他希望证明自己是盛世明君，他对功绩有一种并非完全出自道德的“痴迷”；但这种责任对一个青年来说又过重了，多尔衮时代的权力阴影及满汉之间无法调和的撕裂，使少年皇帝对身败名裂有深重的恐惧。因此福临非常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他的孤独就在于他虽号令天下，却和所有人有潜在的“利益冲突”。满汉官僚见风使舵，王公贵族各怀心事，堂堂天子真正足以信赖的人却只有“两个半”：母亲孝庄、爱人董鄂妃以及只有在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上产生作用的传教士汤若望。然而亲征事件前，由于后宫内斗、小人进谗，董鄂妃与福临之间发生过龃龉；亲征事件过程中孝庄太后的辱骂则摧毁了福临的自信。皇帝真正陷入了一种绝对的孤独之中，这促成了他“自毁”式的行动。
《少年天子》在塑造福临形象时似乎并不排斥“反讽”与“黑色幽默”。在一众大臣的劝谏之下，福临的亲征计划不了了之；同时郑成功的大军“不攻自破”，福临作为皇帝的一系列应激反应毫无意义，只暴露了自己的幼稚。这不仅与福临的其他“亲汉”行为一道动摇了满、蒙贵族的信任，导致济度等皇亲策反，也使孝庄太后对儿子的支持变得飘忽，她兼具“母亲”和清政府“最终责任人”的身份，小说中福临死后孝庄立刻矫诏，使福临的一切改革成果作废便是最明显的例证。董鄂妃时常表现得比福临更加成熟且具有政治智慧，此时她作为他唯一的爱人与精神上的“母亲”，成为了福临的最后支柱。这便是为什么福临的所有志气与夙愿在董鄂妃病逝之后全部土崩瓦解。
《少年天子》最催人泪下的一段，当属福临策马狂奔只为见到董鄂妃最后一面，时间紧迫，但身为皇帝的福临却在京城的无数道关卡间一步一坎。京城复杂的地形、无数的“门”与“宫”拱卫着作为国家首脑的皇帝，却束缚着作为丈夫的福临。在这种精妙的矛盾与颇具意识流色彩的空间蒙太奇中，福临化身抽象个体，与特殊空间象喻的“机制”激烈对抗。
电视剧《少年天子》剧照
贵为天子也对爱人之死毫无办法。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董鄂妃并非自然病逝，长期周旋于后宫的压抑、过劳以及儿子的被害是董鄂妃的直接病因。换言之，她的悲剧归根结底在于“全能”的皇帝福临的“无能”。在既有的政治体制以及时代状况面前，福临虽是最有权力的“个体”，却仍然无法避免孤独的结局；他的权力由清帝国的机制整体赋予，因此他无法对抗机制性的悲剧命运。《少年天子》在表面上写的是人情人性，但实际上也触及到了制度或者说一个社会的“机制”问题。
小说中塑造的那个真假莫辨的“朱三太子”是容易被忽视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他与福临构成了清楚的镜像关系。福临与朱三太子一个是治世明君，一个是“朽木不可雕也”，但在特殊情境下二者不过是一体两面。面对与异性、床笫有关的矛盾时，二人同样以可耻的暴力解决问题；在面对强敌时，朱三太子与福临同样因恐惧近乎精神失常；朱三太子要求他的“妃子”们“以身殉国”，福临也强迫宫女太监们服毒陪葬董鄂妃……年龄相近的两个人，被纳入到皇权或者说权力的“机制”内，表现出了同样的精神病象。
福临对崇祯皇帝的同病相怜之感耐人寻味。福临渐渐认同崇祯的“励精图治”，然而面对千疮百孔的明帝国，崇祯的行为越是积极，国家崩溃得反而越快。“年少有为”的顺治皇帝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小说的后段，当他真的心灰意冷不问政事后，国家反而一派清平，“大有太平昌盛景象”。小说结尾，福临的几项主要改革全被废除，清朝反而即将迎来“康乾盛世”。作者既是将福临作为正面形象书写，但同时又用近乎“复调”的方式为福临的性格与命运增添了另一重意味，当前文所提及的那种“反讽”或“黑色幽默”的笔法达到了极致，福临的孤独便也得到了极致的刻写。
谈到文学中的孤独，当然不能不提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断制作、销毁小金鱼的奥雷良诺上校品尝着孤独的命运，成为人的内在矛盾的牺牲品；相比之下，少年天子福临的悲剧不仅体现了人心深处无法借助时间、权力去弥合的裂隙与精神病象，更指向了人类这一特殊的群体中“个体与机制”的博弈。虽然《少年天子》在人物形象塑造、不同情节线索的架设与互动上并不完美，然而其主题的深刻性却使作品在不同的时代都有着能被重新解读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转载自中国作家网 2019年10月30日 有删改
编辑：王昊
审核：胡晓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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