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衍生的和仓促捏造的种族非难不同，于1917年延迟参战的美国所带来的种族影响，既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更为复杂。一战使得欧洲大陆满目疮痍，欧洲大国间互相厮杀所带来的更为长远的影响使得伍德罗·威尔逊越发关注“白色”文明全球主导权的衰退，而他认为这种主导权是有种族界限的。威尔逊及其核心顾问起初为英国海军封锁北欧一事而烦恼，后来因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于1917年4月对德宣战。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对于与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拥有同样高贵品质的本质化的不列颠民族之赞许愈发明显。相比之下，威尔逊、罗伯特·兰辛、豪斯上校以及威尔逊核心集团的其他人的演说、通信和官方声名都充斥着对德国侵略行径、口是心非以及非理性政策的谴责。威尔逊认为，只有当德国人先天固有的军国主义癖好被清除后，世界才能“因民主而安全”。这种信念对他做出战争决定和在凡尔赛处理复杂的战后谈判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随着美国社会于1917年准备参战，其深刻的种族隔阂经常被证明是国家动员士兵和调集资源的一项重大障碍。在战时和战后，种族问题所导致的紧张也引发了国内普遍的暴力行为。许多政治家，也许还有大多数公民也不愿意看到大量“黑人”被征募或雇佣加入美国远征军，这种情形引发了旷日持久且常常是争论不休的辩论。强烈的反对声音——尤其是来自南方的政治家和当地社区的反对呼声——在美国参战后最初几个月扭曲了征兵方式，表现在征兵时提倡种族优越性。这种不正常的征兵方式固执地表明白人是服兵役的主体。威尔逊政府不顾这种高度种族化的异议，选择吸纳非裔美国人入伍，允许他们当志愿兵。非裔美国人的居住地和训练地被彻底隔离起来，以此作为对强烈反对呼声的一种让步，同时，包括威尔逊本人在内的大多数战时策划者相信这是自然而然的常态。
1917年夏季，都市种族暴乱从东圣路易斯和芝加哥蔓延到纽约和南部数城，其中白人暴徒是攻击者，非裔美国人成为受害者。这些自然坚定了决策者的信念。一旦决定征招并隔离非裔美国人，与居住、训练和部署这部分士兵相关的问题便浮现出来并贯穿战争期间及战后，而且绝对不仅仅限于南方。非裔美国士兵应该被分派到哪个军事基地？这一问题成为争论的主要焦点，在南方尤为如此。但在某些情况下，在美国的中西部和大西洋地区，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在决定征召非裔美国人的几个月内，驻扎在临近休斯敦、得克萨斯州洛根军营中的非裔美国士兵和当地城镇居民，尤其是与警察之间的紧张状态引发了种族暴力行为。警察在处置拒绝遵守市内有轨电车和剧场中隔离规定的非裔美国士兵时采取了非人道行为，这激起了新兵发动的武力袭击，致使16名白人平民死亡，数人受伤。尽管非裔美国士兵在南方之外的城市休假时较少受到限制，但隔离制度仍主导着他们的训练、营地生活和海外服役。逾七成的非裔美国应招者被降级从事劳务而非兵役，并尽数被分配到与白人指挥官隔离的各部。尽管在官方看来，非裔美国士兵所接受的单独训练、住宿与娱乐设施与他们的白人战友所享有的并无二致，但在每个军事基地内部和不同营盘之间，依服役各部的种族构成不同，仍存在极大的不平等，情况总是有利于白人士兵。
1919——1920年间迎接自战场归来的非裔美国士兵的是普遍的种族骚乱，这证明了非裔美国人为国家战争所做出的贡献，及其在后方所做的努力都无助于削弱战后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社会约束。事实上，种族隔离在很多方面强化了，暴力和公然的压迫变得更加明显，这在南部地区尤为如此（如果对私刑的发生率的统计是准确的话）。数十年来美国历史学家的标准叙事将种族压迫描述为向“常态”的复归，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种族主义假设的持续影响塑造了1919年凡尔赛艰难的和平谈判所达成的最终解决方案，在许多重要方面预示了大战给后世带来的全球性遗产。正如罗伯特·兰辛的回忆录所充分证明的那样，事实上，包括威尔逊总统及其核心顾问在内的政要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内心都怀有种族等级制。他们所缔结的和平条约存在相当大的缺陷，结果是结束了一场战争却引发了另外一场战争。种族主义信念明显出现于国联盟约的措辞中，这归因于威尔逊愿意为这个他认为最能保卫持久和平的组织而牺牲一切。同时，种族主义信念也在实际上主导了凡尔赛和会的方方面面。在战后世界安排中，对中国山东半岛前德国殖民地的处置，或许能够表明种族优越论的狂妄所起到的最有害的，并极具历史影响的作用。依据英日1902——1903年海军同盟协定，在欧战爆发后，日本立即猛烈攻击德国在中国的特权飞地和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属地。战争期间，这些领土实际上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至于山东问题，凡尔赛会议上大多数代表认为应将其归还中国。威尔逊一改他坚持废除大国秘密协定的主张，试图采用不公开的会议形式与中日外交官协商山东问题。日本的意图在于将自己实际上已吞并的区域并入其日益膨胀的帝国中去，这成为幕后激烈争论的焦点。已将自己定位为唯一仲裁人的威尔逊不久便面临一种两难困境：日本决定在国联盟约中加入一项确认所有民族基本平等权的条款，但却被威尔逊断然拒绝。导致威尔逊持反对意见的首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的种族主义偏好及其如下假设：
如果支持日本的建议，那么英法谈判代表便会在非公开的最高会议上坚决反对他的意见，而这些委员会将控制和会的议程和结局。出于以下担心——如果日本人在其所提出的实为宣示种族平等的条款被拒的情况下再被迫放弃山东，那么他们将坚持以拒绝加入国联为威胁——威尔逊选择接受延续殖民占领而不是坚称人类平等。如罗伯特·兰辛及其几位同僚当时明确向威尔逊所阐明的那样，他抛弃中国人的决定——后者曾与美国一样参战，并在西线为支援协约国的战争努力贡献了十余万劳工，且以雄辩之才扞卫自身对山东的所有权——违背了自己屡次阐明的各项道德原则。他们也警告道，与日本达成的交易将给美国招来非议，因为美国一贯坚称自己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民族国家的守护神和庇护者。同时这种交易还会给远东地区的战后秩序带来有害且长期的影响。当然，兰辛的评论非常有先见之明。
将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一部分移交给日本帝国控制的麻木不仁的做法——日本政府于1915年强迫袁世凯军阀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已经使得这一情况肆意蔓延——为日本的军事和经济扩张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并为它在十年后试图将整个中国变为自己殖民地的企图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据点。
在巴黎和会上，绝大多数代表将山东问题的争论视为对中国主权的赤裸践踏，它是威尔逊对自己那项潜在的激进倡议——和平协议应建立在所有民族的自决原则基础之上——的一个背叛。对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内涵到底有多大包容性的问题，总统最初的看法充其量是模棱两可的，但来自美国坚定的帝国主义盟友（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导致了自决原则在有关民族和地区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兰辛的回忆录再次明确揭示了这一退却行为的种族主义背景。作为威尔逊的心腹之一，兰辛明确提出“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某些特定种族是危险的”，这一警告只是强化了威尔逊总统对于将自决扩展到非欧洲种族的担忧。最终将不具有欧洲血统的其他一切民族排除在外的做法，使得亚非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领袖普遍醒悟，他们不再相信威尔逊所谓人类正义与和平的忠实代理人的声称；同时，这种做法也强化了那些谋求维持由西方主宰的战前殖民秩序的国家对种族优越论意识形态的依赖。
经过无数次争论和冗长的讨论，1919年交战各方终于在凡尔赛达成和平协定。在其后的数年中，种族主义思想仍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它参与塑造了战后的世界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秩序，并强化了持续存在的对殖民地人民统治和剥削的正当性。但1914——1919年欧洲民族之间争斗的场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谴责其为返祖现象和非理性与两败俱伤的行为——以某些意味深长的方式促成对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种族差异和“高加索人种”优越论科学证据的批判与日俱增。对欧洲血统各民族卓越理性和物质成就的假设遭到了两战期间亚非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攻击，与此并行的是欧美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对上述假设所发起的挑战日益增多。
对于普遍流行的做法——即赋予人为划定的人群以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变的习性——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法兰兹·鲍亚士和他杰出的门生们，其中最着名的是玛格丽特·米德。他们的田野调查和为人广泛阅读的书籍和文章反驳了种族主义“理论化”所谓的经验基础。尽管公认其观点通常是假设的并有所保留，但鲍亚士及其同事试图证明，文化和环境在决定人的能力和社会成就方面，远比身体属性更重要。在20世纪早期的话语和解放运动中，种族本质化和社会偏见仍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鲍亚士等人的研究发现开始被当作反对种族本质化和社会偏见的意识形态攻势的核心要素。
尽管向种族主义发起挑战的思想—社会运动被证明经久不衰，但至1930年代早期，这些运动似乎即使没有被消灭，也黯然失色了，原因在于某些最为恶毒的种族主义思想及其滋生的残忍的迫害与压迫日益兴起。纳粹主义以及有关大和（日本）种族优越性那些粗鄙有加却经不起推敲的观念，导致了军国主义化的扩张主义国家日渐崛起。种族主义思潮对此有不可开脱的责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具有深层缺陷的谋求创建世界新秩序但却无功而返的外交（失败的外交尤其体现在对中—东欧和中—远东的安排方面）支撑了这一思潮。
战争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攻击预示着以种族主义为根基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崛起，它们在欧洲前线炮制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种族灭绝，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则制造了残忍的集体强奸、屠杀以及死亡集中营，规模超过了除斯大林古拉格之外的以往任何集中营。1945年后，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种族主义政权所表现出的十恶不赦致使人们加倍攻击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积习，尽管这对于那些在暴行中丧命的数千万罹难者，以及由一战孕育的专制政权所导致的数百万无家可归和饱受凌辱的受害者而言，几乎无以慰藉，但它前所未有地促使世界各族人民为争取独立、人权和个人尊严而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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