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6期】赵庆寺: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中解决“时代之问”,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中解决?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中解决(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中解决)

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中解决

【第476期】赵庆寺: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中解决“时代之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应对发展新阶段、矛盾新转化、发展新目标的过程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构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洞悉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切中当代人类的发展困境,提出了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包容文明观、世界新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主张,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既应答了中国的“时代之问”,也为解决世界的“时代之问”提供了独树一帜的智慧与方案,是马克思主义的“行”在21世纪的有力呈现。

原文链接:创新回答“四个之问”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第一,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根基。当前,我们尤其需要重点关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安全能力的短板和弱项问题,既要推动国家实力不断转化为有效管用的政策工具,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又要努力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之间良性互动、同向同行。

第二,统筹开放与安全,守住对外开放的安全底线。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大力度和决心稳定外贸、吸引外资,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参与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格局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更要树立底线思维,牢牢把握开放的原则和方向,该开放的坚决开放,不能开放的坚决不开放,同一切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第三,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拓展国家治理的安全视野。我们既要在传统安全议题中更多考虑非传统安全的因素,又要把握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来的传统安全影响,辩证认识和统筹应对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领域的安全问题。

第四,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构建公道正义的安全格局。中国政府主张摒弃零和博弈和以邻为壑的陈旧思维,树立命运与共的理念意识,在国际上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国际共同安全。

第五,统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注重更高层次的安全谋划。我们要充分运用自身发展的战略性有利条件,准确抓住战略机遇,沉静应对风险挑战,既维护国家安全又塑造国家安全,不仅要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更要具备塑造国家安全的主动意识和强大能力。

原文链接:做好“五个统筹”,维护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

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10年来,我国从国情实际出发,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走向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大力加强利用外资法治建设,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全面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尊重国际营商惯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努力为各国企业家在中国投资兴业提供更好环境和条件。特别是2019年3月通过《外商投资法》,确立了中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外商投资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作出统一规定。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明确进一步提高进出口通关效率,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进一步减少外资外贸企业投资经营限制,授权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我国持续优化外贸外资企业经营环境成效显著,2021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49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引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打造对外开放新平台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对开放层次、领域及措施都有了新的实践要求。2013年9月,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挂牌。这些年,从北到南,从沿海到内陆,自贸试验区发展到21个,向全国或特定区域复制推广了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成为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产业集聚发展的“增长极”、扩大开放合作的“新高地”。

原文链接:迈向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境界

全力打造民生财政,财政支出包括: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为构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提供财力支撑。

2022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197亿元,比上年期增长3.6%;教育支出1920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卫生健康支出1125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7%。特别是,2019年底,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我国适时推出抗击疫情的一揽子财政政策,全力统筹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2020年出台一万亿特别国债,不计入财政赤字,纳入国债余额限额,支持地方抗疫支出,在政策有力支撑下,我国取得经济发展和抗击疫情的双重进展,成为当年全球首个实现正增长的较大规模经济体。同时,财政持续加大支持疫情防控的力度,用于抗疫人员支出,疫苗研发、核酸检测等方面全力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范。

原文链接:大国财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指出,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全面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培育规范化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组织、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加强财政补助、购买服务、税收优惠、人才保障等政策支持和事中事后监管。行业协会是我国主要的社会组织类型之一,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实践为例,江苏、浙江等地着力探索行业协会管理模式,均取得明显成效。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赋权赋能行业协会,加强在重大决策风险评估领域与行业协会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推动重大决策风险评估专业化发展。

原文链接:发挥社会组织优势 助力重大决策风险评估专业化发展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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