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丧三年的提出
居丧主要是居父母之丧，即斩衰、齐衰之丧。居丧应当守制，所谓“制”，重点是孝，所以，居丧是礼仪形式，守孝是内容要求。
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认为，最初的居丧是指从死亡到安葬的一段时间内，逝者家人和亲属在饮食起居等方面表现出的异于平时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为了表达生者心情之哀痛，又因人、因时、因地、因民族而各异，并无统一的标准。直至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先驱（胡适认为是孔子）才对此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将其发展为礼制，其中最大的创造，就是“三年丧”，即《仪礼--丧服》中规定的子为父母、妻为夫、臣为君等的“斩衰”三年丧期。其后汉初汇集成的《礼记》一书，又对三年丧期的理由以及丧期内的守丧行为在容体、声音、言语、饮食、衣服、居处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如丧期内不得婚嫁，不得娱乐，不得洗澡，不得饮酒食肉，夫妻不能同房，必须居住在简陋的草棚中，有官职者必须解官居丧，居丧期内不得求仕等等。《礼记》是儒家学子研习《仪礼》的心得汇编，之前的典籍没见三年丧的记述，所以，三年丧应该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士提出的。
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都必须有其生存发展的经济来源。一些非主流人士认为，孔子弟子三千，有教无类，学费很低，根本不足以维系其运行发展，孔子学团之所以如此壮大，为先秦显学，其主要经济来源是给办丧事，从中获取经济收益。孔学有两大核心思想：一是礼，二是仁。礼就是规矩和秩序，仁就是忠恕和孝悌。孔子所处的春秋后期已经“礼崩乐坏”，但他却逆势而为，要克己复礼，恢复周制，后人无法理解，其实从底层卑贱者生活艰难的角度来说，根源都是一个“钱”字，离不开办丧事的需要和诉求。
在春秋时期，孔子学团是在野社团，不当政的，也不为政府当局所推崇。因为不需要为特定管理当局服务，所以孔学思想较为豁达和开阔，不强内，不排外，自由、开放、务实。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发起人和原创人，但孔儒与后来的孟儒、荀儒、董儒、程朱陆王儒等，不管是在家国理想，治民理政，道德伦理等方面，还是在人生理念，修养操守，审美境界等方面，都是有巨大差异的。简而言之，后世儒学只是发挥和延展了孔儒的特定方面，并没有承继孔儒的全部内容或主要内容。
二、居丧三年的理由
在《论语》和《礼记》中，有许多三年丧的依据和理由。
《论语--宪问篇》有，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孔子强调，三年丧上古就有。
《论语-阳货篇》有，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的弟子宰我对“三年丧”提出异议，孔子非常生气，为啥？“三年丧”就是我们的衣食来源，你小子太不懂事。
《礼记—三年问》有：“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意思是三年丧的规定是符合人情轻重而制定的礼法，籍以来表明不同的亲戚关系，区别亲疏贵贱的界限，并说“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无易之道也。”即是说三年丧的规定是不能改变的古今原则，话说得很重。但《礼记—三年问》同时又说：“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也就是说，三年丧是一个原则规定，天下一理，不能改变，但也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所以，三年丧的规定和要求也并不是一个有充分理由的定法，就是创始者的一个人为的设定。
三、居丧三年作为礼制的形成
把居丧三年说成是礼仪要求，也就说说而已，只有这种说法得到统治者的首肯并以国家强制力实行，才能成为制度。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至秦及汉初，除了孔门弟子曾为孔子守丧三年外，并无一例守满三年者。既便是著名的孝子，如齐国晏婴为其父晏桓子、吴子诸樊为其父吴子乘、刺客聂政为其母，也都是安葬后即结束居丧，时间一般为3个月或百日，称为“既葬除服”。从总体上讲，汉以前没人严格遵守三年丧的要求。
不仅如此，儒家的“三年丧”制度还遭到其他学派的抨击，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墨家。墨家也是先秦的显学大家，墨子是先习儒而后非儒。据《淮南子-要略训》记载，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抛弃儒学，另创新说。墨家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其中“节葬”、“节用”是墨学的重要内容。关于节葬，墨子有上、中、下三篇，上中篇散失，仅存下篇。就《墨子-节葬下》的内容来看，墨子坚决反对厚葬久丧，认为厚葬久丧必害于“贫富”，必害于“众寡”，必害于“安危治乱”等。 按墨家的意思，以“三年丧”为中心的厚葬久丧，就是害人坑人，害家坑家，害国坑国。整个东周时期，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各诸侯国都在寻求富国强兵的途径和方法，所以，法家比较吃香，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变法，就是这个道理。而儒家崇礼尚仁，与当时的社会需求方向不一致，所以，秦汉以前，儒学虽是显学，其“仁”的意义得到许多人认可，被人援引和采信，但其“礼”的内容特别是“三年丧”丧礼基本无人问津。
秦始皇曾以法令的形式首先在国丧中强制人民实行居丧制度。据《晋书-礼志》记载：“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按照儒家礼制的规定，臣为君服斩衰三年，民为君服齐衰三月。而秦朝却规定臣与百姓一律为天子服丧三年，所以《晋书》的作者说秦始皇是“率意而行”。秦朝规定天下臣民皆为天子居丧三年，并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显然不太符合现实，所以《晋书》说其“制不称情”。
汉代时的居丧制度出现了礼、法统一的趋向。西汉初年，汉高祖江山草创，所以下令承袭秦制，“因而不革”，“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但实行不久，汉文帝便意识到“其制不可久行”，在遗诏中改变了这一制度，要求“出临三日，皆释服”；既葬，“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汉书-文帝纪》）。在这里，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被“以日易月”，变成 36 天，并垂为定制。儒家原来服丧三年的主张，到此时被汉文帝的一纸遗诏修正了。
武帝初年，“好儒术”的窦婴、田蚡二人想恢复儒家原来的三年之丧制度，但未能成功。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成帝时方进为相，其后母终， 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声称“不敢逾国家之制”。可见当时仍然遵循文帝之制。到了哀帝时，又开始提倡三年之丧。如《汉书-哀帝纪》哀帝诏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行三年之丧而可得万户侯的封赏；博士弟子虽有父母死，也诏准告假丁忧。王莽时，开始盛倡三年丧制。《汉书-王莽传》说：“平 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又说：“居摄三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建国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为太皇服丧三年。”这样，汉文帝的短丧制度又被正式取消。
东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期间，国政多趋向简易，因此遗诏丧葬制度“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后汉书-光武帝纪》）。诏告大臣不许“告宁”。但在这一时期，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如《后汉书-韦彪传》：“彪孝行纯至，义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疾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后汉书-鲍永传》：“永迁扬州牧，会遭母忧去官”。《后汉书-廉范传》：“父遭丧乱，客死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 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归葬，服竟，谐京师受业。”《后汉书-刘平传》： “拜济阴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上书荐平。会平遭父丧去官， 服阕，拜全椒长。”《后汉书-江革传》：“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母终， 至性殆灭。尝寝伏庐，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释服，因请以为吏。”以上这些事例，据杨树达先生考证均发生在光武帝时期。由此可见，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经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儒家的反复倡导、宣扬，至此已深入民心，以致光武帝不许大臣“告宁”及“如孝文皇帝制度”的短丧遗诏也变成了一纸空文。光武帝以后，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更是大行于世。不仅孝子贤孙们多行此制，而且女子亦行之。如《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父）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 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如果大臣不服三年之丧，便为天子所讥。到明帝时，天子本人也自行三年之丧。安帝永初三年（109 年），邓太后临 朝执政时，又提倡三年之丧。《后汉书-刘恺传》说：“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以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这一诏令，后又被列入《汉律》之中。此后，行三年之丧成为选举仕进的一种资格。久而久之，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终于成为“天下之通丧也”。
总体上讲，居丧制度作为强制性规范始于汉武帝，但整个两汉时期的禁约对象限制在王室诸侯范围内，法律上并未强制居三年丧。两晋时期，三年丧与期亲丧已成为官吏的强制性行政规范，晋时对于居丧违制的处罚大多并非出于法律或诏令之依据，而是出于“清议”。南北朝时期，居三年丧入于刑律。隋唐时期居丧制度全面法律化，不仅将居丧制度全面入律，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条款被列入“十恶”罪中。至明清时期，居丧法律有所变化，但基本规制一直承继。
《唐律疏仪》规定：居父母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徙三年；杂戏徙一年。”居期亲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杖一百。”“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徙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内，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为‘冒哀’合徙一年。”“居父母丧，生子，徙一年。”“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徙三年，居期丧而嫁娶者杖一百。”“父母之丧，解官居服，而有心贪荣任，诈言余丧不解者，徙二年半。”
大清律规定：“凡居父母及夫丧而身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丧娶妾，妻女嫁人为妾者，各减二等……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丧而嫁娶者，杖八十。”《清通礼》载：“凡丧三年者，百日剃发。仕者解任。士子辍考。在丧不饮酒，不食肉，不处内，小入公门，不与吉事。”
四、居丧三年不是三个整年
居丧三年不是三个整年。
由于唐代居丧入律法，居丧时间期间为二十七个月，所以后世一般以二十七个月为居丧的法定时间。
关于居丧时间，《礼记--三年问》说得很明确：“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仪礼--士虞礼》有：“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犹未配。”《礼记--间传》有：“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禫而饮醴酒，始饮酒者。”
唐代学者根据《仪礼--士虞礼》和《礼记--间传》的内容认为：居丧止于禫祭。所谓“中月而禫”，是指大祥后隔一个月举行禫祭，大祥举行是第二十五个月，禫祭就是第二十七个月。
我们归结一下本文基本要旨：古法社会中，有政策层面的驱动和规制，居丧守孝一定要守三年，民间习俗也尊从官方的礼法规定。居丧三年不是三个整年，是二十七个月。
现时生活中，如何居丧守孝，全在当事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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