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太监专权的情况发生，从秦二世的赵高开始，到明朝的魏忠贤、清朝的李莲英，太监一族始终活跃在皇权斗争之中，甚至充当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虽然他们从来得到真正的尊敬，但却不妨碍他们一个个祸国殃民。纵观历朝历代，那些被太监专权的王朝几乎没有一个能得以善终的，不是被亡国就是皇帝被赶下政坛。
因为有着臭名昭著的太监所在，所以很多人看太监都戴着有色眼镜。但并不是所有的太监都那么恶毒，历史上也有很多尽忠职守、侠肝义胆的太监，其中一位就是明朝末年大太监曹化淳。
太监存在于历史中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了宫廷中必不可少的职业。他们要进宫服侍主子就必须要经历宫刑阉割，这就意味着被阉割之后的他们再也不具备生育能力。
古代男子对这种事情还是很看中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人不会想着进宫当太监，除非家里特别贫寒的，曹化淳就属于这样一种情况。
当时的社会上都流行着一种说法叫“近君养亲”，此说法在穷苦人家中更是传播广泛，意思就是去侍奉君主来养育亲人。曹化淳就这样在十二三岁的年纪里被送进了宫中。
虽然他出生贫寒，但却勤奋好学。在皇宫中能接触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比如文学。曹化淳在宫中那些年得到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深受当时司礼太监王安的赏识。
后来在王安的安排下，曹化淳得以进入信王府去伺候朱由检，这也是他太监生涯中一个良好的开端。与朱由检相处的日子中，他凭借着聪明才智得到了他的喜爱，并视为亲信。
可好景不长，随着宫廷斗争愈演愈烈，曹化淳也被牵连其中。当时大太监魏忠贤独揽朝政，他在朝中打击异己；在民间作恶多端。人们对他的恶行恨之入骨，但却无能为力。
当时王安与他是死对头，魏忠贤自然不会放过他。于是在天启初年的时候，魏忠贤设计害死了王安，曹化淳作为王安阵营中的一员也被驱逐出北京，发配到南京戴罪关押。
直到朱由检继位之后，他力挽狂澜打击阉党，魏忠贤一党才逐渐被肃清。此时曹化淳也重新回到了朱由检的身边，并负责处理魏忠贤掌权期间所留下的冤假错案，他一共平反了两千多件这样的案件。
由此曹化淳也得到了朱由检的重用和信任，第二年朱由检改国号为崇祯，曹化淳一直被委以重任，他的地位在宫中相当显赫，有当年魏忠贤高光时刻的风范。
但他却不是第二个魏忠贤，曹化淳一直是个忠君爱国的人，他年少时看透了宦官专权所带来的的害处，因此他为人处世总是小心翼翼，生怕逾越了界限。
打造勇士营曹化淳在朝中的地位不是靠着打压异己得来的，靠得是真才实学。明朝末年社会已然动荡不安，全国各地掀起了起义军反抗朝廷暴政的热潮，再加上北方大清的崛起，让明朝内忧外患。
当时北京与大清势力仅一墙之隔，随时有被攻陷的可能，因此朝廷非常重视京城的安保工作。崇祯帝信任曹化淳，于是便将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他。
在明朝宫廷中有一支军队是直属与皇帝和内廷互相管辖的，他们的职责就是保护皇帝和皇宫的安全。这支军队被称为“腾骧四卫”，因为职位重要，所以能入选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他们大多数是武艺高强、身强力壮人士，这些人要是稍加训练必然能够成为一支劲旅。只可惜在朝廷奢靡之风的感染下，这支队伍的战斗力也跟着日渐下降。
曹化淳看到之后心中焦虑不安，他们是宫廷的一道墙，如果这道墙不坚固要如何守卫皇帝呢？于是曹化淳在接到崇祯的任务之后便开始大力地整改这支勇卫营。
经过一段时间高强度的训练，这些原本就勇猛的战士又开始恢复了往日的神采。当时勇卫营中人才比比皆是，如大家熟知的孙应元、周遇吉等明末大将都出自于此。
从这方面来看，曹化淳对明朝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后期这支虎狼劲旅也在守护大明朝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崇祯十年的时候，起义军进犯河南，勇卫营前往镇压并取得连战连捷。随后勇卫营又北上抗击清军并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当时大部分明军都懈怠不已，根本难以抵抗声势凶猛的清军。
勇卫营就如同一支刚打磨好的钢枪一般直插入清军的阵营，多次阻挡了他们南下的步伐。没有曹化淳就没有勇卫营，那么明朝内忧外患的局面更加严重。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丑化成奸贼，在后世背负了几百年的骂名，到底是怎样的抹黑将他描述得如此不堪呢？
不白之冤在明朝许多的野史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个事例。说的是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李自成进攻皇城之时，太监曹化淳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的军队入城。
这件事在《明季北略》中有过记载，但这本书是野史不能成为史料依据。但后世的《明史通俗演义》和很多大学教材也都沿用了这样的记载，那么有无史料考证呢？
翻阅明史的相关资料，却并没有发现关于此事的记载。关于曹化淳的记载是他在崇祯十二年的时候就已经告老还乡，到李自成攻城的时候，他已经在老家待了六年之久。
试问不在宫中的他要如何给李自成开门呢？后来在《崇祯遗录》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当时给李自成打开城门的是兵部尚书张缙彦，直接否定了曹化淳开城门的说法。
可后世却仍然有人不依不饶，据说清顺治时期，曹化淳曾上疏清朝廷妥善处理崇祯的陵寝事宜。这时顺天府杨博却跳出来参告曹化淳“开门迎贼”。
随后曹化淳上疏为自己极力的辩解，但依然无法阻挡流言蜚语的流传。最后他在痛心之余留下“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的遗言，悲愤和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去世前他害怕流言流传下去没有停下的一天，这样恐怕会累及后世子孙的名声，于是便写下《被诬遗嘱》及《感怀诗》四首送给自己的子侄们，可谓是情真意切。
而那些所谓的文人雅士无端编造的谎言却让这样一位忠肝义胆的人士蒙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不得不让人怀疑所谓的“文人”究竟是想大义凛然的揭露还是满足自身私欲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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