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总结，并非无根浮萍，相反，它在人类的发展进化历程中得到了一一证实。“福”和“祸”之间是有联系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就像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在一定条件的影响下，福分的长久往往是祸患的开端，而祸患的发展中，也必定含有福分的因素。先秦诸子知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捕蛇人知道：“毒虫出没之地，七步之内，必有解药！”让我们以商都“水患人祸”为切入点，从“盘庚中兴”进一步分析历史上被屡次证实的“多难兴邦”！
祈天灯
一、商都迁徙的概况
二、商都迁徙的原因
三、盘庚迁殷后的四项措施
四、多难兴邦在历史中的证实
商都迁徙概况“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是继夏朝之后，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甲骨文）。自商汤建立后，传承500多年，但其气数在约公元前1300年左右，也就是传承到第300年（这300年包括商朝未取代夏朝的44年）时，就因内忧外患而几经断绝，是盘庚迁殷才又帮商朝续下了足足273年气数！
由于商朝年代久远，所以历史上记载夏商周时的史料并不是太充分。不过从《夏商周历史与考古》、《竹书纪年》以及后世史料记载，我们也可以推敲出历史上商都的几次迁徙概况。
商朝都城的八次迁徙
1、“商汤灭夏，迁九鼎于商邑”。商朝的第一次都城迁徙是，商汤灭掉夏朝，迁都于都毫。
2、“自亳迁于嚣”。随后，商王仲丁开始了第二次迁都，把都城从都毫迁到了嚣。
3、“自嚣迁于相”。商王河甲，第三次迁都，把都城从嚣迁到相。
4、“祖乙迁刑（今邢台市）。”商王祖乙，第四次迁都，先是把都城从相迁到耿，然后仅过了一年时间，复又从耿地迁到邢地。
5、'“祖乙居庇。”祖乙滕，迁都后并未居住在刑地，反而居住在了庇。
6、“邢迁于奄”。商王南庚，第五次迁都，把都城从当时的刑地，迁往了奄地。
殷墟遗址
7、“奄迁于北蒙，曰殷”。最后就是，主角盘庚登场，第六次迁都把都城由奄地迁往了殷地，从此之后商朝都城二百多年未有变动，故此，因为商朝政治中心定居在殷地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后世史学家一般也把商朝也称之为殷商。
8、再之后就是三次小迁徙，先是商王武丁把都城自殷徙到小屯，之后自己又从小屯跑到了亳。随后，武丁的孙子商王武乙不满意，又把都城从亳地迁回了小屯。武丁的儿子帝乙，也就是著名的商纣王，在武乙死后，又把都城迁往了朝歌。最终，至公元前1046年商朝被周武王覆灭。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商都迁徙的原因商都迁徙的原因：“水患＋政治需要”。关于商都迁徙的原因，学术界经过探讨研究，把商朝偏爱迁都的原因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为了躲避水患，二是游牧说，三是去奢行简的需要，四是政治需要。
但是经过后来对殷墟痕迹的清理和对甲骨文认识的深化，这几种原因，除了躲避水患和政治需要外其余都不可考。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游牧说认为，商朝是由游牧民族所构成的，出于游牧业“逐水草而居”的特点，才屡次迁徙，但是，此观点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被推翻。五千年前我们祖先就已经有了农耕文明的基础，炎黄时代农耕文化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代的甲骨文和后世考古挖掘，也相继证明，商代建立前的经济基础，已主要为农业文明所构成。
原始农耕文化分布图
（二）去奢行简说认为：商王的屡次迁都是为了抑制贵族群体的铺张浪费，迁都换个新环境来帮助贵族们忆苦思甜。这也是不合理的！人奢侈还是简朴的秉性不仅受居住环境影响，更受经济基础和收入水平所决定，单纯的换个环境，并不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再者来说，迁都并不是过家家，不仅要把人迁过去，还要选址和营造新都城，是很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一件事情，没有道理花十块钱的目的是为了省一块钱。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三）黄河的治理在古代一直是一个难题，黄河中下游的商都时刻都在遭受水患威胁
首先，上古时代的人们没有先进的铸造工艺、治理河道的技术和理念。再其次，就奴隶制的社会本质而言，诸侯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局面，容易导致统治者并没有高度的集权，不能举天下之力，来治理水患！
上古时期有治水记载的，就是共工治水、大禹父子治水。先说共工治水：
《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山无定式，水无常形
共工的治水方法如何呢？《国语．周语下》记载了鲧和共工氏的治水方法：
「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
什么意思呢，就是水来土掩，共工和鲧的治水办法就是，那里漏水堵那里，在低洼和平坦的地面上修筑堤坝，以阻拦水的漫流。但是，并没有建设疏散水流和建设存储和放水的水利工程，再加上黄河含沙量大和汛期水流速流量大，终导致治水失败。之后大禹上任，《史记·夏本纪》记载：
“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大禹治水
大禹在他老爹鲧治水的过程中，发现了“堵不如疏”的道理，但他并没有直接跑去治水，反而，先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平整土地、保护生态，此之谓“治土”。之后，则开始“治山”，对岐山、太岳山、太行山、常山、太华山、大别山等山分别进行疏通，再之后方才开始治水，如此付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劳作十三年，方才暂时遏制住黄河水患，足以显示水灾在上古时期危害甚重！
《吕氏春秋》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
《史记·殷本纪》曰：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奔腾湍急的黄河水
而史前水灾在历史文献中也有诸多史料，纷纷记载了洪水威势：
《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虽然，大禹治水卓有成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又显露出了它桀骜不驯的性格。
历史上的花园口决堤，片刻间丧生百姓89万
继大禹治水过后至商朝盘庚时期，由于之前数代都城都聚集在黄河周边，过多人口，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是不可小窥的。
再者，通过地势观察我们可以发现黄河中下游是华北平原，地势低洼，夏季来自太平洋的季风，受到南北纵横的太行山脉的阻挡，形成降雨，而黄河不同于长江，泥沙含量大、支流少，难以疏散降水。其中，殷商时期降雨一般集中在1月份和五月份。
殷商时期黄河下游较现代水系广阔
因此，夏季密集性降雨，在没有支流疏散、堤坝受生产力制约并不牢靠，再加上没有存储和分担多余降水的人工水库和水利枢纽，那时的黄河是非常脆弱的，继而引发黄河决堤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通过品鉴《尚书·盘庚下》我们可以发现，盘庚迁都是出于躲避自然灾害的需要而产生的：
《尚书·盘庚下》：“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 “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
而在后世的考古发掘中，盘庚迁都至殷后，仍有多次关于占卜水况的占卜辞。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是久受洪水困扰，是难以对此表示这么急切的关注，所以水患说，是成立的。
殷墟甲骨文
（四）迁都也有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需要，即为躲避“天灾”，也为消弭“人祸”
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
“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政治原因，就是九世之乱。自商王中丁后，屡次迁都，又多次发生王位纷争，使得商朝中衰、诸侯离叛，而从仲丁开始计算，至盘庚时期已延续百年，持续九世。基本上商朝的历次迁都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这持续百年的战乱，为保护王室的迁都。
盘庚与商贵族之间的交锋
尤其到了盘庚继位后，期间的九世之乱相互影响叠加，量变引发质变，终于导致盘庚在位期间，诸侯不来朝见，都城内部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为了政治上进行权力洗牌的需要，盘庚决心迁都。
恰好，黄河下游也就是商朝都城所在地经常发生水患，根据史料记载，有一次发大水，淹没了都城，所以借此良机，盘庚以天灾为名，发表两篇训话，说服了人民和反对势力，启程迁都。
《尚书·盘庚》： “呜呼！今子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骨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商人浩浩荡荡的迁移之旅
盘庚迁殷后的四项措施对“水患”与“人祸”的思考和警惕，帮助盘庚缔造“中兴之世”！人类与大自然对抗的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懂得总结和思考。总结得失，思考措施，铭记灾难，从而警钟长鸣！正是，对“水患”与“人祸”的警惕，让盘庚在迁都后迅速制定了整治水患、稳定社会、促进生产的一系列措施，又为商朝延续下了200多年的气数！
（一）告诫众人警惕灾祸，勤劳耕种。
迁都后，盘庚以效仿先祖商汤把臣民迁移到山地，从而减少人民灾祸的行为，为自己迁都至殷地的行为做解释。同时，把迁都的行为与“遵从天意”相联系，披上神学色彩，更以先祖为名号，进一步凝聚了人民共识，加强自身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力。
商汤画像
号召人民和贵族不能贪图享乐，要居安思危，利用好殷地肥沃的土地，恢复生产耕种，维护好新都城自然环境，为迁都后商朝经济的复苏，打牢了思想基石！
“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易震动万民以迁？ 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 ——《尚书·盘庚》
耕种
（二）以考核制选拔贤才，改造旧贵族，缓和阶级矛盾。
盘庚吸取了九世之乱的教训，迁都后向诸侯和大臣明确了自己任用官员的标准：1、有同理心，能体恤臣民。2、不贪恋财货、不聚敛财富。3、能使民乐业、为民谋生。并表示自己会在之后的生产和经济恢复中，论功行赏。如此一来，大大激发了基层人民和底层官员的生产和施政热情，把大多数平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和自身的利益捆绑到了一起，助长了自身权力。不但使得自身在国家内，更有威信和号召力，还变相的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倒逼旧贵族改变自身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把财富分配给平民，缓和了社会上的阶级矛盾。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 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目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屑一心。” ——《尚书·盘庚》
《尚书》先秦诸子所著
（三）进一步完善“内外服”统治体制。
商汤打败夏王朝后，为强化王权实行了一种二元统治体制：“内外服制度”，盘庚迁殷以后对此制度予以了进一步的完善，加强了自身对联盟的实际权力的控制力，进一步深化了与各附属国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内服与外服制度：内服是商人本族的活动区域，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属国，商王通过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来处理本族和臣服的外族的事务。
（四）加强技术研发，尤其是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
虽然上古时期的史料记载不是很全面，但是随着后世我们对殷墟的进一步勘探和发掘可以发现，盘庚迁殷之前和之后，商朝的青铜冶炼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
殷墟青铜器铭文普遍出现
一是铸造规模和铸造样式的扩大，殷墟附近就有一个大规模的青铜器作坊，铸造人员上千人，成果有成千上万件的斧、戈、矛、刀等武器，足以见证迁殷后青铜铸造规模的扩大和国力的增强。
二是铸造的青铜器更加精美多样，不仅有斧、凿、钻、铲等生产工作，还有鼎、爵、瓢、壶、盘、碗等饮食器具，器具上花纹多样、图案精美。
殷墟大鼎，千年一叹
“多难兴邦”在历史中的证实（一）生于忧患的盘庚中兴。
盘庚迁殷，本就是出于躲避“水患、人祸”的目的，盘庚继承王位前，商朝已经经历了长达百年的九世战乱，继位之后，更是政局混乱，平民与贵族之间、贵族与王权、诸侯与王权之间的阶级矛盾尖锐，再加上黄河时不时的旱涝灾害，商朝仿佛就是一支在风雨中飘摇的烛火，不一定那阵风吹来，面临的就是亡国灭族的风险，处境不可谓不危急。
可就是在此种情势下，盘庚并没有向“水患、人祸”所妥协，反而积极作为，硬生生的靠着一己之力，坚持迁都主张，克服重重阻挠，避开了周围诸侯王国的攻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
之后，到了武丁时代，殷商王朝经过武丁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城之一。
河南安阳的殷墟
（二）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与欧洲各国崛起于强国之列
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对欧洲来说是一个最为悲痛的年代，从1347年9月份到1353年，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大约有2500万名欧洲人被夺走生命，这就是著名的“黑死病”，由不起眼的老鼠引起，最终形成了一场席卷欧罗巴的大瘟疫！
欧洲当死去的2500万人，足足占了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死亡率占比，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死去人数占总人口数的约6.6倍！平均每三个人中间都有一个人被这场瘟疫夺去性命！
“黑死病”宣告了欧洲中世纪的终结
但正如，西方人所说的：“上帝为你关上门，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果不其然，多难兴邦！
人类的生生不息和与天斗与地斗的强悍意志，使得欧洲大陆焕发新春。
首先，在欧洲展开的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与“黑死病”相同的是，都由意大利为起源地，不同的是后者带来的是毁灭，前者带来的是重生。
意大利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为欧洲带来了一段科学与艺术的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
随后，16世纪的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的精神束缚，奠定了新教基础。同时也瓦解了从罗马帝国颁布基督教为国家宗教以后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各个知识领域，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
同时，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标志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并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欧洲首次确立了资产阶级政体。
工业革命时的英国议会
18世纪60年代，欧洲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各项工艺技术得到提升。19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帮助人类提前步入电气时代！
也因此，造就了欧洲历史上：“日不落帝国”英国、“海上马车夫”荷兰，还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诸多强国。
结语所以，我们老祖宗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公元前538年）就提出“多难兴邦”的论点，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左传·昭公四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
“多难兴邦”书法鉴赏
正所谓，人类文明的奥义不是争一时的长短，而是在不断的磨难中提升和进化，暂时的适应和屈服，不代表我们信念和精神的动摇！
“卧薪尝胆，最终战胜吴王夫差的勾践”、“被项羽打的到处躲藏的，最后却绝地反击逼得霸王自刎的刘邦”、“铁流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长达14年的艰辛抗战史”，历代先辈用他们不屈的精神和斗志，向我们传达了一条永恒的信念：杀不死我们的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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