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参加全国首届睢文化研讨会
内容摘要：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襄邑不仅是丝绸的原产地，还是丝绸的重要供应地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地。自汉代丝路开辟后，织锦与绣品便从原产地襄邑源源不断运往洛阳、西安、开封等，由此踏上西域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丝绸之路的主要原产地才是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洛阳、西安只是象征意义上的起点。而在丝路初形成之时，丝绸原产地主要集中在睢水涣水之间的襄邑，且早在远古至夏商周时期襄邑一带即是植桑养蚕的重要经济区。因此，可以说襄邑是中国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
关键词：襄邑 锦绣 丝绸之路 源头
明清至今的商丘地方志，其中关于当地官方与民众植桑养蚕、捻丝织绸的记载甚多，这成为当地发展经济、提高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千年古丝路，悠悠新驼铃。“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给广袤的中原大地发展带来诸多新机遇。而在历史上，商丘西至睢县、东至永城的睢水和涣水之间，正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丝绸原产地，而锦绣襄邑正是这方原产地的核心地域。
一、襄邑是中国古代丝绸的主要原产地
1、“锦”字本义源于襄邑锦绣。汉代丝制品中，尤以“织锦”最为著称，而汉代织锦中又以襄邑所产最为著名。故左思《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的概括，对襄邑出产的丝织品予以赞美。我们所认识的“锦”字本义正是源于襄邑丝织品。东汉语言学家许慎《说文解字》中释：“锦，襄邑织文。朱骏声按，染丝织成文章也。汉襄邑县贡织文。”织绣纹样在古代统称“织文”，省称“文”。织文是一种织着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康熙字典》解释为：“锦，《说文》襄色织文也。从帛金声。《徐曰》襄，杂色也。汉魏郡有县，能织锦绮，因名襄邑。”由一地名产而成为文字特定释文称谓，可见襄邑织锦的影响力在当时堪称首位。
2、襄邑设服官为两汉丝织中心。两汉时期，襄邑以鼎盛的蚕桑丝织和纺织业，成为全国两大丝织刺绣和服装制作中心之一，丝绸之路上丝织品的重要原产地和供应地，这里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丝织、纺织业中心。
两汉时期，朝廷在襄邑设有“服官”，负责管理丝织和刺绣作坊。服官，指专掌为皇室制作高级丝织服物的一种工官，主管有长及丞，当时只在陈留郡襄邑和齐郡临淄两县设置。襄邑主要产品为皇帝、贵族和大臣们穿的锦缎礼服。襄邑织造锦绣之风很盛，王充《论衡》曾说：“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以至“乘舆刺绣，公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后汉书》卷二《明帝纪》），“虎贲将，冠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衣”（《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传》）。由此可见，襄邑生产的锦绣常贡献朝廷，作为皇帝、王公、将帅的服装用料。
1972年冬，在震惊世界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两件稀世珍宝——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之妻辛追的素纱襌衣。通过称重，一件衣长128厘米，袖通长190厘米，重仅49克，还不到一市两；另一块纱料，幅宽49厘米，长45厘米，重仅2.8克（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真可谓薄如蝉翼，巧夺天工，正如古人形容的“轻纱薄如空”，其质地及纺织技术代表了汉代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考古专家通过对素纱襌衣上的“襄邑”字样分析，认证该衣产自襄邑。
3、襄邑锦、绣以质地甲天下。汉代襄邑织锦常见的为二色锦或三色锦。虽然，有些锦的花径和地经的色调相近，甚至被称为隐花锦，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孔雀纹锦，但与罗和绮等织而后染（即所谓生织）的单色织物仍是不同的。锦的织造难度大，相当昂贵。《释名·释采帛》说：“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其制字从帛与金也。”据《晋书·列女传》记载，才女苏蕙曾随父苏道质在陈留襄邑（今睢县）学得织锦之艺，织出《回文璇玑图诗》。学者康志祥、李毓秦在《丝绸文化与丝绸之路》一书中这样论述：锦的出现，在中国丝绸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蚕丝优秀的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丝绸不仅是高贵的衣料，而且是艺术品，大大提高了丝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影响是很深远的。
“锦绣襄邑”，有锦必有绣，襄邑亦有襄绣。襄绣以出“文绣”著称。文绣是指刺绣异彩花纹的丝织品或衣服。《国语·齐语》：“昔吾先君襄公……唯女是从，六妃九嫔，陈妾数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绣。”《汉书·文帝纪》：“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在长沙楚墓中出土的龙凤图案的刺绣品，正是产襄邑的襄绣。
李善注：“《传》云：睢涣之间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绣，日月华虫，以奉于宗庙御服焉。”即是居于睢涣二水之间的人们多能织带有彩色绣纹的或错杂华丽色彩的织锦绮罗。其中的“文章”，并非指今日之文字作品，古代以青与赤相配合为“文”，赤与白相配合为“章”，“文章”连起来则是指色彩多样的丝织品。“睢涣之间出文章”，即是在睢水和涣水中间区域的地方，盛产丝绸、织锦等丝织品。李周翰注《文选·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睢涣，二水名。其处人能织藻缋绵绮，有游于此者，亦将学其风土所为也。”
4、襄邑织工发明首台织花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襄邑在丝织生产和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丝织技术的革新发明与其文化内涵的扩展延伸。在中国乃至世界丝织技术的沿革历程中，襄邑织花机的发明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比西方使用织花机早四个世纪。
据《汉书》记载，织绣闻名全国的临淄、襄邑的织工，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钻研织绣技艺，思图改造织机。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临淄织工即在试制织花机，但没有成功。后襄邑织工在织锦的劳作过程中，他们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成功地使用了织花机。《商丘地区志》第十六篇“工业·丝织”载：“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襄邑织工发明了织花机，陈宝光之妻传授织法，织物精美。”从此，以机织代替了手工刺绣，“害女红之物皆止”，反映了汉代中原地区丝织技术的水平。
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明帝率公卿大臣祭拜天地，穿的都是织有五色花纹的新衣，明帝的衣服手工刺绣而成，公卿大臣的衣服则由织花机织成，俱是襄邑服官所进贡品。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西方的织花机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采用的时间较中国晚四个世纪。在现代学者傅立民、贺名仑主编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辞典》中，专门列有“襄邑织花机”辞条，徐思民所著《中国工艺美术史》里也有襄邑织花机的专题论述。
二、襄邑一带是中国重要的桑蚕原产地
襄邑自西汉时期就成为全国重要的丝织中心之一，不是一蹴而就直接说成就成了的，而是经历了历史的积淀及与当地自古就有种桑养蚕缫丝的传统分不开的。
1、襄邑一带自古有植桑养蚕传统。沧海桑田多变幻。如今一马平川的豫东平原，在远古时期的地貌环境并可非如此。上古时期，中原一带远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曾经是大象生活的地方，“豫”字就是人牵大象的象意字。那时的黄河流域，到处生长着中原特有的野桑和以野桑为食物的野蚕。
古代，襄邑人就擅长种桑树和养蚕。那时地处黄河流域的襄邑一带，到处生长着中原特有的匡桑、柘桑和以匡桑、柘桑为食物的野蚕。大约在五六千年前，居住在襄邑的先民开始利用野蚕抽丝，织造最原始的锦帛。以后，又逐步把野蚕驯化，进行户内喂养，渐渐将野蚕驯养为家蚕，结茧缫丝、织成绸绢，由此出现了中原最原始的桑蚕丝绸业。先秦至宋，襄邑一带的桑蚕业吐出“金丝银线”，不但富裕了一方百姓，而且为制作锦绸准备了充分的后盾支持。因此，匡桑、柘桑小处说是古代“锦绣襄邑”制作丝绸的基本原料，大处说是成就中国“丝绸之路”的基本节点。
今商丘夏邑县城西南12公里的桑堌村东，是一处高出地面六七米的土堌堆，据史志记载，这里就是当年商汤桑林祷雨的桑林之社。在今柘城县老王集乡扳曾口村，有一株高龄的珍稀树种——明代柘桑树，这也是目前柘城县境内现存的唯一的一株古柘桑树。该树高23米，胸径1.06米，树围3.4米，树冠覆盖面150平方米，被当地群众誉为“树神”。 匡桑，以生长在睢县匡城，且品质优良而著称。匡桑叶片大、生长快、叶能养蚕、果实甘甜美味、树干曲而不折、能做各种工具，桑木、桑枝、根皮可入药，时至今日仍以它顽强的生命力繁衍发展。
2、柘丝是襄邑锦绣的重要发展支撑。襄邑之所以能生产出大量的织锦和刺绣丝绸等，源源不断地供应朝廷及通过“丝绸之路”大量外运，得益于当时襄邑及其周边有丰富的丝织原料——蚕丝，其中重要的原料供应地之一便是当时的邻县——柘县（今柘城县）。历史上，柘城曾属睢州管辖。
柘丝是柘城的古特产，由柘桑养的蚕抽丝而闻名。遗址考古发掘证明，4000年以前，已有东夷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形成了朱襄氏部落联盟，进行原始桑蚕养殖。柘丝从古至今一直畅销国内外。商周时期，柘地代丝织业非常发达。甲骨文里蚕、桑、丝、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说明当时黄河流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养蚕和丝织业了。至秦代，柘城丝织业已逐步与邻近的襄邑一起成为全国丝织业的重要基地。直至两汉时期，朝廷在襄邑设服官，柘城、宁陵、睢阳一带生长的绢、帛，以统称为襄邑织锦成为皇宫的主要贡品，襄邑也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织业中心。秦汉年间，柘丝就随襄邑织锦经丝绸之路，运往中亚、中东，最后到达欧洲。汉代末年，中原老百姓为备荒，还常常储藏大量桑葚，以作食物。据1934年《申报年鉴》记载：“19世纪20年代，柘城家家植桑，户户养蚕。” 群众流传说：“懒纺棉、勤养蚕，四十五天得茧钱。”从汉朝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柘丝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柘丝色泽光润鲜艳，细长均匀，有韧性，拉力强度大，历史上有“柘丝为最”的美誉。由柘丝制作的绸缎、被面，颜色鲜艳，图案美观、质地优良，畅销海内外。
三、豫东汉陵金缕玉衣见证古丝路交流
说起“金缕玉衣”，很多人会想到芒砀山的梁王汉墓，而尤令人关注的是玉衣上的玉饰和墓中出现的大量玉器，这些玉经专家鉴定全部为新疆和田玉。在新疆的楼兰古遗址国王室墓地中，亦发现来自襄邑的织锦。大量的和田玉出现在豫东，豫东的丝绸之锦出现在新疆，说明襄邑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这里不仅是丝绸的原产地，还是丝绸的重要供应地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地。
“金缕玉衣”是汉代皇帝和皇后死后所穿用金线编缀玉片而制成的殓服。1986年，在砀城附近僖山一号墓出土一件金缕玉衣，据文物部门考证，此墓可能是西汉梁国末期的国王刘遂的墓。玉衣出土时玉片已经散乱，经修复后玉衣长度为1.76米，共用2008片玉片，用进2000克纯金线编缀而成。1994年，在砀城附近的窑山一号墓出土另一件金缕玉衣，此墓可能是西汉末期梁王刘嘉的墓。这件金缕玉衣由头部、玉面罩、上衣、裤筒等12个单位组成，全长1.78米，由2008片玉片编成。除了玉衣本身外，死者守中还有玉握，当时是一只手握玉，另一只手握玉猪，这是当时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胸部佩戴的玉蝉、玉瑝等晶莹明亮的玉器起装饰作用。汉代的玉衣还将眼、鼻、耳、肛门、生殖器等用玉制成的物品塞上，以防“漏气”。梁王汉墓群金缕玉衣的发现，轰动了国内外。除了金缕玉衣外，梁王汉墓群还出土很多玉制品，如雕龙琢凤的玉璧、象征王权的玉戈以及玉佩、玉舞人等。
当时中原并不产玉，这些大量的玉来自哪里？据史料记载，梁国使用的玉衣片都是来自新疆的和田玉，该地所产的玉是当时全国最好的玉。运输的途径，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运到中原商丘，然后由宫廷直接管辖的东园匠根据需要制作完成。一个工匠做一套金缕玉衣需要花费五六年的时间。由此，不但见证了西汉王朝贵族身后的奢华，更见证了当时豫东襄邑一带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繁荣。
梁孝王墓道口的“U”形拱券建筑，上部用梯形石板扣压，极其坚固，应是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前，东西方就已经开始交流而传入中原梁国的古罗马建筑技术。
此外，襄邑一带的汉画像石，如永城芒砀山汉画像石、江苏徐州汉画像、南阳汉画像石等，其间出现了许多西域的题材，如画像石中有狮子、大象、骆驼等形象。
四、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了古襄邑丝织品
在西汉初期，豫东一带已经和西域有了广泛的交流，襄邑的织锦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了西域，西域的和田玉、古罗马建筑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也传到了豫东。
从文献记载来看，自商代始中原襄邑一带的丝绸已开始成批地向外推销，《管子》卷二《轻重》：“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民为利，而天下化之”，“肇牵车牛，远服贾”。
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大批丝织品，其中有3种织出铭文的平纹经锦，施染均匀，染色纯正，是东汉染品的代表作。新疆尼雅古国遗址的古墓中相继出土了大量来自中原的丝绸，其中就有一些汉锦，如“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万事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等，其中最为神奇的一副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这些丝织品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原地区运去的，产地当是中原最大的丝织品供应地襄邑。当年襄邑的锦织品往往是先运往长安，然后再踏上“丝绸之路”，产品销往中亚、西亚、欧洲各国。所以，襄邑早在2000多年前就是一个贸易出口县邑了。
在丝织品源源西传的同时，秦汉时期的桑蚕丝织技术也随着王朝在西域地区控制势力的强化和影响范围的不断拓展而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似乎至东汉末，罗马人已经初步掌握了丝织技术，但其原料还主要依赖于从东方的输入，甚至至唐代仍保留有“常利得中国缣索，解以为胡绫绀纹”之传统。
隋唐时期全国恢复统一，为桑蚕丝织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唐代时，中原的锦织品获得了最辉煌的发展，桑蚕丝织在技术和工艺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丝绸种类空前繁荣，丝织工具得到改进，防染印花已有绞缬、夹缬、蜡缬、灰缬等多种工艺，还出现了扎经织物，质地更精良，花色更艳丽，产品数量大增，并与朝鲜、日本也有了贸易往来。南北朝时期兴起的织成与缂丝在隋唐进一步发展，刚刚兴起的纬锦和由纬锦发展而来的晕裥锦名噪一时，襄邑的锦绣、亳州的轻纱、荆州的贡绫、宣州的红线毯，都是闻名全国的精品之作。
五、依靠隋唐大运河连接陆海丝绸之路
在历史上，隋唐大运河曾是运输丝绸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对于位于隋唐大运河畔的襄邑，也成就了其织锦刺绣通过运河运至海内外的辉煌。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在汉代开始便已存在，目前已知有关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史载来自《汉书·地理志》，当时中国就与南海诸国就已有接触，而有遗迹实物出土表明中外交流或更早于汉代。襄邑织锦，通过陆路运输或者大运河水路运输向西，运至洛阳、西安，再向西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运至中亚和欧洲古罗马等；通过大运河水路运输向东，则运至泉州、广州、宁波等沿海海口城市，再通过船舶运至南亚、西亚和欧洲。
隋唐大运河开挖于公元605年（隋炀帝大业六年），全长2700公里，在商丘境内长约200公里。大运河促成了历史上豫东襄邑一带的繁荣发展，将沿线襄邑的锦绣产品西进东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外。唐代安史之乱和其后的潘镇割据和五代更替，使中原地区的桑蚕丝织受到重创。而在安史之乱中，在襄邑、宁陵和商丘先后发生几场争夺大运河运输要道的战争，如宁陵之战、睢阳之战。北宋后期商丘一度成为陪都，漕运商旅往来不绝，商业繁荣，人民生活富足，襄邑锦绣得到南调北送。至明朝中后期故道渐渐被泥沙掩埋于地下，最终废弃。
六、睢县一带有大量丝织历史文化遗存
1、濯锦池中洗染“先染后织”。至今，睢县仍有汉代进行丝织制作的濯锦池遗迹。濯锦池，就是洗涤色泽鲜艳的丝织品的水池。汉魏时期，襄邑的纺织手工业者沿池集中居住，长达一里余，大家都在池中濯锦。直到唐代，这里的纺织业兴盛了一千余年还久盛不衰。据清光绪十八年《睢州志》：“濯锦池，盖邑之善织锦者，环池而居，故得名焉。”明代睢州人刘淮《锦襄书院记》：“驼岗旁坡数亩为锦襄书院。锦襄者，旧襄邑学宫后，有濯锦池，故名。”由此可见，濯锦池在驼岗附近。后人为濯锦池赋诗很多，其一云：“林际微微返照来，落日又上凤凰台。乾明寺前趁鱼去，濯锦池边打豆回。”濯锦池原位于睢州古城内西北角，后因黄河泛滥，古城被洪水淹没，城址南迁，如今濯锦池所在区域已是一片湖水，位于湖内西北，但原址处仍为一池，水很清澈，用以种藕养鱼。每当荷花开时，濯锦池遗址处一池香袭，成为睢县北湖公园内的盛景之一。如今到此凭吊，可以透过历史的层层烟霭，想象到当年这里商贾云集，宝马奋蹄，把一匹匹襄锦运到长安，销往西域，为我国丝绸之路增光添彩的壮观景象。
2、传统地名见证襄邑丝织传承。至宋代，襄邑县的纺织品依然很出名。“厥篚织文，出于襄邑，池濯锦以为名”。至明清，睢州仍然是桑蚕养殖较集中的地区，民营丝织业兴盛，丝织品工艺精巧。明清之间，睢州以下设置四个大乡，其名分别为：锦绣、锦襄、锦翠、锦衣。清代后期至民国，随着棉织品的兴盛、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战乱频仍，襄邑丝织业逐渐衰落。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睢县官方的绸缎织造彻底停办。解放前，在睢县及周边地区匡桑树还处处可见，几乎家家养蚕，缫丝技术仍然保存，但织绸民间已基本不多见。民间养蚕一直持续到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其茧大都由南方来的客商收购。
3、蚕姑庙佐证襄邑蚕丝文化。居住在中原一带的原始居民，早在伏羲氏时代就传说黄帝轩辕氏的元妃嫘祖发明了养蚕，《通鉴外纪》等书又记：“西陵氏之女，为黄帝之妃，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可见，那时人们不仅养蚕，也是用蚕丝纺织美丽的布，再缝成衣服。相传嫘祖在中原一带教授植桑养蚕技术时，发现由匡桑、柘桑树叶养出的蚕，体肥、个大、丝多，抽出的丝有韧性、丝长、光泽好，于是就在这里大兴蚕业，广授民间抽丝技术。至今，睢县有西陵镇，相传是西陵氏当年所居之处。柘城县陈青集镇梁湾村仍遗存有蚕姑庙，位于梁湾村东，为明代建筑。庙址占地3.2公顷，现存楼阁面阔三间9.6米，进深一间4.6米，二层通高7.5米，硬山顶，青砖叠内坯砌墙，梁架结构，青色布瓦覆顶，砖砌大脊，一层前墙中开对扇门，两侧对称饰格棱窗，东西两山墙各饰圆形窗。内设木楼梯，横梁承托，木板隔层。楼内上下层均供奉有嫘祖塑像，墙壁绘有蚕姑娘养蚕抽丝、刺绣插花的壁画。每月初九为蚕姑庙会。据说，蚕姑庙特别灵验，只要养蚕的人家到庙中许过愿，这户人家养的蚕就不会遭受病疫。
4、电商平台营销“锦绣襄邑”。睢县是襄锦、襄绣的发源地与主要产地，被誉为“锦绣襄邑”。作为一项文化产业，襄邑锦绣本身面临创新和提档升级问题。随着互联网电商时代的来临，襄邑锦绣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渐渐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依靠传统营销模式实现营收突破越来越难。为此，以“创新创意、互联新生”为主题的“襄邑锦绣电商平台”应运而生。睢州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子茜告诉笔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买家开始通过网络购物，我们通过睢州特产文化商城网站、老家睢县微信公众号对襄邑锦绣文化与产品进行了传播推广，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一千年品牌的魅力，并提升了产品的影响力。下步我们还要将产品进驻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从2015年开始，该公司就致力于将当地的系列文化品牌产品进行网络产业化，而襄邑锦绣就是其中之一。新的创作理念、新的经营形式、新的服务形态让千年锦绣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通过近几年的电商平台营销，取得了不菲的业绩。在2016年的中原旅游商品博览会上，中国襄绣荣获“老家礼物”旅游商品大赛优秀奖。据黄子茜介绍，他们目前所打造的襄邑锦绣电商销售平台，不同于个体网店营销模式，而是基于产业经济发展要求的独立服务，实现对襄锦、襄绣精品名品的集中销售与推广，为襄锦、襄绣营销模式改革寻求新的突破口。目前也正以河南工程学院为技术依托，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合作研发书画锦绣为一体的中国豫锦拳头产品，如《璇玑图》、苏轼二赋、古睢州八景图卷轴等，实现网上推广与线下销售的结合。
行走在濯锦池畔，笔者眼前仿佛又重现当年这里万人织锦的盛况。毕竟，这里不仅曾是汉代专门造天子、公侯、大夫、九卿们的衣裳、五佩、备章、郊庙御服等丝织品的作坊，也是为“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输送货源的中原最大的全国丝织品中心，两千余年的丝织文化积淀已浓浓地融入睢县血脉之中。作为古丝路的核心供应区，更应以昔日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基础，古为今用，在“一带一路”中抢抓机遇绘就发展新蓝图。
编辑：轩辕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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