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艺术的分别对每个人来说侧重不同。对于事实判断，即所谓的真实，即有本质的。
黄 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第一篇文章《中国星占学上最凶的天象──“荧惑守心”》提到，中国史籍中记载荧惑守心共二十三次，但有十七次是伪造的，现在以电脑推算发现当年并未发生此天象。中国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荧惑守心则共有三十八次，且在中国史籍多无记录。根据推算，绥和二年春天根本未发生「荧惑守心」的天象，再就事件前后的政治环境，以及相关的人物加以分析，我们看到天象竟然被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迫使丞相翟方进自杀，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此一事件具体地突显出中国古代天文影响政治的特色。
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那次伪造的“荧惑守心”天象，根据是和一场权力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那场斗争的结果是丞相翟方进被逼自杀。翟方进之死、“荧惑守心”、“五星会聚”这一类并非孤立个案，或者偶然出现。天学最初曾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后来则长期成为王权的神圣象征，尽管在实施、运作这一政治巫术时确实需要使用天文学知识和方法，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巫术。
“荧惑守心”的星占意义
“荧惑”两字的本义有眩惑的意思。“荧惑”两字的本义有眩惑的意思，在天文学中，荧惑即火星别名，为肉眼可见的五颗行星之一，术家常称此星为勃乱，乃与残贼、疾、丧、饥、兵等恶象相关连。《史记•天官书》中有云：“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更显示古人相信荧惑乃与君主的天命攸关。古人相信荧惑乃与君主的天命攸关。由于古人相当重视荧惑的行度，以致往往出现穿凿附会的事例，如宋徽宗大观年间，景德镇所烧制的瓷器，因窑变而呈现如朱砂般的红色，时人或因荧惑为火之精，即有妄称此事是“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致窑户亟于将制品碎毁。
心宿诸星心宿为古代二十八宿之一，属东宫苍龙，共三星，依星家的说法，其中央大星代表天王（即皇帝），又名大火，前后星则分指太子及庶子。心宿在星占学上不仅代表天子祈福祀神的明堂所在，且与荧惑的关系密切，被视为“荧惑之庙”。
至于“荧惑守心”的天象，指的是荧惑在心宿发生由顺行（自西向东）转为逆行（自东向西）或由逆行转为顺行，且停留在心宿一段时期的现象。由于“荧惑守心”涵盖荧惑逆行的天象，且涉及与君主关系密切的心宿，故在星占学上被视为是一可直接影响到统治者命运的极严重凶兆，如《史记•天官书》中即云：“火犯守房、心，王者恶之也”。
文献中的“荧惑守心”
1.宋景公三十七年（前480）《吕氏春秋•制乐》云：
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
宋景公三十七年不可能出现荧惑“守心”或“在心”的天象。《史记》并为其中唯一给出发生时间者（宋景公三十七年）司马迁称此一天象发生于宋景公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之时，但楚惠王灭陈应在宋景公三十九年；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宋微子世家第八》。以电脑推算，发现当年火星并不曾经过心宿，亦即绝不可能出现“守心”或“在心”的天象。宋景公在位期间唯一的荧惑守心事件发生在二十三年时。
2.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汉书•天文志第六》云：
始皇之时……又荧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鸡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杀，二世即位，残骨肉，戮将相，太白再经天。因以张楚并兴，兵相跆籍，秦遂以亡。
上述记载并未提及年月，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则指称荧惑守心是发生在始皇三十六年《史记•秦始皇本纪》……经推算后发现此年荧惑并不曾守心，倒是后一年的3月26日火星曾留守心宿，故司马迁对此事的系年或有误。
3.汉高祖十二年春（前196年2月9日—5月7日）《汉书•天文志第六》云：
高祖十二年春，荧惑守心。四月，宫车晏驾。
此事未见于《史记》。经推算，十二年春，荧惑由壁宿顺行至毕宿，未曾守心。
4.汉成帝绥和二年春（前7年1月31日—4月29日）《汉书•天文志第六》云：
绥和……二年春，荧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进欲塞灾异，自杀。三月丙戌，宫车晏驾。
经推算，荧惑在2月1日左右留角宿后，转为逆行，至4月22日留轸宿后，始又顺行。绥和二年春，并不曾发生荧惑守心。绥和二年春，并不曾发生荧惑守心。
5.崇祯十五年五月（1642年5月28日至6月26日）《明史•天文二》云：
崇祯十五年五月，荧惑守心。
此月，荧惑从室宿顺行至奎宿，不曾守心。
由于火星的会合周期是779.94日，故大约每隔284年，火星在心宿同一位置附近留守的现象将重复发生，若位置的要求再稍微放宽的话，则每隔79年亦将发生相近天象一次火星会合周期为其两次冲日的时距。从公元前第三至公元后第十七世纪之间，共应见荧惑顺行留守心宿的天象21次，逆行留守心宿17次此处笔者约略定义荧惑守心为火星曾在心宿宿度范围内留的天象，亦即平均约五十年应出现一次荧惑守心，但绝大多数此类事件却未见文献记载。
古人对星占事应的态度
综前所论，知历来荧惑守心的记载多属虚构。宋景公故事或即此一天文史上大骗局的始作俑者。宋景公故事或即此一天文史上大骗局的始作俑者，据《吕氏春秋•制乐》的记述称：
（景公）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于民”。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子韦曰：“可移于岁”。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
因景公宁愿以己身认命，而不愿听从子韦的建议以宰相、百姓或岁收来当灾，子韦因景公出此三“至德之言”，故以上天必有三赏，亦即将使荧惑徙三舍，且更推断此将令景公延寿二十一年。子韦为强调自己的预推正确，甚至跟景公保证曰：“荧惑不徙，臣请死”，结果据报当夜荧惑“果徙三舍”。
若由现代的天文知识判断，荧惑并不可能在当天即从守心变成移离“三舍”，且当年火星亦不曾行经心宿，又景公卒于四十八年，亦未能如子韦所说的延二十一年寿命，故此一故事有甚多部分背离事实。此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而不见于记同时事的《左传》，因知是吕不韦时或在此之前所伪造出的。
由于宋景公的故事将民胞物与的精神与天人相应的思想精致地结合在一起，故成为后世对待天变的重要范例。宋景公的故事将民胞物与的精神与天人相应的思想精致地结合在一起，故成为后世对待天变的重要范例。金哀宗正大二年九月初吉时，荧惑犯尾宿，因尾宿的分野在燕地，故宣抚王巨川请全真教掌教邱处机作醮禳灾，经两昼夜后，宣抚喜而贺曰：“荧惑已退数舍，我辈无复忧矣”，事实上，荧惑根本不可能在两日内即退数舍，且该年九月荧惑并不在尾宿，倒是前一年九月时，荧惑曾犯尾宿。
汉王充在其《论衡•变虚篇》中，反复驳斥了子韦对荧惑守心的说法，辩称若景公能藉“三善言”延寿二十一岁，则“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为殇子”，但今尧、舜、桀、纣的寿命却均近百岁。以为不论景公的反应为何，荧惑均将自去，而子韦有可能已预知荧惑的行度，故善加利用。王充并不知此一天象实际上不曾发生，又他虽严辞批判子韦的说法，但仍未摒弃天人感应说。
传统对星占事应的看法，至明末以后始较受质疑。如宋应星在《谈天》一书中，即尝严论事应的无稽。以日食为例，说明在星占学上应屡现蚀象的时代，实际却少见，反而在不应出现之时却屡见。清汤斌修《明史•天文志二》时有段按语，称行星掩犯恒星乃为大自然可预推的规律。更明白指称行星掩犯恒星乃为大自然可预推的规律，并谓此类天象的占辞曾应验者，“十无一二”，且若非附会即为偶中。唯时人尚未能尽斥星占之学，认为上天仍将透过彗、孛、飞、流等不规则的天象以预示炯戒。
星占占辞的演变
在星占学上，荧惑守心被视为一对最高统治阶层极为不利的天象。此类天象在星占学中常被附会成“大人易政，主去其宫”的征兆，故官方天文家或为突显以星占预卜吉凶的能力，很可能在事后伪造此类天象纪录，以求与时事相应（多与皇帝崩殂事附会）汉成帝时的荧惑守心或为少数借蓄意伪造的天象以遂行其政治企图的事件。此一模式不仅扩展了星占的自由度，再配合部分假造的天象记录，使星占在后人心目中的可信度得以增强。后世的星家却试图为君主卸责，将荧惑之灾仅归咎于大臣，唐以后的各次“荧惑守心”记载中，星家均未将其与皇帝崩殂事相关联，故占辞中仅由大臣当灾的转变或有可能早在唐时即已出现。
汉成帝与丞相翟方进死亡之谜
西汉的丞相为朝中最高之官员，其职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虽为“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但其权限模糊，全视君主喜恶、政治局势或丞相本身能力而定，并未制度化。一般而言，汉武帝以前，丞相权力较大，武帝开始，尚书地位逐渐提高，相权有被侵蚀的现象，整个权力重心由外廷渐向内廷移转，稍后相权再为大司马诸将军领尚书事侵夺，而此职几由外戚出任，西汉末，王莽遂以此掌权夺位。
汉初，董仲舒著《春秋繁露》，盛言《春秋》中天人感应的实例，阐明灾异、阴阳与政治的关系，试图利用灾异来限制皇权，避免中央集权体制下皇权过度膨胀，奠定了汉代思想的特性。汉代的皇帝虽自觉的负起调理天地阴阳的责任，但是却仅止于下诏罪己、求贤良极谏之士、厚赏赐、赈灾救伤等措施，至于最终的行政责任往往由三公来承担。后世对汉代有一个遇灾异即策免三公的印象，这种情形自西汉末以降逐渐增加。
观察史书对天变之记录，尤其是重大的日蚀、星变大抵都系有干支，汉相翟方进因星变被迫自杀，史无前例，史书上竟未写出“荧惑守心”发生的详细日期；甚至翟方进自杀的日期，文献记载亦不同《汉书·天文志》云：“二月乙丑，丞相翟方进欲塞灾异，自杀。三月丙戌，宫车晏驾。”而《成帝纪》则为：“二月壬子，丞相翟方进薨。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宫。”绥和二年二月兼有壬子和乙丑两日，其间相距十三天，难以据之判别是非。！
利用现代天文学知识重新检证“荧惑守心”出现的时间，根据推算，绥和二年春天（公元前7年1月31日至4月29日），荧惑于2月1日时留角宿东，并开始向西逆行，4月22日在左执法（室女座り星）附近留，然后又开始顺行，至8月底始进入心宿，但不曾留守心宿，故当年春天荧惑根本不可能守心，这个天象纪录显然是伪造的。
汉成帝绥和二年的“荧惑守心”事件，因其占文关系着皇帝的性命，故兹事体大，非比寻常。先有李寻向翟方进奏记云：应变之权，君侯所自明。往者数白，三光垂象，变动见端，山川水泉，反理视患，民人讹谣，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为寒心。今提扬眉，矢贯中，狼奋角，弓且张，金历库，土逆度，辅湛没，火守舍，万岁之期，近慎朝暮。上无恻怛济世之功，下无推让避贤之效，欲当大位，为具臣以全身，难矣！大责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勠？阖府三百余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
翟方进在星历方面的造诣足为人师，“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应该深知“荧惑守心”在星占上所代表的意义，故李氏一开始就予暗示。但李寻所指称的“提扬眉”、“矢贯中”、“狼奋角”、“弓且张”与“辅湛没”等天象，实际上均不太可能发生。而“土逆度”在绥和元年5月中旬至10月初确曾发生，但此类天象并非罕见，每年都会出现，“金历库”亦然，因此李氏列举诸多天变的目的，乃在加重翟方进的罪状，是相当严厉的指责。列举这些天变之后，李氏又以强烈的口吻，说明翟氏不可能再保位全身，“尽节转凶”已是唯一的出路。
稍后另一位善为星历的贲丽，更上书建议“大臣宜当之”，皇帝才召见翟方进，商谈因应事宜，但是两人对话的内容并不见于史册，翟氏还归后“未及引决”，皇帝就赐册云：“朕诚怪君，何持容容之计，无忠固意，将何以辅朕帅道群下？而欲久蒙显尊之位，岂不难哉！……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职。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诿过翟氏，此书一下，翟氏遂即日自杀。
从翟氏自杀的过程看来，翟氏自杀并非其主动的意愿，乃是在身旁若干善为星历者的压力，以及在皇帝的强烈明示之下，不得不然的举措。
翟氏为成帝当灾而死，成帝极尽厚赐，甚易理解，而皇帝“秘之”的理由，或许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私心，从这一点看来，汉成帝本人对“荧惑守心”之天变甚为恐惧，深怕它应验在自己身上，故迫令丞相自杀以代替自己因应天变！成帝本人对“荧惑守心”之天变甚为恐惧，深怕它应验在自己身上，故迫令丞相自杀以代替自己因应天变！由成帝此一做法，显见当时天人感应思想深入人心的程度。孰料翟方进之自杀，未能达到转移灾异的目的，次月，“素彊，无疾病”且正当壮年的成帝暴崩，死因不明。
从现代天文学的了解，知“荧惑守心”的出现，通常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两个月），不可能瞬间消失，因而甚易验证真伪，如此重大的天象，相信善为星历的翟方进应会亲自去观测或加以计算。如果翟氏认为这是伪造的天象，但在此深信天人感应，并对罕见的“荧惑守心”亦欠缺正确认识的时代里，天变之有无被认为是全凭天意，即便自己观测不到，身为宰辅的翟方进在宋景公故事中“移于宰相”的原则下，为一个子虚乌有的天变被迫自杀。
成帝时代之政治环境
汉成帝时期有三件事情对政局影响最深，一是成帝好色，内宠殷盛，二是成帝始终无亲嗣，三是外戚王氏专擅。
西汉国势在武、宣时达到巅峰，自元帝起衰象渐露，到成帝即位时，外戚掌权，埋下了西汉灭亡的祸根。外戚王氏得势自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元帝竟宁元年，前33）始，次年（成帝建始三年，前32）王家五人同为关内侯，王家的势力如日中天。成帝得立，又多王氏拥佑，故施政遂常受制于外家。
翟方进家世微贱，最初在太守府做个小吏，被称为“迟钝不及事”，经常为掾史詈辱，后来经蔡父指点，便前往京师从博士受《春秋》，十余年后，以明习《春秋》射策甲科为郎，稍后学问益增，徒众渐广，颇受时儒称赞。陆续迁议郎、博士、刺史、丞相司直等官。永始二年（前15），翟氏迁御史大夫，几个月后，因群臣推举，翟氏遂登位丞相。翟方进当了九年的丞相，是成帝朝在位最久的丞相。方进智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擅以儒雅缘饰，所以赢得了“通明相”之号，又善求成帝微旨以巩固地位，所以奏事当意，为天子倚重。
绥和元年，成帝已在位二十五年，仍然没有亲子为嗣，于是只得从至亲中挑选继承人，当时最有希望的人选，是中山孝王和定陶王。定陶王刘欣好文辞法律，元延四年（前9）入朝时，已颇得成帝欢喜，加上定陶王祖母傅昭仪私赂曲阳侯王根、赵皇后、赵昭仪等，劝成帝立储，以定陶王为嗣，成帝便召丞相翟方进等商议，翟方进与王根认为依礼：“昆弟之子犹子也”，“为其后者为之子也”，遂拥立定陶王。
绥和元年（前8）的另一件大事，是淳于长事件。淳于长是孝元王皇后姊子，与大将军王凤有甥舅之恩，所以得以迁转至卫尉九卿。赵飞燕贵幸，成帝有意立之为皇后，但赵氏出身微贱，屡次被太后所难。淳于长遂往来通语东宫，使得赵皇后得立，成帝为嘉勉其功，赐淳于氏为关内侯，稍后封为定陵侯。此后淳于氏大见信用，贵倾公卿，然其外交诸侯、牧守，赂遗赏赐，积累巨万，又多畜妻妾，淫于声色，不奉法度。因为他娶许皇后的姊姊为小妻，许后遂贿赂淳于长，希望能复为婕妤，长收受许后金钱、乘舆、拂御等物前后千余万，诈称已传达其意，将立为左皇后，两人往来书信中，常戏侮嫚易，如此者数年。
绥和元年，曲阳侯王根久病，数次上书乞骸骨，淳于长以外戚居九卿位，依次第应取代王根辅政，但是新都侯王莽嫉妒淳于长得宠，于是就揭发其娶许后姊及谋立许后为左皇后之事，成帝乃免淳于氏官职，遣其就国。此事至此本应告一段落，但是这时红阳侯王立之嗣子王融向淳于氏请车骑，淳于氏以贵重的珍宝透过王融送给王立，王立因此为淳于长言说，原先两人有怨，如今却有此举，使得成帝大疑，事下有司案验，王立十分恐慌，就命王融自杀灭口。更加深了皇帝的怀疑，认为其中必有大奸，于是逮淳于长下狱，最后淳于氏死在狱中，红阳侯就国。王莽就顺利代王根为大司马辅政，此乃王莽首次严酷地打击政敌，以取得权力。
哀帝即位后，因傅、丁两外家权盛，王莽当了两年大司马后，遂移病自免，回到封国。至元寿元年（前2）才又重掌大权，哀帝死后无子，孝元王皇后与王莽立九岁的平帝继祚，太后临朝称制，政事皆委于王莽，最末王莽得到汉祚，建立新朝。
早年翟方进独与淳于长交，并且称荐之，淳于氏坐大逆诛时，许多和淳于氏交厚的人都牵连坐免，唯独翟氏例外，成帝以翟氏为大臣，向来尊重他，特别为之隐讳。方进内惭，上书乞骸骨，成帝未许，仍然居位视事，可见此时方进尚能巩固权位，皇帝对他仍恩宠有加。稍后。方进竟条奏与淳于长来往的二千石以上官员，遂有二十几个人因而被免。翟方进这种为求自保并且取信或谄媚皇帝的举动与许多人结怨。
淳于长垮台以后，除了王莽以外，翟氏变成政坛上最有权势的人物。淳于长既去，王莽虽继任大司马拥有大权，但是翟方进有成帝作为后盾，在政治上必然亦握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王莽若为独揽权力而欲蓄意打击翟氏并不无可能。
力劝翟方进自杀的李寻，在此事件中可能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力劝翟氏自杀的李寻，曾被翟方进提拔为丞相府议曹掾吏，又曾数为翟侯言事，方进待之甚厚。李氏治《尚书》，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隋书·天文志》提及汉代传天数者，即以唐都与李寻为代表。然而，李氏竟将天变的责任全部归罪翟氏，甚至向方进说出“万岁之期，近慎朝暮”（即死期不远之意），丝毫不念及旧恩，或许和李氏受到当权的王根厚遇及推荐有关。王莽继王根之后成为政坛上最具权势的人物，若王莽有意置政敌翟方进于死地，则李氏一番话或已透露出翟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端倪。此外，“荧惑守心”的天象既为伪造，当时或有心存怀疑者，而李氏以擅星历、灾异之身份出面表态，或可堵众人攸攸之口，则李氏在此事件中可能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
当王莽居摄，挟孺子婴号令天下，渐露代汉的野心时，翟方进之子翟义与宗室刘信、刘璜结谋，聚众十余万声讨王莽，王莽大惧，派七员大将领奔命出击，亲作大诰诏讨，甚至开出还政孺子婴的条件争取支持，可见翟义声势的浩大。翟氏失败逃亡，在固始界中被捕，遭尸磔陈市之辱。随后王莽对翟氏进行极残忍的报复，尽坏污翟氏宅第，并发翟方进及其在汝南的先祖冢，夷灭三族，诛及种嗣，以棘五毒葬之，翟氏至此陨宗。可见王莽实对翟氏恨之入骨，而翟义首先发难，并与宗室联合讨伐王莽，或与方进冤死有密切的关系。
历来对于翟方进自杀常表示同情。历来对于翟方进自杀的看法，或常表示同情的态度，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就曾说：“使方进罪不至死而诛之，以当大变，是诬天也；孝成欲诬天、人而卒无所益，可谓不知命矣。”《资治通鉴》。或以为李寻藉灾异肆诬，而方进陷于愚而自杀钱穆，《秦汉史》。虽着重灾异在汉代的功能，以及突出李寻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却未对李寻的态度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或其背后的目的多加讨论；或以为翟氏的个性“疾恶而刻深”，故易修怨罹祸《前汉书》目录卷一上《御制读翟方进传》，收入景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此说虽已稍稍触及翟氏的人际关系，但并未进入当时政治环境寻找问题核心。
清初王夫之自政治斗争的观点，认为翟氏以其身试权奸之好恶，而王莽嫉之深矣，即使无荧惑守心之天变亦不能免死王夫之，《读通鉴论》。王夫之或不知天象是假，但指出天变之有或无均非关重要，而方进与王莽间的权力冲突才是关键，实为相当深入的观察。
翟方进与王莽之间的嫌隙与权力斗争，很可能是促使翟氏自杀的重要原因。时代距方进略晚的班彪在《汉书》翟氏传末的评论中，将王莽视为翟氏盛衰的转折点，并对方进之死与翟义之愤发寄予相当的同情其文曰：“丞相方进以孤童携老母，羁旅入京师，身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当莽之起，盖乘天威，虽有贲育，奚益于敌？义不量力，怀忠愤发，以陨其宗，悲夫！”。故班氏之言实暗示翟方进之死与王莽有关。翟义最后虽奋力一击，结果却反而使得翟氏灭族，因而班氏感叹翟氏两代兴衰之沧桑。若将此说参照王夫之的看法，则隐约可见翟氏与王莽之间的嫌隙与权力斗争，很可能是促使翟氏自杀的重要原因。
汉成帝逼令丞相翟方进自杀，以避免己身罹祸，此为历史上政治受天文影响最深远的事例之一，显然是有人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故意假造的！由于天文现象无法再重复观测验证，所以天象容易作伪，且古人深信天人感应的思想，对伪作的天象，往往无法质疑，在此情况下，即使翟方进善为星历亦不得不自杀。
在中国古代，灾异原或得以制衡皇权，避免其无限制的膨胀，但是从翟方进因天变自杀的例子看来，实际的功效并未如此，虽然善为星历者或可对天变提出解释，建议应变之道，然而最后的决定权及最大的操控权，却多掌握在皇帝手中。
古人观象主要希望能预占人事，透过翟方进事件，我们看到天象竟然被用来作为政争的工具，深切影响当时的政治局势。事先谋求应变之道以趋吉避凶，但是透过翟方进事件，我们看到天象竟然被用来作为政争的工具，迫使汉成帝末年政坛上仍具权势的丞相自杀，深切影响当时的政治局势，此一事件具体地突显出中国古代天文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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