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研读：北宋时期，契丹步兵、骑兵装备后勤的发展过程——除攻城战外，在契丹南下与中原王朝军队的野战中，也能偶见契丹步兵的身影，但未见有任何较大战果。中国传统的步兵野战大多是列阵进攻，在阵中持有不同武器的士兵担负着不同的作战任务，相应的战术亦有不同。
从辽代兵器看，大部分与中原同类兵器极为相近。这可推论契丹的步兵与中原军队的战术类型亦相差不多，尤其是燕云十六州并入后数万汉军的加入，也定然会加速契丹步兵野战战术的中原化。
契丹步兵的首次野战，发生在会同七年（944）太宗南下战事中。会同七年正月，太宗在驻屯于元城（今河北大名北）后，为救援杨光远与占领黄河渡口，太宗遣“卒万人”渡过黄河，于黄河南岸渡口马家渡，“筑垒浚隍，以骑军散列其外，舟楫数十，犹渡兵未已。”显然负责“筑垒浚隍”的是契丹步兵。
契丹步兵在渡口筑垒的同时，后晋军队发动了偷袭，“我师搏之，敌骑退走，遂攻其城。四面树梯一鼓而上，敌众大败，乘马赴河溺者数千。”可见，在具体战斗中，由于骑兵先退，步兵失去掩护且陷入包围，首战以大败告终。步骑协同作战是中原军队的专长，这亦证明契丹军队战术的中原化。
然从中渡桥之战可见，在契丹步骑联合作战中，骑兵仍是主力兵种并对战事的胜败起着决定性因素。统和四年（986）宋军北征，圣宗遣曾“将军化哥统平州兵马，横帐郎君奴哥为黄皮室都监，郎君谒里为北府都监，各以步兵赴蔚州以助斜轸。”这是契丹步兵首次作为独立兵种单独作战。未过多久圣宗又“诏南京留守休哥遣炮手西助斜轸。”
在步兵野战中，契丹往往先使用投射武器对敌方杀伤后再进行短兵肉搏，这亦是步兵战术中原化的体现。圣宗派遣的步兵虽在战时使用了手炮，但在野战中契丹步兵战力仍远逊于宋军。综上可见，虽然在获取燕云十六州后，契丹步军在战术上较早前有了长足进步，但在契丹南下的战事中仍使用不多，而且契丹步兵的作战能力也远逊于中原军队。
究其原因，首先是受战场环境影响，契丹南下往往是进攻一方，追求作战速度与力量，显然骑兵在这一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其次受游牧民族传统军事思想影响，契丹较重视骑兵训练。
作战武器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士兵自备武器装备已为共识。从神册二年（917）南下大败，后唐军所获“毳幕、毡庐、弓矢、羊马不可胜纪”可见，契丹早期的武器装备均为契丹民族日常之物。随着南下战争的进行，契丹通过缴获大量的军事装备与军器生产的制度化，契丹的后勤装备供应开始改变。宋人夏竦曾言“自幽蓟陷敌之余，晋季蒙尘之后中国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为犬戎所有。”事实确是如此。
天显十二年（937），太宗南援石敬瑭，“时晋安寨马犹近五千，铠仗五万，契丹悉取以归其国，悉以唐之将卒授帝。”同样在会同九年（946），杜重威以晋军降契丹后，“契丹主悉收其铠仗数百万贮恒州，驱马数万归其国。”由此可见，至太宗以后契丹军队已聚有数量可观武器装备。除作战俘获的武器装备外，契丹还有军器作坊进行生产补充。
统和四年（986）宋军北征时，圣宗曾“诏平州节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人趣行，马乏则括民马，铠甲阙则取于显州之甲坊。”显然显州存在专门制作“铠甲”的军器坊。统和四年圣宗南下前曾“诏休哥备器甲、储粟，待秋大举南征。”这里的“器甲”应是幽州地区军器坊所生产。统和末契丹东征高丽时，亦“于幽州载戎器”。
契丹步兵中有炮手军，炮显然也是由专业军器坊所生产。这些都表明契丹军队具有自行制造并提供武器装备的能力。契丹虽具有提供武器装备的能力，但并非供给所有南下军队。契丹的武器装备主要供应给南下皇帝身边的扈从军，弩手军、炮手军这类持有专门武器的特种部队，以及南京汉军，这类军队无疑是契丹南下军队中的职业军队。
在会同八年（945）的白团卫村之战中，太宗曾直接指挥铁鹞军下马步战。太宗所指挥的铁鹞军，“契丹谓之精骑，谓其身被铁甲，而驰突轻疾，如鹞之搏鸟雀也。”身披重甲尚能“驰突轻疾”说明这一铠甲的制作水平很高，这并非契丹部民所能自备。高模翰为太宗时期南下的重要将领，太宗南下之初“模翰为统军副使，与僧遏前驱，拔赤城，破德、贝诸寨。”高模翰因这些战功“是冬，兼总左右铁鹞子军。”
可见铁鹞军的军事层级较统军副使要高，应是一支独立的具有较高地位的精锐军队。再参以这支军队由太宗亲自指挥，则可知这支南下军队应是具有扈从性质的精锐部队。另从铁鹞军下马步战，短兵奋击亦可见这支精锐骑兵应是装备铠甲与短剑。统和七年（989），圣宗南下时曾“攻易州，宋兵出遂城来援，遣铁林军击之，擒其指挥使五人。”
而后“大军齐进”。除契丹有铁林军外，唐末李晋与宋初的侍卫亲军司亦有铁林军。李晋时“铁林指挥使落落。落落，武皇之长子也。”由此铁林军应是李克用的扈从军。宋太宗曾于雍熙四年（987）将“侍卫步军司铁林改为侍卫司虎翼。”辽朝侍卫亲军虽然也同北宋一般源出五代，但自有其独特的发展脉络。
然此处圣宗南下的铁林军应同五代、宋时侍卫亲军一样，是具有较高地位，承担扈从任务的契丹禁军。作为扈从军，铁林军的装备亦十分精良。李嗣恩曾为李晋铁林军左厢马军都将“与梁人接战，应弦毙者甚众，而槊中其口。”
可知李晋的铁林军装备有槊、弓弩。宋军中的虎翼军亦装备有槊、弓弩。乾亨四年（983），宋军北征幽州时，“契丹铁林都指挥使李札卢存以部下兵百二十五人来降。”宋军班师后，宋太宗于“新城西南隅，观铁林军人射强弩。”
可见契丹铁林军与李晋、宋军的铁林军同样持有槊、弓弩。然无论槊、弩还是铁甲这类精良的武器都需要较高的制造水平，这是契丹普通部民难以自备的。因此契丹南下扈从军的装备应当均由契丹官方提供，也因之这些装备精良武器的军队，在战争中大多充当前锋。
契丹弩手军所持的强弩是何种，史籍不载。然据姑营子1号耿氏墓中出土的具有复杂结构的铁弩机可断，这类弩机亦非普通部民可以制造。因而弩、炮应均为契丹官方装备。除弩、炮这类专业军队外，南京汉军装备亦是契丹官方提供。
契丹人李信曾言“自景宗死，领国事，自称太后。国中所管幽州汉兵，谓之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约万八千余骑。”路振在使辽时亦见到了这支汉军，并提到南京汉军“皆黥面、给粮如汉制”，但未提武器装备情况。
契丹南京汉军均为契丹招募的汉人雇佣军，因此契丹对这支军队不仅仅提供粮饷，其武器装备也应由契丹提供。除以上三类军队外，契丹其他南下军队武器装备仍需自备，自备武器的士兵应占到契丹南下军队的多数。
也因此《宋会要辑稿》中载契丹南下“凡有所调发，先下令，使自办兵器、驼马、粮糗，故其钞略所得，不补所失。”而司马光在论及契丹武器装备时曾言，“将战，则选兵为三等，骑射最精者给十分衣甲，处于阵后，其次给五分衣甲，处于中间，其下者不给衣甲，处于前行。”这也证明了契丹南下军队的武器装备供应具有明显指向性。
攻城装备与战马除武器装备外，契丹南下尚有工程器械与战马两类装备。攻城器械无需多言，其制作复杂皆由国家提供。作为游牧民族契丹部民应是人人有马，但如上一章所提到的，并不是所有的马匹都是战马，且战马在战争中的损耗远超士兵。按契丹正军一人就需要配三匹战马，这并非契丹所有士兵都能具备。
后世蒙古亦有“贫不能自备（战马）者，则命行伍之长及百户、千户等助之”的记载，可见这应是游牧民族常见之事。且战争中骑兵战马的损耗急需立刻补充，这亦非普通部民所能做到。因此契丹“常选南征马数万疋，牧于雄、霸、清、沧间，以备燕、云缓急。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畋，余则分地以牧。”
作群牧为官马，为南下契丹骑兵战马不足者或战争损耗者提供，这表明契丹战马供应也有着极强的针对性。综上，契丹早期南下的粮草补给以自携羊马为主，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契丹获得了大量的农业生产资料，契丹南下军需补给开始从自携羊马转为粮草补给。
同时中原军队的军需补给制度也开始被契丹军队吸收，军需官的出现标志着契丹军队补给制度逐渐制度化，这势必对契丹军队南下作战产生重要影响。在装备补给上，契丹南下军队亦经历了士兵完全自携装备，到战马与武器由国家选择性供应的过程。在南下战事中无需自备武器的职业军队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随着宋朝统一战争的结束，中原的形势发生了极大改变。契丹军队面对的不再是仅仅占据北方的五代各朝，而是一个历经十余年战火洗礼的新的统一王朝。在面对宋军时，契丹军队依然能够保持较大的军事优势，不得不说这是契丹军队战术与后勤不断革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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