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奕禧致舜徒二札
金农（1687-1763），原名司农，字寿田，后更名农，更字寿门，号吉金、冬心、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邪居士、心出家粥饭僧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乾隆初被荐为博学鸿词科，不中而归。晚寓扬州鬻书画以终。他性格孤高，精于鉴别，为书画新奇别致但又古意盎然。其书法所来有自，于汉隶用功极深，又能以奇出之，形成独标一帜之自家面目，人称“漆书”。他的大字稍显做作，但小字却自然高古，笔短趣长，拙朴雅健。此札内容为请托朋友，言辞谦敬慎重；书法苍朴老辣，方圆兼备，极为精彩。
吴锡麟致尤荫手札
吴锡麒（1746-1818），清代文学家，字圣征，号谷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历官国子监祭酒。后以亲老乞养归里，主讲扬州安定乐仪书院至终。其诗笔清淡秀丽，亦能词，以骈文著称。著有《有正味斋集》七十八卷。此札为吴锡麒致画家尤荫（1732-1812，号水村，能山水、花鸟，尤长画竹）者，内容为谢尤赠其酒器，并大书酒中之乐，以显赠酒器之情重，文风跌宕，才情横溢。其字清雅劲健，出于东坡。此札可谓书、文并佳之作。
袁枚致尤荫手札
袁枚（1716-1798），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苍山居士，晚号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今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著述以终老，世称随园先生。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补遗》，《子不语》、《续子不语》等著作传世。袁为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袁枚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个性。此致尤荫（字贡父）札内容为谢尤赠画，并赞其画，记述朋友间切壁画艺及朋友间相互激赏、互赠礼物之韵事。其书法灵动清雅，不事雕琢，自然闲适，正合于其“性灵”之主张。虽法度稍欠，而才情横溢，亦为佳构。
王文治致啸崖手札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官至翰林院编修、侍读，后又任去南姚安知府，罢归，遂绝意仕途，与文人墨客交游。王文冶工诗文，但以书法最为知名。当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与刘墉齐名。他的书法根于二王而以稳健出之，字体端正，行笔流畅。此札内容为朋友间彼此激赏，诗词唱和，知已互勉，其书法随意潇洒，节奏明快，风神淡元，为其上乘之作。
阮元托事手札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颐性老人、揅经老人等。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任浙江、山东学政，由内阁学士任户、礼、兵、工等部侍郎，历任浙江、江西、河南巡抚，两广、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任体仁阁大学士，后加太子太傅，卒谥文达。阮元为重臣，但教子弟极严，对学术界也很有功绩。编成《经籍纂诂》，汇刻《皇清经解》，著《十三经注疏》，编纂《石渠宝笈》；金石著有《两浙金石志》，与毕沅合著《山左金石志》，又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及诗文集《揅经室集》等传世。他对后世书法影响最大的是其《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开包世臣、康有为书论之先河。他的书法雄强劲健，锋芒毕露，正中寓奇。此札内容为托朋友照顾教育儿子等事，言辞恳切，说事分明。其书法老辣端严，非位尊气沉且学养深厚者不能到此境也。
胡林翼致辛阶手札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授编修。一八四六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曾镇压苗民起义及湖南李沅发起义。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升至湖北巡抚，全力支持曾国藩。胡林翼文武双全，为官清廉，能诗文，善书法，蒋介石特别崇拜其军事才能，把他与曾国藩的治军用兵之道合编成《曾胡兵法》，作为黄浦军校学生的教材。毛泽东年轻时也十_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为人做官之道，因此把自己的字改为“润之”。辛阶系劳崇光（1802-1867）的字，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道光进士，历任平阳、太原知府等，又迁湖北、广西布政使。咸丰元年（1851）署广西巡抚，后调任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镇压太平军。同治二年（1863）授云贵总督，镇压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苗民起义。
辛阶比胡林翼长十岁，且当时职务又高，故胡林翼写信时称“辛阶老前辈大人阁下”。信中所谈主要是军事。胡写此信时已“历权三郡”，当是他历任安顺、镇远知府后又调任黎平知府之时，因信中有“七月至黎平至今已满两月”语。信中还谈及他为对付农民起义办团练保甲及其镇压黎平苗民起义之事。据此，这封洋洋近千言的信札的史料价值已显显而易见。
曾国藩致凯章二札
曾国藩（1821-1872），晚清一代名臣，湘军首领。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迅速兴起时，奉旨在湖南办团练，创建湘军，与胡林翼、左宗棠等共筹破敌之策。造战船、建水师，与太平军苦战。后升任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最终将太平军残酷镇压下去。因军功封一等毅勇侯，是清代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虽军务倥偬，却留心洋务，对书法亦深有研习。
张凯章、作梅当系曾国藩所辖部下，曾国藩写此两信时当在其任两江总督并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期间。信中所谈大抵涉及苏、皖两省军务，时清军处于劣势，曾国藩信中屡有“切不可慌乱”、“静镇”、“稳住”、“行军以稳静二字为主”等语。从信中可知当时清军情势非常危急，故在四日之内连发四信给张凯章，指挥作战。虽处情急之中，但从曾国藩此两信札的字迹来看并无慌乱之象，而是笔笔劲挺，处处合于法度，给人以指挥若定之感。信中提及“次青营垒”，“次青”乃湘军中的一员主将李元度，字次青，亦文人出身的武将。
左宗棠致芗泉二札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朴存，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人。自幼聪颖，道光举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好友胡林翼保荐，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下，为抵抗太平军出谋划策。一八六○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荐其在湖南招募丁勇，协同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一八六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大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浙江省内数城池，升闽浙总督。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后，论功封一等恪靖伯。随即奉命率军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镇压太平天国后，从事洋务。晚年曾指挥清军收复新疆。又任军机大臣，中法战争时督办福建军务。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其晚年在收复边疆和加强海防增援台湾方面功勋卓著。
芗泉系蒋益澧（1825-1874）字，湘乡人。为曾国藩心腹之一。咸丰初投入湘军为曾国藩帮带亲兵营。后又统带新营。曾授广西按察使，升布政使。后又率军援浙。同治元年（1862）攻占杭州后，任浙江布政使。 左宗棠致芗泉札，前札开首便称“阁下初入杭城，诸务草创，弟以一手经理百端……”，当是指芗泉率军援浙，攻占杭州之际。时左宗棠当任浙江巡抚并升闽浙总督。该函主要是传达战况，指挥追击分头转移的太平军，情势非常紧急，故此札还注明“辰刻”。而后札则无，且字体亦比前札端正些，反映出前札写得比较仓促，后札比较从容。
彭玉麐致筠仙二札
彭玉麐（1816-1890），字雪琴，湖南衡阳人。亦由一介书生而成湘军将领。咸丰三年（1853）随曾国藩创办湘军水师，升安徽巡抚、水师提督、兵部右侍郎等。攻陷天京后，加太子少保。光绪年间署两江总督，晋兵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刚直。
筠仙系郭嵩焘（1818-1891）的字，道光二十七年（1847）与李鸿章是同榜进士。入翰林后因母丧一直丁忧在籍，太平军起义之初，两湖危急，劝谏曾国藩出山办团练的即是筠仙。有“曾国藩最知己者莫过于二仙——筠仙和霞仙”一说，筠仙曾为曾国藩的幕僚。在本册页中，除了彭玉麐致筠仙二札，另有李鸿章致筠仙二札。李称他为同年亲家，当是他俩同年中进士且又结成亲家之故。
彭致筠仙二札所谈皆军务。函中谈及“湘乡夫子”即曾国藩。函中屡屡出现镇压太平军及苗民起义战争中多处取得胜利的喜悦，但也注意到“冬涸”、“雨月不雨”对水师的不利，提醒“分防各军稍涉大意难保不旋得旋失”的潜在危险。彭玉麐书信落款用行草书，将“彭玉”两字签成合文似为一字，故乍一看较为难认。从时间上判断，彭玉麐写此两函时太平军尚未全部被消灭，当时筠仙可能仍在曾国藩手下当幕僚。而李鸿章致筠仙二函，则所谈已几不涉及军务，而主要谈及政务，当在已镇压太平天国之后。
李鸿章致筠仙二札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有《李文忠公全集》。李鸿章致筠仙两函中，有“闽粤无深患，洋务者将以台湾巡抚相属”之语，是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又一铁证。此点又提升了李鸿章函的历史价值。李鸿章的签名也较特殊，粗看似为“鸿才”连写，但不像彭玉麐签名时把“彭玉”两字合成一字之形，而是仍作两字状，不过“章”字借用了“鸿”字的下部成草书的似章非章之状，这种签名方式至今仍有人使用。
骆秉章致辛翁手札
骆秉章（1793-1867），广东花县人，原名俊，以字行，号儒斋。道光进士，由贵州布政使升湖南巡抚。任湖南巡抚期间适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建湘军，咸丰十一年（1861）任四川总督，与李短鞑、蓝大顺、郭刀刀所领川滇农民军作战，同治元年（1862）击败川滇农民军。翌年，又击败石达开部于大渡河，清廷授以太子太保。病卒于四川总督任上，谥文忠。善书法，亦在清代名书家之列。辛翁即辛阶劳崇光，曾任两广总督及云贵总督。骆氏信中提及“欣颂川中军务去秋略有头绪”正值骆新任四川总督整顿军务之时。还提及与李、蓝所领川滇农民军作战情况，并称“蓝逆已诛”。所称“石逆”当指石达开。又“官军追及即遁，未审何时始能了局”，流露出对追讨石达开部无奈的担心，此当是骆为何要写此信给任云贵总督的辛阶的原因。此札共六页，洋洋数千言，所写内容不仅涉及军务、政务，甚至还涉及经济、宗教等。其史料价值亦自不待言。
李元度致力臣手札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笏庭。道光间就读于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同窗。道光举人。湘军初起时，得曾国藩赏识，应邀入曾国藩扩办的团练，李为营官，咸丰年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曾疏陈筹防筹饷之策，中有建议福建巡抚专驻台湾，以防法、日逞凶等策。官至贵州布政使，著作甚富，其中以《国朝先正事略》尤为巨著，还主纂同治《平江县志》。
《李元度致力臣札》中主要谈到详查《褒忠录》所需查人员之事，反映出李元度这位文人出身的武将对文献的重视。《褒忠录》乃清朝廷为褒扬忠臣而编纂的名录。
冯煦手札
冯煦（1843-1927），江苏金坛人。冯煦工书法，取法钟繇、虞世南及孙过庭，无论草书还是楷书，皆醇朴 浑厚，神采焕然。一九三一一年，西泠印社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冯煦专为作为镇社之宝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题写“汉 三老石室》五个擘窠大字。今西泠印社中人海上童衍方先生藏《三老碑》拓本之一中也有冯煦的长跋，吴昌硕题首（载《西泠印社》二○○六年第二期，荣宝斋出版社)。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申报》发表有“冯蒿叟草书助振”的润例，今人或能从中了解到其时书法市场的状况：对联四元 五尺外每尺加二元 楷书加倍 喜寿联撰句者二十元 横直整幅六元 五尺外每尺加三元 又半幅三元 四尺外每尺加一元 纨折扇三元 小楷书十元 卷册每尺三元 以上泥金笺加倍 匾额每字四元 磨墨费一成 恶纸不书 附鬻文例 半充善举半佐游资 杂文每篇一百元 骈文加倍 墓志家传等另议 件交上海北成都路广仁里一千五百八十二号义振协会 振款先交 十日领件 或交广仁堂鲁湘豫直义振会
以艺术而论，冯煦写给“筱川”的这通尺牍确为其代表性书体，以孙过庭草书为基础，参以章草笔意及钟繇楷法，虽字字独立，实笔断意连，结字平中寓奇，用笔以拙驭巧，章法疏朗有致，写来不激不厉，神闲气定，一派高古气象。在清末民初的书坛上冯煦虽不以书专名，却取境高远，超轶群伦，实为难得。
益龄手札
益龄是梁鼎芬的学生加表弟，信中“番禺表兄师”、“节师”等称谓已明明白白地传递了这一信息。再细审其书法，无论用笔、结体都明显受到其师的影响。梁鼎芬早年习过欧阳询、柳公权和黄山谷，在益龄的笔下也很好地得到传承。不过他没有了梁鼎芬晚年的率意和恣肆，代之以清新隽永，如山泉汩汩流淌。另一区别是梁的用笔瘦劲，很少有重按；而益龄写来提按分明，对比强烈，从而增强了拙意。这点显然与他研习宋代另一大书家苏东坡的书法有关，很似清末虞山翁同龢，厚重拙朴，甚是可爱。有意思的是此三种信札中有两通写到了茶与品茶，写到了酒事。在风雨飘摇的辛亥之季，能躲进小楼，谈酒论茶，舞文弄墨，不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温肃手札
温肃（1879-1939），广东顺德人。字毅夫，号檗庵、清臣，室号百甓斋，近代岭南著名书家。温肃的书法得益于宋代黄山谷行书最多，长枪大戟，仪态可掬。或许是性格使然，他写行书没有黄的开张气度，笔致间多了些温润的成分，因此他的这种书风在清末民初的书坛中很难凸现出来。
张季鸾手札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原名炽章，以字行。笔名季鸾、一苇、少白、榆生。清末留学日本，出版《夏声》杂志。辛亥革命后在京创办《民立报》，在沪开办《民信日报》，先后任京沪《中华新报》总编辑。一九二六年与吴鼎昌等在天津接办《大公报》，任总编辑。一九三六年主持上海《大公报》。张季鸾的行书颇似晚年梁鼎芬的笔致，率意冲淡，有宋人尺牍遗风。显然这跟他与梁及温肃等交往有关。从其用笺看，张季鸾也能作隶，受到清人伊秉绶等的影响，这也说明延至民国，碑派书风已在书坛得到广泛的传播。
杨守敬手札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晚清著名学者，精于地理、目录、文字、金石之学，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书论家、收藏家。他幼年习商，二十五岁始进京赶考，先后数次落榜。遂发愤治学，著述甚富，有《水经注疏》、《日本访书志》、《邻苏园集帖》、《楷书溯源》、《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集》等数十种。
以上三通行书尺牍，是杨守敬的代表性书体。通篇用笔老辣生涩、豪迈遒劲，气息浑厚古朴、淋漓恣肆，明显地反映出其长期浸淫汉魏六朝碑版的成果。笔笔实又笔笔虚，笔笔厚又笔笔奇，通篇又是随心所欲，一气呵成，系晚年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辛亥革命后，杨守敬避居上海。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去世前的一年，大总统袁世凯雅重杨守敬，商之副总统黎元洪，将杨聘为顾问，一再致书，敦催上道，而杨“以年老无意出山”，袁旋复函催他上道，有“请趁早扶杖北行为京华光”之语。杨终亦不便深拒而赴京。袁对他优礼有加，复以“参政”相属，杨谓“政治学非所长，力辞不获”。写给“小川宗兄”的三通尺犊，正是记述了杨于一九一四年从上海赴北京担任参政期问的故事，内容反映出杨守敬嗜书如命、潜心学问及对待学问、艺术的严谨态度；同样也反映出他在艰难时势下迫于生计，为家奔波、操持，又精于经商的复杂人格。于书法理论，杨守敬在著名的《学书迩言》中十分强调学书的字外功，在前人提出“天分”、“多见”、“多写”三要的基础上又增以“品高”和“学富”两项，谓“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又提出“自来学前贤者，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杨守敬的书法实践正是上述理论的最好注解。因此，杨守敬的意义正在于他的创造性。生活在碑学笼罩的时代，他的书法同样也以超迈峻峭的北碑意趣打底子，又博采颜鲁公、苏东坡、黄山谷等家，然后食古而化，自成家数。同样，丰富深厚的学养、慎独高贵的品行也成就其厚重、质朴、浑穆的艺术情趣。这种高境界非凡夫俗子所能为。一九一五年一月，杨守敬无疾而逝。四月，由政府派专车从北京护送回湖北宜都，归葬祖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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