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任的伦敦穆斯林市长萨迪克•汉。
6月15日，新上任的伦敦穆斯林市长萨迪克•汉要求伦敦交通局从下个月起禁止地铁和公共交通上的会引发“身体羞耻”的“不正常身材”广告。萨迪克•汉说：“作为一名有两个女儿的父亲，我很担心这种广告会让人——尤其是女性——为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
这一消息在微博上迅速传播，一时间引发舆论的沸腾：很多声音聚焦于新市长的穆斯林身份，认为这是伦敦“穆斯林化”的开始。大量中国网民甚至在这则消息的评论中，嘲讽英国人选穆斯林做市长“no zuo no die”。这究竟是出于宗教信仰对女性身体自由的限制，还是这位市长女权主义立场的彰显？
伦敦地铁上一则瘦身产品广告。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去年伦敦地铁上一则营养品公司关于其新推出的瘦身产品的“Are you beach body ready？（你准备好沙滩身材了吗？）”的广告，广告上纤瘦完美的女性身姿暗示着需要瘦身后才能在海滩上穿上比基尼，立即引发从女权团体到伦敦民众的联名抵制。事实上，英国众多妇女权益相关组织都对这一新的政策表示支持，据英国国民保健署（NHS）公布的数据，在英国超过106万人患有厌食症，多以青少年为主。而早在2012年，以色列就正式通过法律禁止过于骨瘦嶙峋的模特在广告中出现，此后在西班牙、意大利、巴西和智利等国也都出台相关规定。反观中国从购物中心的墙外广告到出租车前排椅座背面的广告，无不充斥着美容整形产业投放的理想身体的符号——经PS的大长腿、饱满的胸部、纤瘦的腰身，这一切在早已大规模沦为消费空间的公共场所中无孔不入，制造着女性对自己身体的焦虑。
瘦身产业也许是消费时代最大行其道的骗局之一，是现代媒介和资本主义利益链条共同塑造出的神话：庞大的瘦身产业通过媒介中大量视觉符号创造出集体意识中对肥胖的歧视，并时常把肥胖可能带来的健康问题和审美上的嫌恶混为一谈。由此，健身、节食和减肥便被偷换概念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而对身体上的多余的脂肪不为所动则被视为对生活“自暴自弃”。
从七宗罪之一的“饕餮”到“鲸骨骨架”束腰：前现代社会中的节食
《卡路里与束身衣：跨越两千年的节食史》。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节食”（diet），并非现代的产物。路易丝·福克斯克罗夫特在《卡路里与束身衣：跨越两千年的节食史》一书中追溯了节食的起源，以及它在西方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的社会推动力。
“节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兴起，要追溯到古希腊。它的词源“diatetica”，在古希腊时期是指以特定的饮食方式为患者提供的健康管理计划，也是西方医学的古老根基。在古希腊时期，暴食与淫欲被视作有损德行、甚至戕害社会和文明的行为。所以提倡对食欲的节制，通过约束身体来提升灵魂。而在早期基督教文明中，苦修者把身体视作必须主宰与禁绝的对象，肥胖便被视作享乐的结果。饕餮也被列入天主教教义的七宗罪之一——丰腴的肉体正是人类将灵魂出卖给撒旦的证据。在男性中心的基督教范式中，处于权力下方的女性被认为生性脆弱放纵，特别容易受到诱惑，其身体更是规训的目标，以符合统治阶层的审美趣味。
《规训与惩罚》。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道：“权力关系直接控制身体，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打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 权力在不同文明阶段和不同社会形态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我们通过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对规训的不断操演，巩固并再生产着这种权力关系。
19世纪欧洲贵族女人必须经受的一种“酷刑”。
权力在17世纪幻化做欧洲贵族女性的鲸骨骨架束身衣，她们争相勒紧自己的腰身，不惜使得肋骨交错重叠、皮开肉绽，以求符合贵族诗人笔下那“胸丰臀满”的形象。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权力又短暂地幻化作贯穿不同阶层女性的红白蓝三色的去性别化的简朴衣裙——成为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通行证”，因革命需求而对女性许下平等政治的虚幻承诺。在中国曾幻化作裹脚布，在阿拉伯地区又成为面纱与头巾在很多保守政权下一直持续至今。女性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操演着权力对自己的压迫，通过不断雕琢自己的身体，来满足自身对社会认同的追求。
媒介和产业链的合谋：消费时代的隐形“束身衣”
而到了现代消费社会，权力的面目便更加模糊难辨。二十世纪早期，随着一战时的青壮年男子短缺，使得平胸的审美大行其道，也奠定下了现代意义上对女性苗条体态的崇尚。协约国在战时宣传中把德国女性描绘成“土肥圆”的形象，而从当时的广告中可以窥见：在社会的集体意识中，比起小奸小恶，违背现代审美的“肥胖”，更不容宽恕。与此同时，塑身减肥相关的身体产业发了一笔横财。
玛丽莲•梦露。
随着美国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兴起，时尚的形象通过大屏幕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随着玛丽莲•梦露的形象的风靡，丰满的胸部再度流行。而二战后随着橡胶业在日常生产活动中的复苏（战争期间，橡胶大多用于生产防毒面具），女性的身体又被塞进塑身内衣之中。六十年代后，时尚杂志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如纸片般纤薄的模特形象，成为理想身体的标准……
影视、杂志、广告媒介上完美纤瘦形象成为了消费时代中权力为女性穿上的隐形“束身衣”，它藏匿在“自由选择”和“自我主宰”的外衣之下，以焦虑感和羞耻感对女性对女性进行着规训。难以摆脱意识形态操控的大量少女随之遭遇厌食症的困扰，减肥的执念已经成为了全民精神官能症。精神分析学者更把“厌食症”视为“歇斯底里症”（女性独有的、在社会权力结构作用下遭受精神损害发作的病症）在当代社会的表征。在护肤美容产业、健身节食项目的规训下，被现代消费文化所塑造出的符合男性凝视的身体，真的比前现代社会形态中束身衣中的身体、裹脚布里的身体和头巾和面纱下的身体更自由吗？
从男权结构和消费主义的战场中，夺回女性身体
身体并非仅仅是生物性的有机体，它同时也在社会中展示着阶级、性别、种族，更是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主体争夺权力的战场，也在不同的文化中，遭遇着不同范式的规训。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这便是身体。”身体在经历了种种传统秩序的规训后，被“重新发现”了，在营养学、健身房、美容院和时尚产业的包装下，在大众媒体中粉墨登场。在前现代社会中与宗教、军事、劳动、繁衍等价值相关的生产的身体就此被消解了，欲望的身体随之诞生了，它走向了市场，成为了消费品。
“美”成为了消费社会拉动经济的核心产业，广告蓄意滋生着人们对肥胖、衰老的焦虑。大众媒体和商业资本串通一气，打造出供人仰膜的视觉形象——几乎难以实现的标准化的美好身体。于是，身体不断滑入商业资本的控制，而这种控制不再是通过暴力、强制手段，而是更隐秘地通过提供理想身体的镜像，让人以欲望来完成对身体的自我监控，使身体成为被欣赏、被把玩的对象。
瑜伽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健身房、瑜伽、有机食材塑造出的身体，不仅仅操演着身体的美学价值，更展示着身体的阶级性。在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中产以上阶级通过消费相关的生活方式，对身体悉心保养与严苛掌控，使其从观感上区别于劳动的身体——毕竟，健身、营养学和对卡路里的精确掌握，作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并不是底层阶级所能负担的。
在二十世纪以来不断蓬勃的女权主义浪潮中，身体更成为女权主义理论中重要的位置，是女性亟需从男权结构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夺回的主要领地。从去年伦敦民众对“沙滩身材”广告的集体抗议，到伦敦新任市长对公共交通上引发“身体羞耻”广告的废止，都是女权主义向前迈进的一步——夺回女性身体的自由。大洋彼岸恐惧着伦敦社会的“穆斯林化”的我们，推崇着流水线生产出的锥子脸网红美女，喊着“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的口号，离自由究竟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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