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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想把军来参……”电影《柳堡的故事》里，人美歌甜的“二妹子”，让几代观众甜到了心坎里。
电影《柳堡的故事》里，人美歌甜的二妹子。
“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今年87岁了。她14岁参军，17岁进入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短暂的“触电”经历，留下了“二妹子”“春妮”等中国电影史上令人难忘的美好形象。20世纪70年代末，她正式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没台词的小角色演起，昔日的“二妹子”年岁渐长，成了银幕上的母亲、奶奶、太奶奶……
田华（左）、陶玉玲（右）参加了“经典频传：看电影，学党史”系列短视频上线仪式。
4月27日，在电影频道主办的“经典频传：看电影，学党史”系列短视频上线仪式上，陶玉玲与田华、王晓棠、谢芳、金迪、张勇手、翟俊杰等老艺术家一同登台。红衣黑裙，银灰短发，87岁的“二妹子”看起来端庄、稳健而优雅。她深情诉说自己在军队的故事，将党的精神与党的信仰传递给新一代年轻的电影人。
上线仪式结束后，我们有幸对陶玉玲进行了专访。听闻记者来自《南方都市报》，陶玉玲开心地说：“我对广州有着深厚的感情。你们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我就在前几天还跟演毛泽东的王霙同志受深圳宣传部的邀请，去深圳上党课。”她盛赞今年文艺界举办的 “看电影，学党史”活动，“怎么样让大家更加爱党、爱国、爱我们的军队和人民，贡献自己所有的一切，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
十四岁加入人民解放军
和老艺术家田华一样，陶玉玲也是一名“党的女儿”。她十四岁就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当时不懂得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只是一个青年，为了找出路，去投考了华东军政大学。”
陶玉玲十四岁就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1949年，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的校长是陈毅元帅。陈毅校长给新生上的第一课是“为人民服务”：不管你在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国家兴旺顺遂还是陷入战火苦难，你都要立志为人民服务，奉献自己的一切。这节课，陶玉玲终身铭记。
“我们华东军大上万个学生，现在有的是省级、部级的领导。像跟我睡上下铺的黄惠群，中央电视台原来的老台长，都是在华东军大里成长起来的。”陶玉玲说。
当兵的生活十分艰苦。晚上睡地铺，早上六点就起来打背包、跑步。练习行军，从镇江、苏州、无锡，一直走到南京，脚上打得全是泡。“我那时候才十四岁，我的教导员，老革命，帮我们洗脚、挑泡，让我觉得革命的大熔炉这么样地温暖。”
在部队训练半年之后，陶玉玲被分配到军政大学文艺系戏剧队学习。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纷纷加入革命队伍，著名教育家吴仞之先生在军大文艺系担任系主任。“我的启蒙老师没有再好的了。1950年，吴仞之先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在文艺系，陶玉玲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从《演员的自我修养》学起，无实物练习、演小品给她的表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华东军政大学毕业，陶玉玲分配到南京前线话剧团工作。剧团又请来苏联专家、莫斯科小剧院的导演尧卡来给演员们上课，持续给她带来艺术的滋养。苏联专家的指导十分珍贵，陶玉玲回忆，“很多军区的演员都到我们南京军区来学习。”
在南京前线话剧团，陶玉玲先后主演了《人往高处走》《刘连英》等话剧。凭着自己的刻苦和灵心慧性，陶玉玲进步飞快，成了南京前线剧团的“台柱子”。
“二妹子”，给我们加点糖
让话剧演员陶玉玲在银幕上大放异彩的，是1957年的电影《柳堡的故事》。
电影《柳堡的故事》里二妹子笑起来很甜。
这部在当代观众眼里十分“小清新”的影片，讲述的是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战士与柳堡的老百姓消除隔阂、打成一片，四班副班长李进与二妹子渐生情愫的故事。电影的原著小说由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胡石言根据亲身经历撰写，剧本由胡石言和电影艺术家黄宗江共同改编。
电影《柳堡的故事》由中国第一代女导演王苹执导。拍摄前，八一电影制片厂到处寻找江南农家姑娘“二妹子”。后来有人说，不要找了，南京前线话剧团就有一个。于是，王苹导演便带了一个摄制组到南京来。
不巧，当时东山岛战役打响，白文写了话剧《东海最前线》，陶玉玲在剧中演女主角。王苹导演和摄制组到南京的时候，陶玉玲正好下部队演出。一天演三场，她的一只眼睛患了麦粒肿，完全成了个“独眼龙”。
摄制组赶着去寻她，“他们到杭州的时候，我到了舟山群岛，等他们到了舟山群岛，我又到了岱山岛。这样，等他们追到我的时候，眼睛已经肿了很大一个包。但他们还是要拍照片，回去跟厂里汇报。我就让他们照去。”陶玉玲笑呵呵地说。
王苹导演当时就觉得找对了人。她要的“二妹子”是特别朴实的，不在乎漂亮不漂亮，有一种天然淳朴的美。
拍电影，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陶玉玲向南都记者回忆：“那时候我们到柳堡去，坐火车就要一天一夜，火车到了镇江，再坐公共汽车到扬州，再到盐城宝应柳堡就得坐船了。也没有什么机械化的船，都是人撑的船。没有两天两夜根本到不了柳堡村。”
在柳堡，住在老百姓家的堂屋里，长条板凳搭张木板就是床，陶玉玲和王苹导演挤在一起睡。演员们还要深入生活，和农民一起割麦子、学撑船。
“那时候的胶片都是进口的，最好一条过，要是两三条不过真是难为情得要死，因为胶片都是拿外汇换来的。所以，每次在拍摄前，我们走位起码四五次，走准了才能拍。”陶玉玲说。对此她颇为得意，因为自己每次都走得很准。
《柳堡的故事》里，“二妹子”的戏总共102个字。她叫了三声“副班长”，她要求参军，其余全部用影像来表现。即便如此，那个轻轻巧巧走上岸来，清纯甜美的“二妹子”，还是深深地镌刻在了人们的心中，成为银幕上不朽的经典。
陶玉玲现在还记得，因为导演觉得她笑起来很甜，每每在拍戏的时候，总会跟她说：“二妹子，给我们加点糖！”
毛主席说“话剧是有生命力的”
陶玉玲的另一个写入中国电影史的角色，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三排长陈喜的妻子春妮。这部由沈西蒙、吕兴臣和漠雁共同创作的话剧，以“南京路上的好八连”事迹为题材，讲述了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在霓虹灯闪烁的大上海经历的一场特殊的斗争。影片的开头，三排长陈喜经不起资产阶级“香风”的熏染，瞧不上从乡下来看他的妻子春妮，看不惯黑脸班长赵大大，逐渐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
《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版里的春妮，也是陶玉玲演的。
南京前线话剧团为了演绎这出话剧，要求演员们到好八连去深入生活。“除了演资本家的不用去，我们所有的男演员全部到好八连去当兵。我也要去，我去和军队的家属在一块，演林媛媛、九姨太的就不用去。”陶玉玲说。
1963年，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北京演出，文艺界的主要领导田汉、夏衍等观看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家还帮忙提修改意见。后来总政请周恩来总理来看戏。“总理第二天告诉我们，他和大姐看了以后非常激动，一晚上没能好好休息，希望我们能改得更好。”陶玉玲告诉南都记者。
周总理对剧中好几个细节提出了修改建议。比如春妮给丈夫陈喜写的那封信，其中有“两小无猜”一词。总理看了说：“春妮什么文化程度？”陶玉玲答：“最多小学吧”。总理说：“那你怎么能说出‘两小无猜’来？”陶玉玲立刻答道：“总理，可不可以改成我和陈喜从小在一块长大？”总理点头道：“这不是挺好？”
剧情经过调整后，又请毛主席来看。演员们高兴地不得了。“上台前，邓大姐到后台来说，‘你们要把台词说清楚，不要先顾着去看毛主席。’大家都想着毛主席就是红光满面的，领导千军万马的，谁都想去偷偷看一眼。可是后台有纪律，谁也不敢。”
但是导演在台下陪着毛主席看戏，发现毛主席该鼓掌的地方鼓掌，该流泪的地方还流泪了。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上台接见演员，说了一句：“你们戏写得好，演得好，话剧是有生命力的。”
“这鼓舞了我们全军的话剧工作者。这句话现在还挂在南京前线话剧团。”陶玉玲说。
因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64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合拍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马学士和陶玉玲分别饰演片中的三排长陈喜和他的乡下妻子春妮。春妮在影片里只有短短三场戏，但她真挚、坚毅，备受委屈而内心柔肠百转的形象，经由陶玉玲纯熟的、富有感染力的刻画而深入人心。
在苦厄中开出生命之花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陶玉玲被迫告别舞台，结束演员生涯。她下放到南通晶体管厂当了三年工人，后来又机缘巧合，当上了南通文工团的书记和团长。
她开朗乐观的精神让最艰难的岁月也开出灿烂的花来。“我这个文工团后来排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到农村去演，怕农民看不懂，每演一幕，我就上去解说，这样大家都很喜欢。就在那种土舞台上演，真不容易。”陶玉玲感叹。
陶玉玲与黄国林。
1978年，陶玉玲的爱人黄国林调入总政文化部工作，陶玉玲调入八一制片厂，正式成为一名电影演员。一段崭新的征途在她眼前展开。“我的第一部戏就是跟着严寄洲导演去演《二泉映月》。那天我正好去八一厂报道，严导演准备要出发，跟我说，小陶，你来了，你跟我出去演戏吧。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呢。我说，演什么？他说，演船娘，两场戏。田华老师正好在那儿，她说，小陶有戏赶快演！我们那时候已经过了八年了，谁都没戏演。现在有严导演要你去演，还挑什么挑？我就跟他去演了两场戏。”
自那开始，她又陆续参与了《三个失踪的人》《归宿》《如意》《没有航标的河流》《幸运的人》《望日莲》等影视剧的拍摄，演过主角，站过C位，也有不少默默无名的小角色。但她演得孜孜矻矻，演得兴味盎然，把自己演成个不折不扣的“老戏骨”。2015年，她和张凯丽、佟大为、关悦、关牧村等在央视春晚上出演《四世同堂合家欢》。陶玉玲笑道：“现在演的都是奶奶、太奶奶了。”
陶玉玲近照。（受访者提供）
便是演太奶奶，也有一股子来自军队的铁骨铮铮，又美又飒。在人生后半段，陶玉玲“扮演”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抗癌斗士。1993年，在拍摄《蹚过男人河的女人》时，陶玉玲查出口腔上颚小涎腺肿瘤，这是她与癌症第一次交手。她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做了手术，术后开始练习气功和健身操。此后的十年间，陶玉玲总是带着药罐子和中药出现在片场。
恢复十余年后，癌症再度找上门来。第二次是肺，第三次鼻子旁长了一颗痔，确诊基底细胞癌，开一刀缝了八针。“疫情期间脖子上长了个小疙瘩，我又跑去301医院，一切片还是癌症，是第四次了。”陶玉玲告诉南都记者。
但她早已学会与疾病、与人生的苦厄和平相处。“癌症只不过是一种病的名称，要是心脏病的话，人一下子还过去了呢。人哪，吃五谷杂粮，不可能没有病，好在有先进的医疗手段和这么好的医务人员，如今我已经活了80多岁了。”陶玉玲爽朗笑道：“我觉得我在部队锻炼得还比较坚强。”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实习生 王子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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