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席教授蔡志祥受邀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进行线上讲座，讲座围绕21世纪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溯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参与座谈。该讲座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贺喜教授主持。
蔡教授以方言和籍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武吉布朗山运动三个例子来展开在新加坡的“根”与“源”的问题。首先，他以方言和籍贯的例子切入，指出2022年新加坡政府改革出生证登记内容，废除了父母出生地及籍贯等五项资料的登记，在新加坡这个多种族的国家中，这项政策唯独引起了华人社会的剧烈反响。由此蔡教授指出可以探究一些问题：即“根”的问题。华人对出生地、籍贯的关注使新加坡政府了解到“籍贯是辨识身份认同和文化根源的重要方式，也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所以必须守护”。政府在反对声音下，不到三个月就撤销这个决定。但新加坡政府和华人社会对“籍贯”的认识存在不同。蔡教授注意到政府要取消的出生证上的栏目是“Dialect Group”，直译之下即“方言群”。然而，中文舆论报道时直接将方言群等同于籍贯。但方言群是否等于籍贯呢？他由此追问，“根”又是否等于方言？方言和籍贯是否一样？父母出生地和祖先来源地是否一样？蔡教授谈到，对于新加坡华人来说，他们对于在出生证上取消籍贯栏目的强烈反应，折射出其对于“落叶归根”和“落叶生根”的意识，也引起他对华人群体追溯“根”与“源”过程的探讨。
新加坡
根据新加坡政府的人口调查，华人在新加坡总人口中长期占据70%以上。同时，在2020年的人口调查中，政府通过所谓的方言群（Dialect Group）的分类方式，将华人族群的人口分为福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福州、上海等群体。蔡教授指出这一政府定义的华人族群的分类方式随着时代发展在变化：在20世纪以前，新加坡政府通过出生地与华人出口港来进行定义；20世纪以后，（华人居民）可通过申报的方式进行登记，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于籍贯的自我认知。蔡教授藉此分享了自己为女儿登记出生的过程，他因自己讲广府话所以登记女儿的“Dialect Group”为Cantonese（广府）；但在他首次申请“回乡证”（也就是现在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前身）时，职员询问到父母说什么话时，在听到潮州话的回答之后，职员就在证件上登记他的籍贯为汕头；最后，他的母亲却告知“什么是汕头，我们是澄海人”。由此可见，即使是在潮州这个标签之下，也存在着不同方言区以及籍贯的认知；在不同的场景下，对方言和籍贯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在同一“方言”下，也可以是相互沟通困难的。如同样在潮州方言区的潮阳、普宁、潮州之间；或同样在广府方言区的香港新界的围头话以及四邑话，都是难以相通。所以蔡教授认为，怎样理解方言与籍贯，正如我们怎样理解原乡一样，清晰却又模糊。因为这与“谁”来说话有关。
第二个例子，蔡教授讨论了新加坡政府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对社会认同产生的影响，非遗作为一种软实力，是可以用作从地域社会到国家之间不同层次的认知的工具。新加坡在2018年才成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织的公约国，2019年申请并在翌年通过“小贩文化”成为其第一个世界非遗项目。新加坡的非遗是由国家文物局负责，将新加坡的非遗项目分为六类：（1）社会实践、仪式与节庆活动、（2）有关自然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3）口头传承与表达方式、（4）传统工艺、（5）饮食文化遗产、（6）表演艺术。至今新加坡共有101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出现最多的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日一类，占将近一半的数目。其中，和华人直接有关的非遗项目共有34项。此外，也有一些包括华人的跨种族项目，上述的“小贩文化”就是其中一项。在华人的34项非遗项目中，有7项是华人的节日，另有13项是和华人节日相关或在节日时会出现的项目。2022年国家文物局在准备第二次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选出10个候选项目。蔡教授说这些候选项目和小贩文化一样，强调彰显新加坡“多元文化特色”，以及维持种族和宗教间的平衡与和谐的主旨。
新加坡小贩摊位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中，对于目标项目的“保护”（Safegauarding）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遗的生命力，这一过程包括确认（Identification）、立档（Documentation）、研究（Research）、保存（Preservation）、保护（Protection）、宣传（Promotion）、弘扬与传承（Enhancement and Transmission）、振兴（Revitalization）。基于此定义，对非遗的“保护”，蔡教授特别提出我们需要探究保护的传统是什么？是哪一时代、哪一地方的传统？在新加坡保护非遗的脉络中，其要保护的是新加坡国家的？华人整体的？是某一方言群的？还是特别的群体的文化遗产？例如，在谈到如“出花园”这类潮州人的文化传统时，蔡教授指出我们忘记了一些内部差异。对此，蔡教授又列举了香港中秋节舞火龙的非遗项目，其中的子项目有大坑和薄扶林村两个社区的舞火龙。而在新加坡的非遗项目的设计中，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子项目的考量。在国家文物局的主导下，新加坡的非遗项目应该是“跨族群的”或是属于“四大族群之一”的这两个大类别，并没有更为深入地细分方言群和不同的地域社区。新加坡当局明白有些文化传统并非源自新加坡，也并非新加坡独有。新加坡政府的非遗部门强调非遗是人群的产物，是流动的、活动的和时常变化着的，因此需要保护的是非遗在新加坡独特的表现和实践方式。新加坡的非遗保护是一个更加倾向于同一族群的传统的标准化的问题。
2019年9月12日，中秋佳节前夕，香特的中秋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在大坑上演。
在新加坡政府主导非遗进程之外，早在2004年，以前富士通工程师尤祥瑞为代表的民间社会人士就对发掘和保护华人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国家文物局也因为尤祥瑞积极参与文化遗产工作，邀请他担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评审委员之一。在民间社会对于华人传统文化的追溯中，蔡教授着重分析了武吉布朗山（Bukit Brown Cenmetery武吉布朗山坟场，简称BBC）运动的案例。
2011年9月，新加坡都市发展局宣布要迁移武吉布朗山中5000座坟墓用以建筑公路。这一决定引发了一场保护武吉布朗山运动以及社会对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论争。吴安全、吴安龙兄弟与一些义工组成了名为布朗人（Brownies）的群体，以保护武吉布朗山。社会舆论发酵之下，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间，新加坡政府委托许耀峰博士记录那些将会被拆迁的坟墓资料。但是民间发起的布朗人团体更聚焦于整个布朗山坟场所涵盖的10万座以上的坟墓，他们一面搜索记录荒废的、无人祭拜的坟墓；另一方面，他们从档案中发掘这些逝者的资料，重新记录新加坡先贤的历史。在布朗人的搜索过程中，他们“发现”很多被忘却的祖先：如义安公司的创办人佘有进、凤山寺的创办人梁壬癸、峇峇富商徐炎泉的母亲、富商叶玉桑、陈嘉庚的堂兄、诗人冯蕉衣，甚至是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外祖父一家四人的坟墓。这些发掘活动，经过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以及电视、报章的报道，再经学会的推动，最终形成了这场拯救武吉布朗山的运动。2014年，运动发起人吴安全以寻墓人的身份获选《联合早报》6位年度人物之一；同年，武吉布朗山也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观察名录。2016年，吴安全被英国广播频道BBC列为全球50位最具启发性人物之一；同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拍摄了一部关于武吉布朗山及其寻墓运动的纪录片。这场运动，不仅唤起新加坡对于先代名人的记忆，也带动其后人以至相关的会馆，重新进行上坟和祭祀活动。
武吉布朗山
然而，以都市发展为名去迁拆坟山，并非新鲜事。20世纪之前，新加坡的坟山大致分布在市中心周边，他们在战后都被一一迁移，例如1950年迁移位于淡申路的广恩山来兴建陈笃生医院，1951年迁移位于乌节路的泰山亭，如今乌节路已是新加坡最繁华的商业街。1970年之后，坟山逐渐设于市中心外围的一些地区，下图所示之中间圈层中有前述的武吉布朗山坟场；而在1973年，武吉布朗山附近的碧山亭也因新加坡政府收地被迁拆；2009年，属于潮州人的广孝山坟场是以都市建设为名的最近一个被拆迁的华人坟场。
广孝山坟场的迁移，许耀峰博士和犹他家谱学会也受到委托对坟墓资料进行记录。2010年，新加坡共和国理工学院和国家图书馆也举办了一个相关的小型展览会。相比于这些被拆迁的坟山（场），蔡教授提出如下问题，即我们需要探究为什么位于更接近市中心的武吉布朗山可以在都市发展下避免被拆迁的厄运？
上述坟山（场）的历史命运、新加坡华人对于“根”与“源”的认识逻辑，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和标准化的问题，蔡教授认为可从新加坡的建国历史和国策来分析这些案例的联系。
战后的东南亚国家普遍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从1965年新加坡建国至1985年这20年间，是一个统一语言的族群——华族建立的过程。新加坡政府在推广华语的同时，认为方言是自成帮派、相互对立的根源，因此放弃方言被视为一种返本还原、寻根究底的正义之举，符合统一国家、团结民族的使命。在此背景下，以方言为重要沟通工具的会馆及其相关活动变得沉寂，原来会馆所发挥的照顾乡亲、筹款救国、养生送死、兴学礼仪的功能也逐渐落寞，不被社会所需或为国家所取代。蔡教授指出，从1985年成立的宗乡联合总会的地缘团体成立的年份来看，新加坡建国后的20年间，也是最少会馆成立的年代。
1978年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在新加坡引发了一波寻根热潮和商业贸易的契机。1976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首次访问中国，意在打开中国市场，缓解树胶、土产出入口、轮船转运等商业困境。1990年代，新加坡政府逐渐开放华人到中国内地的限制，同时也主动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在此背景下，新加坡社会也掀起一波寻根的热潮。蔡教授通过整理华文报章关于寻根的报道，总结出有6000余条与寻根有关的条目都是在1980年之后出现的。这些报道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台湾地区的政治人物回乡寻根，也包括不少宗、乡会馆回乡进行祭祖、寻根活动；同时，中国政府也支持并设计了专为年轻人的“寻根之旅”。这些寻根热潮促进了族谱、家谱的编修，在新加坡，方言群体通过展览和表演让年轻一代了解先辈走过的路。除此之外，原本沉寂的会馆也因寻根热潮而重新兴旺，庙宇随着中国内地祖庙的开放而重新联系起来。认祖归宗不仅限于血缘和地缘群体，也扩展到神缘群体。当方言成为新加坡国内宗亲团体与中国内地进行寻根、投资以及建立环球网络的重要工具，新加坡政府也不能再抹杀方言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与1970年代放弃方言的语调不同，1990年代，传媒舆论认为既要推广华语，确保这是各籍贯华人语言沟通的重要工具，也要保留方言。
新加坡四马路观音庙前络绎不绝的人群，每逢初一十五，大量大华人前来参拜。
在政府的支持下，1985年成立宗乡总会。宗乡总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弘扬在地化的华人文化，并为华人文化溯源。10余年间，宗乡总会通过创办会刊《源》、拍摄华族历史纪录片以及创办文史资料中心等活动，来记录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指导、制定新加坡华人的礼俗，说明华人的文化礼俗之源虽在中国，但华人的根应该在新加坡。传统礼俗的保留应促进社会稳定与加强凝聚力，应为新加坡国家服务，应致力于团结国家。
蔡教授认为，新加坡政府对华语和方言的态度改变，引发如何去平衡华语和方言的问题。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华人人口虽然占据多数，但自立国以来，都处于被种族和宗教包围的地缘政治之中。面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的吸引以及民众寻根热潮，新加坡政府一直十分谨慎地处理各种族之间的情绪。
因此，新加坡在追求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一直强调新加坡华人是新加坡四大族群的支柱之一，是国族组成的重要部分。方言群体的寻根活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华族的塑造。既然无法取代方言，新加坡政府分割“根”与“源”也许是最妥善的方法。在无法避免溯源的情况下，国家强调华人的文化虽然源在中国，但在新加坡生根发展。寻找在新加坡生根、埋葬的先贤的武吉布朗山运动，以及强调文化的在地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新加坡政府提供了解决1980年代以来华人的“根”与“源”的困境的方法。即新加坡华人文化的源在中国是没有问题的，但重要的是华人所带来的文化在新加坡生根，在新加坡发展，并成为新加坡独特的文化。在新加坡政府看来，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寻根活动，其实是寻源的方法，新加坡华人还是要扎根本地。2018年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开幕。在介绍碧山亭的旗舰活动的万缘胜会时，把这原来是广惠肇三属人士举办的宗教仪式活动，强调为不分族群、不分种族的，是已经超越了广惠肇族群，达至各族群籍贯人士和谐共处理念的弘扬孝道的活动。这无疑也是配合了国家话语下的文化对应策略。
演讲结束之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与蔡教授进行对谈。郑教授表示，演讲着眼于新加坡华人对文化的追溯和政府对族群文化的定义的研究，在如今全球化、城市化的趋势下，具有普遍性的参考价值，其指出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面对跨地域的人群迁移，他们同样将自己的文化脉络带入到当地社会中，在推动城市建设的同时，或引发矛盾，或共融共存，一定程度上都可参照新加坡国家与社会解决问题的过程。另一方面，郑教授提到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种族多元的国家，除了政府政策对文化溯源产生的导向性作用，民间社会本身追溯文化的历史过程同样值得注意，尤其是谈及宗乡总会这样一个同时带有“国家”“民间”两个标志的组织。他尤其感兴趣如何去理解这一组织在应对国家引导文化溯源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例如，当新加坡社会以宗、乡团体为工具建立与中国大陆的联系时，这种联系是否反过来又对宗、乡团体本身的发展造成影响？从1970年代会馆沉寂至80-90年代会馆、宗、乡团体的兴起，如何去理解这一时段下这些组织的发展脉络？接着，他强调寻根活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是新加坡华人前往中国寻根，而且中国地方的一些宗族团体也通过新加坡获得失散的族谱、礼俗仪式等。最后，对于武吉布朗山运动，郑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指出这一运动和广惠肇的祭祀活动存在一些相通的特点，荒废的墓碑如何在社会运动的引领下重新进入祭祀的范围，以及越来越多共同的、集体的祭祀活动，他们是祖先还是先贤？这一趋势是否体现了一种共祖的现象？他认为这或许表达了现下社会对祖先的新的理解，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此，蔡教授认为国家的政策影响到民众对于文化溯源的看法，对于演讲中提及的坟山、非遗、方言籍贯等问题，看似联系程度不高，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话语的影响。社会对于文化根源的探寻，其实也不断在影响国家对华人文化的看法，国家政策也在因应社会情况而不断做出改变。宗乡总会并非国家机构，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及其他华人会馆联合商讨建立并用于配合国家话语的产物。新加坡的国家文物局负责管理各种族的文化遗产中心或博物馆，但华人的文化中心如唐人街的牛车水原貌馆、南洋理工大学的华裔馆却在宗乡总会的管理之下。同时蔡教授还例举了在2015年，为响应一带一路政策，中国在新加坡开设中国文化中心；2017年，新加坡政府支持建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从这些管理措施之中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平衡各种族的关系。当然，双向的寻根活动的确推动了新加坡宗、乡会馆的发展，在1990年代呈现出“文化复兴”的现象，寻根活动尤其吸引了年轻人参与其中。
此外，香港科技大学廖迪生教授针对非遗如何作为工具推动新加坡政府落实种族和谐的国策，香港城市大学程美宝教授针对新加坡华人的丧仪中的方言与仪式传统等问题与蔡教授进行了讨论。
就听众提及的不同区域方言群的发展路径等问题，蔡教授也从自身经验出发来讨论普通民众对政策的回应，他认为国家所倡导的种族和谐、宗教和谐的话语，早已进入校园教育之中，以及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之中，是所有民众再熟悉不过的社会公约。
本场演讲呈现出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如何更新、改变与发展，其中对于大传统与小传统，地域文化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讨论极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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