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法是高雅艺术，大家无有异议。把书法搞成粗劣装修包裹下的“神马道具”，例如用作名片炒作、装点风雅，或者晋阶发财，甚至买字送钱，卖字洗钱等，肯定绝非大多数书法爱好者的初衷。将书法艺术回归到雅文化的高度来说些什么，并且进一步“知行合一”，落实到位，这是视书法这门传统艺术为国艺，给她以应有的足够的尊重和敬畏。这至少是热爱书法的诚意善心所为，文化良知所为。尊重，即高定位；敬畏，是因为书法是民族文字书写的艺术，她蕴育着吾国文化至善至美的精粹和精神。面对五千年，必须高定位和敬畏。古人珍惜字纸，就是一种敬畏心态；丝毫的亵渎玷污，都应该有罪过感。儿时背诵过的“几案洁，笔砚正。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没过时吧？
书法与文化，书法家与文化人，一个永远的话题。最早倡议成立书协时，中国文联部分领导举棋不定，认为书法可由美协设置书法部代管，但是舒同先生坚持书法艺术是“国艺”，是独立的传统艺术，他带着大家锲而不舍地努力，最终争取到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报批。何等不易，必须珍惜。有人低看书法，热爱书法的人肯定反对；如果自己只会抄写，不能丰厚积养，又经常张冠李戴，唐花宋开，甚至照单抄写都出错，或者书风德品不正，与不良世风相沆瀣，让很多人感到书法越搞越浮躁浅薄，那就难免贬抑由人了。
书法家确实有执笔书写的职能，然而定位有相当的文化高度，并非所有能执笔书写者，皆可称作书法家。那个高度，显然是文化的高度，品味的高度，人格的高度。坚持并维护这个门槛，就是出于热爱和尊重国艺的敬畏之心。
思考一个问题，为何古代直至近代，善书者比善画者更能受到上尚的尊敬？难道仅仅是因为点线的惨淡经营，手艺与艺道的不容易？逝之未远的一些近现代艺术大家，大都书画兼擅，却执意坚持“书艺乃吾国艺道之本”，不会是出于心血来潮的偏爱吧？
壬寅（1962）年国庆，李苦禅先生就对我和李燕等人说过“画之上有书法，书法之上有文学，文学之上有音乐。什么是书画家的学问？这就是”。然而，面对当前美术逐渐融汇书法的现实，不知是书法的幸耶不幸？该不该避开热闹，冷静地思考一些书法文化的回归问题？
我认为，强调书法艺术是独立的艺术门类，有煌煌千秋书艺瑰宝、无数卓越大师和艺术家作证，还不够。历史是滔滔不绝的江海，没有今天的支撑，就会断流。不要比拼之余觉得艺无长进，就动辄抱怨流行，风生水起，艺术不怕流行，很多影响过艺术史的流派都崛起于青苹之末。是江海，就得容许潮流滚滚，不拒细流。当今书法不怕流行，那么怕什么？怕的是浮躁浅薄成了主流而且流之盛行，怕的是大浪淘沙，潮流过去后没有为当代书法史的积淀留下精金巨石。如果我们面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时机，不能夯实和丰厚传统文化的博大基础，把书法搞得非常浮躁浅薄，那就很难说了。
其实，毋庸讳言，贬抑书法家的微词从未消停过；没被人认可大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矗立成大山。协会成立以后，社会上对书法家仍然颇有看法，例如认为“书法是手艺，只要会抄写，照抄无误就是书法家”等。赵朴初、启功和楚图南等老前辈当时就对北京书界很多中青年说过，“修行不到，棍棒夹道”，“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读书修行，不要以抄录诗词为能事”。这里所说的修行就是要夯实基础，厚积薄发，而非单练手技。我最欣赏赵朴老说过的几句话：“手艺是拐杖，学识是资粮”，“有杖行千步（持杖或者可以行远），无粮半步难（腹无食物行半步都困难）”，“学养是人生旅途远行的必备资粮”，“被人看不起，不要先去纠正对方，看看是否应该先纠正自己”等。这些话，至今听来，亦是棒喝。
文化不是贴金，是日积月累酝酿之后的喷发，所以德艺的修行，皆非时日之功。传统艺鉴，首重德品，皆信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小戴礼记》语）为艺鉴之则，故欧阳修曰“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假令）颜公（颜真卿）书虽不佳，后世见之必宝也”；苏轼曰“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德品艺品之论，实则谈的也是文化的高度品味问题。
修行，不可没有志向志气，故古人提倡“笃志”、“尚志”。“志”可以具体化理解。我主张的艺者“三修”，换个角度看，也是“志”。三修，即修能——磨练技能；修学——文化涵养；修德——美善人格。从事书画艺术，要静养清修，耐得住寂寞，淡定地读些书，做些该做的事。赵朴老喻之为“功成化蝶”，说的就是笃志而后功成的至臻境界。当今艺坛，某些官衔艺爵确实颇有吸引力，加之文化市场繁荣下物质实惠的诱惑，这时能够沉下心来，各自修炼，最后能厚积薄发，成就大家的，都是功成三修的笃志者。笔者曾写过一首论书诗：“毫间积学俗能医，心养休嗟费日时。蓄力看如篙过险，出奇方解放船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关于如何修炼自身文化修养，我认为，首先眼界定位要高，然后才谈得上手从心妙。未闻有“眼低手高”而成就大师的；唯眼界高阔，腹充酝酿，才有可能期望手从心妙。这里所说的眼界，当非矮子看戏，人云亦云，是站在自家的“青藏高原”上的有所作为。插段闲话：我曾组织北京书协主席团成员去过帕米尔高原的几个哨卡，一直到了最边远的“西陲第一哨”。那里海拔约四千米，哨卡所在的山呈圜丘状，官兵们几年前在山上用白色石头拼出一个很大的中国地图，然后又用染红的石头摆了一个五星。战士对我说：“林老师，那个红五星就是北京，你们就在那里。”在场的人都感动非常。官兵们还说，“我们保卫的祖国亲人都在高原下面。你们来看，我们在这里站得高，看得远。再苦也没啥说的”。我们受到的感动和教育，在此不必多言，但珠穆朗玛峰对艺者而言，应该大有启发。它能成为“世界第一峰”，是因为它崛起于青藏高原，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学识和修养没有丰厚的积淀，最终能达到的高度，就像低洼谷地崛起的山丘，再高也极其有限。文化史上的大艺术家都拥有自家的“青藏高原”，有的甚至终生都在积垫这个“青藏高原”。书画家的文化修养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高原积垫”呢？
“文化”的概念看似宽泛抽象，却非高深莫测。当年张大千作荷花，画毕请教齐白石，齐白石添了几条小青鱼，然后主翁恭请画题，张大千说题“荷塘秋雨”，齐白石认为“太罗嗦了，既有荷花就不必言‘秋’言‘荷’，题‘雨塘’足矣”。后来一位京剧名票友将此事告诉了溥心畬，想听听他的评说。溥先生认为画面已出，雨池、荷塘任由观者去想，原题唯有“雨”字可取，不如题“听雨”的好。这“听”字何等精彩，一字之易，全画点活，神情尽出。试想，荷花静态，鱼儿动态，还有那能让画中鱼与画外人俱能领会的雨，其动静相生，就妙在“听”字上；况且“细雨鱼儿出”（杜甫），基于科学观察，当然奇趣生焉。这种取舍增添，貌似简单，其间却大有文化意蕴。或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幅画嘛，题啥不行？能有讲究，这就是书画雅趣之所在，文化精蕴之所在。题“雪中归船”、“千山青绿”、“红梅怒放”和“富贵牡丹”，非不可为；但是，这跟题“雪江归棹”、“千岩竞翠”、“梅韵天成”和“国色天香”，是一回事儿吗？画题虽小，涓滴映日，那也是题画者腹中酝酿的喷发。蓄而不发未发，可以；无处生有，飞来一峰，可能吗？这就是我们在读懂前贤大家诗书画的精妙时，会心感悟，情不自禁要拍案叫绝的原因。佩服，乃至必须服膺的是文化的高度和品味。单练手技，没有长期的学识积累，没有历史文化的熏陶，能达乎此吗？远的不说，齐白石、傅抱石、林散之等，皆崛起寒门，成才时身处战乱，全靠自家造化，不仅阅书千卷，以学养为必备资粮，还要跋山涉水，收纳湖山稿本，“眼中无有千千景，笔底难成一幅山”，这就是菜根谭，见得苦心慧心。所以不嚼文化的菜根，不得成大家气候；这道理颠覆得了吗？正因为有历朝历代艺术家的无数高度和品味，才有了中华文化千秋积垫的高度和品味，那就是巍峨的民族文化的高原群峰。
文化，都有说道，说道就是讲究，讲究深沉自有讲究深沉的道理。渴了喝水，用瓢或手取水喝，胡乱浇灌一通，没啥不可以。然而，这跟假座茅堂野亭或水心竹榭品茶，沏茶用什么茶品什么泉水，清客共处，面对什么雅玩奇石、奇花异草，能一样吗？目之所及，般般皆有千秋积垫，各自皆可成就一部学问。王世襄先生说“玩蝈蝈蛐蛐，俗不俗？玩到‘文化’这份上，那就化俗为雅了……”。俗能归雅，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一种自然流趋势。
或谓当今不用读书，只要写熟二三十首古诗，揣个诗本，几年下来，当个“著名书法家”，海捞名利不难。诚然，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但事实也很清楚：有那样的书家，不等于九州书家都如此吧？其实，那只是自恋自乐，自我感觉良好；真正有识见的明眼专家，会那么看？来者视今，后人将如何品评？写“唯有源头活水来”、“竹连新雨后”、“千里莺啼绿隐红”、“日淡荔枝三百颗”、“秦皇岛外打渔船”、“东临竭石有遗篇”等，笔下误字翩翩，至少说明书者连选写的内容都没读懂。不是抄录，那是在干什么？这样的书家，不管有多么盛大光鲜的书界头衔，你不会认可他代表千秋书法史传承发展至今的书艺最高水平吧？“修行不到，棍棒夹道”，是个硬道理。
随意翻检展览作品集，再举一例。写《庄子·天运》名句“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必须写“迭”而非“叠”。“迭”，表示轮番意，例如“迭代”（更替）、“迭日”（更日）、“迭配”（更相搭配）等；自古而今，这字都这么写，没有繁简之异。写岑参的《破播仙凯歌》的“鳴笳叠鼓擁回軍”、柳永《望海潮》的“重湖叠巘清佳”，则不然。虽然手边新出的唐诗宋词书籍上都以“迭鼓”、“迭巘”出之，但深知文史的人大都清楚，“迭”一度借作“叠”的简化字，是属于“拉郎配”，搭配十分勉强。因为古汉语“叠”（重重）跟“迭”（轮替），在字词本意上是绝对风马牛的。这就是说，同样在写“迭、叠”，正确与否，涵意如何，有文史学养的书法家皆心中了然。所以，启功先生说的“文史不通，下笔空空”，绝非虚言。
下面想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注重积垫
书画家作为文化人需要具备哪些文化功呢？
简单地说，是两个基本功，即读书功和学生功。启功先生认为，“书画家除了必备的笔墨功夫以外，读书功和学生功二者必不可少”。
所谓“读书功”，顾名思义，就是指多读书、重酝酿。书卷气、文气，来自修养，而修养多来自读书明理。黄山谷云：“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要达到书法的最高境界，不仅在于笔墨技巧娴熟，还须胸存道义，腹有酝酿，才能立艺树人，高格脱俗。
天下读书人甚多，不等于都有“读书功”。见过百余平米的私人大书房，书城簇拥，气势颇大，随意检案头唐诗鉴赏书问“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何人诗句，主人答“王维”。有人拥书不读，有的人读书不通，如蚕食桑叶，或食而不化，或食而无丝，都没用，唯独能化食为丝的，才算有读书功。
清代袁枚有句话悟得精彩：“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长痰瘤。”把读书学习与生死关联，足见问题的重要程度。造诣和储养非朝夕急就可成，这与是否灵悟善学，有否名师亲炙，是否有日积年久的修行等多种因素，固然都有关系，但又因人而异，不能搞绝对化，所以断不能仅以**、门庭、时年等，率尔评鉴其功业水平的高低。世间高人甚多，未必都得冠以理事主席头衔后才能书艺高超，才能跻身当今书法史吧？
读书是很多文化人毕其一生都要践行的文化工程。现在京城各色讲座渐多，所谓“天天展览，隔天讲座”，火爆仅次于展览。很多人爱听“如何创新如何冲刺”之类，却冷淡“读书讲座”。其实，说“创新冲刺”，多半玄乎，“二王苏黄”肯定没来京享受过高费培训；没听说小鲤鱼都得领受龙门班的熏陶吧？静下心来，听听名副其实的学者的读书讲座，学点他们“食桑吐丝”的活方法，反倒实在。一旦能得耳聪目明，必然有助于日后径情直遂。
“不信苏黄读死书”。成功的书生功业，读书之外，阅历（含实践）、博览、识见，俱不可少。书家读书不够，闻见不达，见狭识偏，难免笑话纷迭。1986年夏，有人评日本书法家书“一丝不挂”条幅“有点莫名其妙，而且很不雅观”。其实，不明其妙，未作雅观的恰是评者自己。“一丝不挂”即“寸丝不挂”，见于《景德传灯录?南泉禅师与陆亘问答》，本佛家用语，意指通体透彻，已排除万般物欲，不为俗尘情事所累。此为至上空灵的境界。宋代张孝祥《请龙牙长老疏》有“一丝不挂，无人无我无众生；万境皆融，能纵能夺能杀活”偈联，讲得明白；岂是你想像的那般模样？某书家为祝贺“三八”妇女节，欣然录唐诗一首：“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因为这诗原本胡曾赠给才女薛涛的酬应之作，薛涛是蜀中琵琶巷内一位乐伎，在历代的诗集编辑当中，都将此诗归入“赠妓类”，所以借来赞美当代女书家，不甚妥当。又为海峡两岸书画展书“海北书林尽贻子，江南风雨未归魂”，却是近人挽联。又书家写“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本明代杨继盛语）为“李大钊联”（河南美术出版社的《书家必携》也误为李大钊句），写“恪勤在朝夕；怀抱观古今”（本清人孙柳君集古乐府诗联）为“康有为联”，写“事能知足心长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本清人纪晓岚学师杨白崖书斋联语）为“周恩来联”、“何绍基联”等，皆传误书界为时甚久的书例。如果读书有年，视野开拓，有些错误完全可以避免。笔前苟遇疑惑，善于翻检核实的书法家，择是弭非，辨别鹿马，应该不难。
启功先生说的“学生功”，实则是个学会继承的问题，即长期求教师长，或者以古今大师为师，勤苦自学。读书如同面对师长，也是一种自学方式。当学生，就必须真正谦虚观察（看门道），恭敬求教（解疑惑、知其所以然），认真思考（以便通会活用），有真付出才有真长进。现在标榜门庭较以前容易得多，而真正谦虚地师从某师某家，几十年恭谨如一地学得真知精髓，也洵非易事。
未必挂杖大寺才会念经。只要方法对路，自学、善从、多师都是方便途径。孔子学无常师，才成其高大。齐白石虽有几位文史界的学者型友人指点，但主要靠自学，书画篆刻之外还创作了那么多题画诗，简单吗？据说任伯年初学画时特别崇拜费丹旭（费小楼），临摹过不少费的作品，后来费故世，他去费宅请教，想展示一下书画水平，却被费家人拒之门外。希望落空，棍棒夹道，打击不小。他从此立下志愿，发誓要“富储养、广门庭”，即广纳博取，集众家之长、立一家之业，后来“功成化蝶”，最终成为沪上大家，身后留下三百余幅画作，件件堪称精品。天下有的事就是这样，不能不在乎，亦不能太在乎，“门庭”即是一例。
“学生功”，一则要虚心求教师长，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识其门道机巧，一则从师也忌盲从，应该对老师所授进行仔细思考，品味其中的深刻意蕴和细腻风光，才能方便融会贯通。学习的要点很多，例如刚才说到的，学会前人的思维方法，“食桑吐丝”的活方法，对善于找寻打开知识和技巧大门的钥匙，都很重要。南宋朱熹去各书院讲课时，经常有一位老者带着行李跟踵而至。一些后生笑谑他：“随夫子书院穿梭，白发劳顿，和习何若（都学习什么啊）？”老者答：“读书方法耳。”老者高明。听课所得知识毕竟有限，学会读书或思维的方法或可惠渥终身。这是善学，关键所在。
善学，必然务实。说得天花乱坠，没用，得听有无道理，能否适用。“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语），作为古训，值得细味。欲知其“晓声识器”否，须辨识其是否有过“操千曲（创作实践）”或“观千剑（欣赏实践）”的真本事真学识。择师而从，是入门要路，必须慎重。不能只看官阶艺爵和漫天炒作的缤纷泡沫，必须着实度量其真才实学。择师，主动权在自己，须有明眼。如果拜错师门，烧香烧到“假大师”那里，非独耽误青春年华，一生有多少事可以重来？
举个学诗的例子比较好理解。我幼时随刘思祖先生学诗，他家境清贫，腹有诗书，可惜乱世无用，只能教教小孩子。那时不讲什么科学教学，但他教诗的方法很好。初二时，有次日课，他先讲一通古诗，然后让我将宋人的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翻转言之”（诗学上称“反客为主”）。初始不解，请教先生。他说“只能云来破月，月亮公公不能探头出来看看云是如何‘破’的吗？”于是，我翻改成两句五言诗是“月出看云破（仄仄平平仄），影随花舞稀（仄平平仄平）”，刘很高兴，用红笔改“看”为“窥”，说“振得此诗精神者唯此字”。此字的确点睛生动。见我服气，知我会心，先生又出头句曰“云去冰轮寂（○平仄平平仄）”，令写“云去后事”。我接着作出次句“天清无所依（平平○平仄平）”，先生说“如何写得月无骨气？不如改为‘天清分外奇’”。然后由他转柁，出第三句：“明朝如化雨（平平平仄仄）”，我接尾句：“润土莫迟疑（仄仄仄平平）”。先生评说，“未必不佳，只是世间旱涝不均，云亦为难。不如公道为仁的好，改为‘润土慰先期（仄仄仄平平）’吧”。善教者，授诗教人，诲人言行美善，亦是宣教君子之道。能学以致用，善教善学，都是务实，学得活法，慧烛长明，必受益无尽。书画的学习，亦当如此。说某幅佳劣，云山雾罩，玄妙得让人犯晕，莫不如听他道出何处佳劣，何以佳劣，说些笔法墨法章法意法上的门道，更便于实践。人生能得嘉师高人指点，实乃三生有幸。当年幸领沈尹默先生教诲的周慧珺等上海书家，那与众不同的“笔底气质”，至今仍朗然可见。
将上述“二功”具体一点，又有“三功”。“字外功至少要有文字功、文学功、史地功”（沈从文语）。“文史不通，下笔空空”（启功语）。“书画家要有几手绝活儿，起码得会捏算干支纪岁，会撰联语，会写真情动人平仄无误的诗词，旁观书画会预有诗稿跋稿于衷（以便题画题跋），会识解通假二百字吧？”（俞平伯语）。
文字功、文学功、史地功，孰先孰后，也没有绝然划分的界限。对书法家来说，三功之中，文字功应该位居榜首。自称书法家，先不说严肃吾中华民族文字有多么神圣的职责，写了几十年，写来写去，老写错字，总是个异怪问题吧？其中，最常见的是读书不求甚解，往往词义没弄清楚就信笔挥洒，当然易生笔误。当年北京曾有书家为自愿赴西藏工作的大学生书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因诗中有“一为迁客去长沙”，“迁”是被贬谪，而非迁移户口，引起笑话，遭遇报刊议论。又某书家进京展一行草作品书岑参诗，尾结“封侯应不远，燕颔岂徒然”，书成“封侯应不远，燕领岂徒然”，就是没弄懂“燕颔”（见《后汉书·班超传》，燕颔虎颈，此万里侯相）的词义。又首届“兰亭赛”获奖者青岛现场书写时，某位参赛者书写李白《送友人》的尾句“萧萧班马鸣”，原本正确，有个别评委和其他参赛者提出第三四字应是“斑马”，作者不服，遂有争论，也是不解“班”（分开，别也）的词义。唐朝人大约尚未见识过斑马。此诗最后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这是李白巧借行将分别的马鸣写惜别不捨，在渲染前面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诗法叫“借物生情”。并辔的马因数日的耳摩颈交，相处甚洽，面临分别，尚且眷恋友情而嘶鸣不已，更况游子故人!多好的诗，与“斑马”何干？当年北大有学生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庆封如师，男女以班”，翻译成了“庆封如当老师，男女分班”，古汉语家王力先生讲课至此，必让同学记住这个笑话，也就顺便记住了“班”字。
其实，一些细微处也常见书家的文史积养。例如书画家常用的“跋”字，其本义是“足后”，一词多义，常用“踏草而行”和“题词文尾”二意，故有“草跋”、“跋涉”、“跋尾”、“题跋”等。壬午（2002）年西安友人请题册页，首开即见京城某家题写的“龙马精神”四字，落款“挥汗跋之”；既无跋识，又据众前，“跋之”何来？去年展览会上有作者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李大钊联”，已经大误，又在两联近百字边款中题“今日草跋于后”，此处小误有二。
其一，因为“跋”本有“于后”意，故“于后”可删；其二，“草跋”易生误解，因为自古以来称行走草野曰“草跋”。边款里的“今日草跋于后”，严格地说，书作“今以草书跋之”比较妥当。其它问题，例如录老杜五律《咏竹》中二联的“绿叶半含箨，新梢才出墙。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李白古风《行路难》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等落款称“绝句”；书《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应书“毛泽东诗”或“革命领袖诗”，落款却称“革命先烈诗词”；将非对仗句作对联书写，特别是改易前人联语数字后称“自撰”，结果不符联律又内容径庭等，虽然每展四五，却很有普遍性。
或谓书法评选评的是书艺，可以不究语文错误，恕难苟同。一则自斫门槛，等于自降文化水准；其二，如果书法错字不究，是否戏剧、绘画、唱歌、影视等都可以“四裤全书”（见某红火电视剧字幕）呢？
评选中，书“凭欄處，瀟瀟雨歇”（传岳飞词）、“挂席拾海月”（谢灵运诗）、“真珠帘箔掩蘭堂”（李白诗），见繁体字作品中书有“凭”、“挂”、“帘”等字，评委往往以“繁简同幅”扣分，实则失当。因为传统本有“凭、憑”、“挂、掛”、“帘、簾”，今简化字即借用这些古字而来。书者尽自抄写，未必知晓，但评委应该知道（例如《周书》中“凭玉几”早有此字）。如果大家都从文字学、诗学等传统文化的角度理解书法，恐怕就不会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一不小心，就把书法搞得没底气了。如果有些本应该书家熟知的常识性问题，圈外人通知而书家茫然，那就很没面子了。文字的发展史与书法艺术史、文学史都血脉相关，多看一些文字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粗略了解一下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深化文史功，会意旁通，也非至难至难，何况还会给人以“悦读”的快感呢。
二、勤学敏思
要积垫“二功”，勤学，自不必说，敏思直至触类旁通，更为重要。只练手技，底蕴空乏，搞单打一，不行；书城簇拥，过眼不读，或者读而不思，合卷即忘，亦不可取。欲求事遂功至，须智慧通之，志力达之；此为古今中外成艺之大道。智慧通之，简单地说，就是能否激活知、识、思、变等创造性思维的问题。
地球上的山水无不沟通，州界省界国界皆属人为设置；在创造性思维那个高端层面上，文学艺术之间不存在绝然的门墙划界，文学的造诣会有助于其它艺术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书家下笔非诗即文；文学功也是书法家必修的功课。能作简单的对联和诗词，撰写一些表情达意形象生动的散文、题跋、评语等，可以列入书法家的专业训练。训练的意义，不仅在书法家提高了文学修养和文学创作水平，也开拓和滋养了创造性思维的活力。文学，一向被看作民族文化的人文乳液，受其浸润激活的不仅是书画、戏剧、影视等门类。这是一个较大的话题，之前发表过的几篇拙文多有涉及，可资参酌，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下回分解”。
先问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禅与诗何干？“禅中有诗，诗中有禅”，究竟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是诗与禅在创造性思维那个高端层面上的贯通和理解。强调书画家丰厚学养，与创造性思维攸关。例如老禅师问“何谓风”，回答“空气流动谓之风”，肯定正确，但非诗非禅。有小僧回答“楼外絮纷纷”或“亭皋木叶落”，一言春风，一言秋风，未著“风”字，却得风流。或谓“虎在山中行”（林中大王之风）、“钵空有物归”（空灵之风），也未著“风”字，则愈见悟觉。如果老禅师又问：“何谓大中见小？”回答“西瓜瓤有籽”，不能说答错，但拙在坐实。或答“广宇茫茫飘桂子”、“玉鑑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孤高清寂愈见，也愈见悟觉。机锋应对，通禅或是通诗又有何难？如果老禅师再问：“何谓小中见大？”回答“芥子比西瓜”。你认可是实话，会认可其禅风诗味吗？或答“一口吸尽西江水”、“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你有什么感觉？反过来理解，诗人写这些诗句，不正是创造性思维的积极活动吗？在这个层面上，你对“禅”与“诗”，会没有新的理解（悟觉）？不轻易说“禅”与“诗”无关的人，也不会断言“文学只是书写素材，书家没必要去搞懂文学”云云。
一些书法家读了不少年的诗词经典，仍然难以从事简单的文学创作。碰到这样的问题，首先需要检查自己学习方法正确否和思维滞碍否，例如你多年的读诗是务虚还是务实？有无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活动实践？有无文学创作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指点过？不学诗法，只是读诵，终究难以上手。用朱熹的话说，那就是“只因未到那深处；若到得那深处，自然佛门洞开”。人可以很聪明（包括天赋和后天涵养），因为有时没有做到，让自己失去很多创造的机会。朦胧与开悟，或许仅差一步之遥。迈出这一步，即是顿悟。我列举诗例，因为形象，也方便说明书法家的文学功。再重复那句话：地球上的山水无不沟通，州界省界国界皆属人为设置；在创造性思维那个高端层面上，文学艺术之间不存在绝然的门墙划界，文学的造诣会有助于其它艺术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信不信由你。
清代桐城派作家刘海峰说“天下可告人者唯法耳”，应是古今学苑至理。以诗法观之，读出“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是老杜在写两个点、一条线，在用点线经营诗境空间，这就是明眼，务实。如果能用这个点线经营法去关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居然读出“白日”是点的运动，由上而下，“黄河”是线的运动，由西往东，就有点小彻小悟了。如果还能借助“列锦法”，读懂王维的“大漠（面）—孤烟（线）—直，长河（线）—落日（点）—圆”，是点线经营法与双字列锦加字法的巧妙结合，甚至还能动笔开辟自己的文学天地，则近乎大彻大悟了。金圣叹说“天下妙思无限，故妙法亦无限”，反过来理解，“天下妙法无限，故妙思亦无限”。白纸青天，造化在手。通与不通，悟与不悟，全在作手灵慧。看三千字的鉴赏文章，不如点拨一个诗法实在，“诵经千卷，莫如灵心一点”，所以，善学者的聪明，不过知晓应该学习什么和如何去学罢了。
听懂我讲的这些简单的常用诗法，如果碰巧你又很清楚自己的努力方向（是作满足抄录他人诗文，还是有志于成为诗书兼擅的书法艺术家），那么，应该如何解读经典诗文，还用赘言吗？这是带有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自觉。激活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多方面的综合效应，当然也包括文学的解读和创作活动。
通常画家完活儿，可以袖手，恭请书法家题写，还得说画家谦虚。书法家呢，转身又去恳求诗人，然后照单抄之，旁观者作何感想？如果书法家看着那画，相局时已经预有诗意，用介入法写“借水敲门何必问，宣和画谱尚书家”（题《杏庄》），用善解法写“惟恐俗尘来客问，出溪从不种桃花”（题《桃庄》），用虚拟设问（虚实相生）写“菊花围屋阿谁主？看似陶公旧草堂”（题《菊庄》）等等，待到提笔濡墨，腹稿已成，这时全凭表情达意需要，主张都在自己。如果面对同一幅画，都题画中主要人物，题七言，“扶头酒醒门声响，有客来酬翰墨缘”，以客形主；题六言，“唤醒老翁春睡，何妨画里斗诗”，代客问主等等；皆善作经营，妙思牵出佳诗不难。
只道作诗，平素勤学不够，临阵又敏思不及，十数年辗转蜀道，成功何日？跟诗歌创作一样，书画创作也需要顿悟。其实，顿悟就是在平素丰厚积垫酝酿的基础上的敏思，灵心一动。齐白石有幅荔枝图，颗颗鲜红，中有两颗黑荔枝，观者不以为异怪，反倒觉得黑果衬托红果，愈加鲜亮真实。汪曾祺先生说，观看展览时正好李可染先生在场，可老说他有幸亲见白石老人画的这面册页，最有发言权。当时作品已近完成，老人忽然拈笔濡墨，飞出了两个黑荔枝，全画遂生机活泼。意外之妙，如同清风自来，偶然在必然之中。因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曾拿黑荔枝画批判过齐白石，我计划主编《当代书坛名家精品与技法》时，汪先生先写了《论精品意识》一文，定要将齐白石画“黑荔枝”事写入，惜此书拖延至戊寅（1998）年夏出版时，汪先生已逝，我仍以此文为序，亦是铭记老前辈点拨教诲的苦心。
陆维钊先生讲过，四十岁以前只管读书学习，因为没有先成佛后念经的道理。书法家无论有多少头衔多大名气，一旦笔下出错，就会贻笑大方。丢了书界的大面子，大家都不开心。当然，有时判断正误公允否，也取决于评议者的文史修养等综合水平，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中唐以前没有“茶”字，写作“荼”。有次应邀参加评选，江苏一件行书作品中书有“饮新荼”。有人认为“‘饮茶’岂得‘饮荼’？”坚持拿下。这里，认为“荼”是错别字，未免主观臆断。我当时提出建议，首先依据那首诗创作的时代，辨别正误；现场没有工具书，断不了诗作者时代的话，还可以针对押韵情况具体分析。因为诗押的是虞愚韵，“倚石饮新荼”句尾写“荼”，不能算错。如果此诗押的是佳麻韵，例如“松间坐啜茶”之类，茶字押尾，书者写成了“荼”，那就是笔误。我们不能等背会唐诗三百首后再裁断正误，但借助平素的学养进行判断或分析，还是可以的。
“贴”“帖”二字，是在第四届国展上出现过的老问题。当时陕西有幅小楷书写的《木兰辞》，水平很高，但是他把诗中“对镜贴花黄”的“贴”，写成了字帖的“帖”，有评委认为写错，当即取下。我认为这样写没错，因为《木兰辞》所有的版本都用“帖”，“帖”可通“贴”。很遗憾，人微言轻，没有采纳拙见。前几年，河南中青年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搞展览，许昌刘绍典一幅集唐诗诗联的作品，上联书有“妥帖”，引起观者争论。研讨会上，我结合四届国展的“对镜帖花黄”，举出唐诗中“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韩愈句）等，再次讲了识别通假字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人告诉陕西那位作者，他年年都百倍认真地书写“对镜帖花黄”，结果年年参展落选，又不知道是“帖”字惹的祸，不是很冤吗？
逢着书写《管子》的“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庄子》的“至道之极，昏昏墨墨”，观者尚可模糊理解。有次评选逢着书写《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墨墨不得志”，《汉书》的“墨墨不得意”，争论之后，评委以“默默”的笔误给“处决”了，确实有失公允。殊不知“墨墨”即是“默默”，通假至今。那么，是继续“默默”，还是公开说明“墨墨”好呢？评选场外，总有人喜欢议论评委的争论，其实，场内有争论比没有争论好。如果正确意见获得大家认可，是进步，是好事，不必紧张。首先申明，每参加一次评选，我都大有收获提高。因为我教授古典文学，可能多翻读了几本书，但不深不透之处甚多，通过学习，才有新的进步。没有“欲穷千里目”的决心和付出，谁都不可能“更上一层楼”。我们面对的是五千年的复杂的中国文化史，这是一门大学问，所以包括我在内，永远都得做学生，大家一定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才能把书法评选真正做得公平公正。评选之争，是否也与“三功”有关呢？
三、博学广储
古今文化的全部知识，皆天下公器。“学不能至，心向往之”。对书法家而言，笔墨功夫不能少，储学功夫更不可慢怠。清人董棨《养素居画学钩深》说“笔无转动曰笔穷，眼不扩充曰眼穷，耳闻浅近曰耳穷，腹无酝酿曰腹穷。以是四穷，心无专主，手无把握，焉能入门？”此语，不止针对画事，用于书法，亦是同理。书法家未必都成学者，但不可以没有储养，没有学者的务实精神和劳苦耕耘。俞平伯先生上述“书画家要有几手绝活儿”的话，实是书画家的博学广储问题。
关于史地知识方面，除掌握二百多个常用的通假字外，还需要学会掐指快速计算干支纪年。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说出干支、朝代，就应该推算出来时年。这样不但在落款年代时不容易出错，也有利于书画理论、人物本事等方面的研究。例如龚自珍（1792-1841）的《己亥诗抄》结集于1839年，某书家写龚自珍己亥数诗，落款书“乙亥杂诗”，这就异怪了。逢“乙”必五，成了光绪元年（1875）年。此时，龚已故世三十四年，这不添乱吗？又清代画家华嵒（1682-1756）的一幅《万壑松风图》，画上题款分明写作“乙卯”（即1735年），某出版物上释文为“己卯”（即1759年），也同属“画出身后”的牛头不对马嘴。
书画家落款的干支纪年常见书误，将“辛巳”、“丙戌”、“己卯”，写成“辛己”、“丙戍”、“已卯”，下笔皆太随意。最简单的，例如写甲乙丙丁的“乙”字，多不规正。正确书写应该是平头起、鼓肚、翘尾巴，这时它读“以”音。如果写成昂首或俯探，加上鼓肚、翘尾巴，那它就不是“乙”了，而应该读“鸦”音，《康熙字典》或《词源》、《词海》里释之为“玄鸟也”。于是，因为书法家的粗心，从“乙丑（1985年）”，经“乙亥（1995年）”，到“乙酉（2005年）”，大量作品的“乙”都写作“乙（音读鸦，指鸦或燕）”，让玄鸟终岁翻飞。就算是鸡毛蒜皮，为何不能笔下留意？总不至于写了两千多年的“乙”，到今天忽地都幻化成“鸦”了吧？汉字书写的规范是有社会约定俗成性的，任意自造，搞乱文字，并不显高明。
其次，季语的书写与释读也须符合传统，规范化。例如作品款书“仲夏七月”、“秋暮十月”等都让人莫名，因为事实上只有“仲夏五月”、“季秋九月”等。将公历月份与农历混淆的错误，最为常见。与其混淆，不如简单化处理的好。在台湾见大陆名家一幅行书作品，款书有“癸酉孟秋上元”，很费解。癸酉，一算，逢“癸”必三，当1993年。“上元”即正月十五；元宵节如何延得至“孟秋七月”？估计原本想写“癸酉孟秋上浣”（上浣，即上旬），下笔轻脱，遂出此错误。
此外，文人的字号用法也需要熟悉。古人取字号大约有十二种途径，例如荆浩，字浩然，又黄易，字大易，用添字法；张衡，字平子，又沈兼，字两之，用换语法；怀素，字藏真，又傅眉，字寿毛，用释解法等。其中顺意和反向取字是其中较为常用的两种。岳飞字鹏举，文天祥单字瑞，都取顺意。朱熹，“熹”字意为明亮，反向取字“晦翁”。一明一晦，明暗对举之意也。赵孟頫的“頫”同“俯”，取字“子昂”，一俯一昂，典型的反向取字，大有中庸协和之意。2004年上海一个拍卖会上，有幅《凤鸣图》落款人“和庭”，要上拍，当然得先把作者搞清楚。乍一看，不知何人所作，于是猜测是否属于顺意取字。那么，“和庭”大约是根据“兰庭祥和”一词交叉取字（顺意加错综法）而来，其作者应为郭兰祥，字和庭。康熙年间名僧广见，字多闻。就是利用现成吉语“广见多闻”分割错综而成。知道表字知识，一则开阔眼界，侧面了解吾国文人对文字形义特殊的文化解读和活用，借此了解书画家的志向、趣味、喜恶、习尚等；一则翻检古籍、审鉴字画印章，自有诸多方便。此类事例太多，不一一举。东邻之日韩，书家文人至今仍保留字号习惯，如此守望古雅，料也不尽是沿古成习所致。
文史知识范围比较广泛，不限表字、干支纪岁，甚至深及文字的避讳和书家的诗文创作，远及名家书写习惯及其生涯本事等都概属此类。例如齐白石出生于1863年（癸亥）农历11曰22日生，生肖猪。“齐”字繁写，左上有“刀”。齐白石最信易数析字，当然忌讳姓氏“字上架刀”，所以落款的“齐”字从不写“刀”；每逢此字，则“以缺一点之‘夕’取代”，或者一笔草书带过，类似阿拉伯数字的“7”。凡字画落款“齐”字书有“刀”者，大可质疑赝作。你认为迷信，可以不信，但齐白石信。要解读齐白石，就必须理解这个客观存在。起码得知道湘籍的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齐白石、周谷城等大家对姓氏文化隐蔽而深沉的一些思考吧？
上举诸例都不过小例，小到“半粟一沤”的程度，但它们是中国文化瀚海的“半粟一沤”。瀚海行舟的大艺术家无不朝餐夕饮过这些“半粟一沤”而成就伟大的。“学无止境”、“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学不能至，心向往之”等古训，启发激励过前贤，对今之艺者，不信会水泼不进。
最后想说的是，书法家在文史范围的知识面尽可能宽博，譬如还可以适当了解一些关于瓦当或古钱币的基本知识。
你可以对瓦当不感兴趣，但作为书法家，因不辨瓦当文字，经常将印有瓦当文字图案的对联纸使用颠倒了，难免让人对书法家小瞧三分。这时，即使说是“在联合国展出过”，“在海外刮过书法旋风”，恐怕也难获得谅解，何况海外亦不乏熟知中华文化的明白人。学习时，首先需要辨识瓦当文字，俗文字也自有书写特色；其次，应该掌握瓦当文字最常见的六种排列形式等，以便正确解读瓦当。
另外，很可能你对收藏古钱币没有兴趣，但有人取出一二请教币上的文字，你是书法家，只道无可奉告，大约无法交待，所以作为书法家，还需要了解一些识读古钱币的基础知识及其简便方法（包括识别各种书体的文字以及文字排列的识读顺序）。
古钱币中，以宋币为多。若以宋币为例，书写有篆隶楷行草，各体兼备。一般情况下，北宋年号币或篆楷或隶草，二体兼书，俗称“对（子）钱”。北宋淳化至道（990-997）年间始作楷行草三体；不到百年，至熙宁元丰（1068-1085）年间，不但五体通书，而且非采书法名家手笔不可。皇帝大笔一挥，就是“御书钱”，例如“崇宁通宝”及“大观通宝”都是宋徽宗的手笔。当然，恭请书法名家书币，非北宋始，例如铸于南唐的“开元通宝”的篆书是由吏部尚书徐铉所写。北宋此风渐盛的原因，跟当时的市场经济和城市文化长足发展的背景相关，可以想像得出书画繁荣的大致情况。这跟五代十国的兵燹乱世时期，以铁、锡、铅、铜等作主料的各色粗制钱币，甚至还有泥质的陶币，其荣悴兴衰的沧桑感迥然不同。辽代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天赞元年（922）铸造“天赞通宝”至北宋晚期方近二百年，铸造年号钱二十种，都劣质粗造，远不及唐宋，皆经济文化使然也。见着劣质钱币，参考其它因素，判断时期，大都没有出入。
有关钱币的知识极多，书法家未必尽知，但观其成色、制造工艺，识其年号，估摸制币何时何代，解读币上篆文，说出著名书写者为何时何人；不会读“至和通宝”（应该用对读法，即按先上下，后右左的顺序）为“至通和宝”，也不会读“至和元宝”（应该用顺向旋读法，即按先上右，后下左的顺序）为“至元和宝”等，至少不会南辕北辙。否则，都是遗憾。
四、弘扬“三气”
启功先生早就说过，“要想搞好协会工作，须提倡‘文气、正气’，才能创作出‘大气’的作品……”，这话至今犹在耳边。文气，就是多读书，丰厚学养；正气，就是持正驱邪，为书界蔚然一个有利于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炫权、炫富、炫媚、跑官买爵、海吹造泡、枪手代笔、捆绑利私、拼爹霸场等，统属书坛邪气。真正的大师，靠“呼唤”是出不来的。只有张扬文气正气，方有可能出脱真正的艺术大师，创作出真正不负时代的大气的鸿篇杰构。如果让伪钞劣币通吃，则无正气可言，亦无大气可言。当今幸逢清明盛世，文化幸逢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凡是有利于树正气、树新风的实话真话，完全可以畅所欲言。陈毅元帅说过，“敢言是君子”，本人奉信不疑。
“美言无益”、“言行无不关仁义”，个中道理，毋庸赘言。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良风气，都愿意说好听的话，看出问题或错误，一概缄口无语，没有批评的胆量。从传统的道德观看，譬如按赵朴老的说法，见错不纠，应属“不报友人恩”。如果对方听了逆耳之言后耿耿于怀，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也属于“不报友人恩”。“没胆量”遭遇“没雅量”，这是当今艺术批评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举办个人书法展，都时兴搭配一个研讨会。研讨什么？研讨应该有学术主题。挂那么几十件作品，随意漫侃恭维一番后就移席美餐的，最好不要戴“书法艺术研讨会”之类的大帽子。让海内外学术界看我们的“艺术研讨”原来如此这般，多没意思。如果真想聆听教诲，冠名“研讨会”亦非不可；不管研讨什么，至少确立个学术主题，而且参与者还须有敢说真话的胆量和聆听批评的雅量。欢迎实话实说，开展正常的艺术批评，就是弘扬正气。搞书画的有艺术主见，固然好，但不要顽守痼疾，拒绝批评，或许这些刺耳锥心的批评击中要害，正是今后鹞子翻身的推动力。若非势力超过实力的人，艺术上的飞跃通常没有意外的奇迹。过关斩将的英雄好汉，都是靠硬功夫磨练冲刺出来的。一听批评，就光火，可能会让自己失去很多可贵的机会。如果连批评的些许风雨都接受不了，遑论弘扬正气？又如何在艺术界图谋更大作为？
有句老话，叫“闻过则喜”，有人指责书法家书写有误，要心存感激。现在，拒绝批评，甚至到了拒绝建议的地步，护短如此，如何进步？因为艺术批评关乎文风书风，统属文化范畴，原意借此多说几句。几年前在国庆展上见某著名书家的一副行书联“满室图书真至乐；持身恭俭是良谟”，觉着内容不宜。因为此联为逊帝溥仪的座右铭，原由溥仪师傅朱益藩所书，是紫禁城休顺堂的名联名物；既然内容已经具备特定性，纵款书署明“前人励志联”，用以祝贺新中国国庆终归不妥。恰作者在场，我略述此联联语的背景，建议找故宫核实一下，结果作者说“核实什么？我是照书抄的。您不说，谁知道啊？”我遂无言。听说胡适当年奉劝某些国人不要用茶碗喝咖啡，挨过国骂，他自嘲为“冰蚕语热”。看来，文化上难以沟通，有时恐怕还不能简单归结为“没雅量”和“话不投机”。
还有一种流行说法是“大师笔下无错误”。错误就是错误，应该不管在谁的笔下。书法家不好当，纤毫无憾的事太难，但是，如果一边自诩“大师”，弟子甚众，一边又老出低级错误，是“大师”还是“大厮”？那就大可质疑了。河南孟州曾盛请京城某“大师”为韩愈祠题写祠名，祠匾堂堂悬置门楣要位，识者大惊。陕西师范大学古典文学教授霍松林先生见之，怒不可遏，道“韩愈逝后，谥号‘文公’，千秋不易。怎么到今日此人笔下写成‘韩荆公’了？‘荆公’姓王，在宋，不在唐！必须撤下！”霍老惟恐“口头撤议”上达拖诿，写了书面意见，并致函沈鹏主席，建议书家多多读书，否则“有愧书法”。我当年肃然恭读过此信复印件，对霍老的深情无忌，肺腑语切，感动之至。对京城另一位著名文史教授的“眉批”（书法界的“大师”何以无知至此，何以为人学师，何以……），颇感震撼。看来，不管你能忽悠多大名气腔调，腹无酝酿，储学功夫不到，识者明鉴，就难免“棍棒夹道”。对事不对人，愿大家记住这个教训。
总之，书法是国艺，是一门需要付出毕生心血去惨淡经营的学问。举手涂抹，玩票可以，千万别动辄标榜创新“二王”又颠覆“苏黄”的，书法伤害不起。书法艺术之成，是文化炼狱，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相信古今文化史上的艺术大师皆民族文化高原矗立的巨峰，那么，请大家记住：书法功课是终生都做不完的文化修业。如果巨峰难及，希望在一生寻觅和辛苦之后，至少要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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