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认为，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有四个核心理念：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现在这四个理念都受到了冲击，有必要为它们做出辩护。
主笔/薛巍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
启蒙与进步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吗？如果你忧心忡忡，也不是没有理由，平克在《当下的启蒙》一书中说：“每天的新闻报道里充斥着有关战争、恐怖主义、犯罪、污染、不公、吸毒和压迫的各种消息。许多杂志的封面文章提醒我们即将爆发的混乱、瘟疫、传染病、崩溃以及农业、健康、退休、福利、能源、赤字等其他方面不计其数的各种危机。”但他说，这并不是全部。人们的担心是各种认知谬误造成的。“心理学研究证实，人们对损失的恐惧超过了对收益的期待。对逆境的忧虑超过了对顺境的满足。批评给人带来的痛苦比表扬带来的喜悦更为强烈。在英语中，有关负面情绪的词汇要比正面情绪的词汇多得多。”另外还有两种错觉会对我们产生误导，让我们认为事情已经不同往昔：成年和为人父母会增加我们的负担，而我们会误以为这些负担是世风日下的结果；我们还会把自我能力的下降视为整个时代的衰落。
悲观主义者会被视为智者，“如果你总是做最坏的预测，你就会被奉为先知。悲观主义等同于道德的严肃性。新闻记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报道负面消息来履行监督社会、揭发丑闻和针砭时弊的职责。知识分子也知道，通过指出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并把它上升为病态社会的一种普遍症状，可以让自己产生庄重的使命感。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是高人一等的表现。”
平克认为，真相是，从历史上看，我们的生活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应该还会持续进步下去，而这都是启蒙带来的好处。平克描述了人类的繁荣之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过着穷苦的日子：“有些人的工作是按照指示碾碎狗、马和牛的骨头以作为肥料，这种工作在1845年被废止了，因为检查发现，饥饿的贫民互相大打出手，只为抢夺腐烂的骨头以吸取骨髓。在工业化以前的欧洲，购买一件衣服或一件衣服的布料仍然是一种奢侈，一般人一生中只能买得起几次。医院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死者的衣服不被偷窃或霸占，而应交给合法的继承人。在瘟疫流行时，小镇的政府必须强制要求才能没收死者的衣服并将其烧掉：人们会等着其他人死去，以便扒下他们的衣服。”
平克说，学术圈有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院长在主持教职员工会议，此时一个精灵出现，答应院长可以从金钱、名誉或智慧三个愿望中选择一个来实现。院长回答说：“这很简单。我是个学者，我将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学术，当然要选择智慧。”精灵一挥手，消失在一阵烟雾中。烟散了以后，大家看到院长双手捧头，陷入了沉思。一分钟过去了，十分钟、十五分钟过去了。最后，一位教授忍不住问怎么样，院长喃喃地说：“我应该拿钱的。”其含义是，不鄙视物质财富是一种智慧。
《当下的启蒙》
平克指出，西方社会经济的大发展离不开制度，但首先离不开观念的转变：启蒙运动把“我如何才能得救”这一终极问题转化为了务实的“我如何才能快乐”。“拿破仑拥护军事荣誉，嘲笑英格兰是一个店主的国家。但当时英国人的收入比法国人高83%，而且多摄入三分之一的卡路里。”在18世纪的英国和荷兰，商业开始被视为符合道德和令人振奋的事情。世界生产总值自1820年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增长了近百倍，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算起增长了近200倍。如果在1700年的馅饼是用23厘米锅烤制的，那么今天的馅饼直径将超过3米。“人类创造财富的历史，故事大概是：一穷二白……一穷二白……一穷二白（如此重复了几千年），然后突然大繁荣。”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曲线一直不到10万亿国际元，然后从19世纪开始，增加变成了飞跃，一举增加到110万亿。
科学主义与民粹主义平克说，随着国家变得更富有，国民会变得更快乐、更聪明，精神生活也非常丰富：“人们可以在谣言粉碎机网站上验证传闻的真实性，在可汗学院上自学数学和科学，在《美国传统字典》上拓展词汇量，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自我启蒙，或者观看许多已故学者、作家和批评家生前讲座的录像。《罗生门》的原版预告片、狄兰·托马斯朗诵的《死亡将不再主宰》、罗斯福夫人高生宣读的《世界人权宣言》、玛利亚·卡拉斯演唱的《我亲爱的父亲》、比莉·荷莉黛版的《他不爱我》以及所罗门·林达版的《雄狮》，就在几年前，这些我一直渴望的东西可是用钱也买不到的。”
启蒙运动推崇的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都是“看上去面目可亲、无可挑剔的理念”，怎么会有人反对它们呢？平克说，在精英阶层和文化艺术领域，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反启蒙的思想。先是浪漫主义与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对启蒙运动理念发起了坚决的反击，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把人推向了一片毫无灵魂的精神荒漠，“个个孤独无依、物质至上、循规蹈矩、毫无个性、灵魂空虚。”21世纪第二个十年，西方社会又出现了一场公然反对启蒙运动的民粹主义运动，“它们标榜本土主义，拒绝世界主义，藐视专家，鄙薄知识，沉湎于田园诗般的过去，无意展望更好的未来。民粹主义是人类天性的倒退，退回到部落主义、独裁主义、妖魔化以及零和博弈等。通过重视部落而非个人，它不再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或提升全世界人类的福祉。”他们不再承认来之不易的知识是社会进步的关键，诋毁精英和专家，并不再重视思想领域。
但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贝尔在《民族》杂志上反驳平克说：“启蒙运动的那些伟大作家们，跟他们经常被丑化的相反，本质上是怀疑主义者。他们喜欢讽刺、欣赏悖论、乐于逗趣。他们欣赏复杂性，很少躲避困难，非常尊重前辈的学问。《当下的启蒙》没有这些特质。它是一本很武断的书，阐述了一种对人类历史过度简化的、极其乐观的观点。它的文风轻松愉快，章节短小，非常形象化，它最接近的不是18世纪的哲人，而是平克经验很丰富的TED演讲。”
贝尔指出，平克详尽地运用了统计数据，但人类的境况没有他说的那么美好。比如，世界范围内的难民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间迅速攀升。平克摒弃了对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大的关切，轻率地说不平等不如收入和舒适的世界水平重要？。他用智商测验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陈述：“一个1910年的普通人，如果他进入一个时间机器，来到今天，按我们的标准，近乎弱智。”还有他对历史的描述。过去几百年间为何发生了不可争辩的进步？在他对进步的叙述中，他拎出了疫苗的发明者、化肥的开发者加以赞扬，但一说到民主和平等权利等问题，他好像认为，进步几乎是自己发生的，是人们自发地变得更加开明、宽容的结果。他说：“发生了一个神秘的朝向正义的扭转。”书中完全没有提到几百年来争取平等权利、终结奴隶制、改善工作条件、最低工资等社会运动。向正义的转向并不神秘：扭转是因为人们迫使它扭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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