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莹 发自北京 编辑|郑廷鑫 图|蔺梦凯
倒回40年前，“老树”这个称呼还没被学生叫开。刘树勇在一个夏天，暮色苍茫时分，坐在墙头对着无边无际的玉米地吹口琴，想着山那边是哪儿。
40年后，老树身在北京，忙里偷闲画着彼时的山间日常。
“你还没到那岁数，”这话两个半小时内他前后说了4次。40岁时老树疑惑——凭什么要依赖他人认可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焦虑就是整个世界，快压死他了。
他只盼着赶紧到50岁，盼着经历过后，有些事情可以不那么看重。
“我一个教书的，被看成画画的，也是尴尬。”9月起，老树就不接受采访了。
耐不住劝，他提一个要求：不要涉及私人生活。但凡谈到“有公共价值的个人经验”，“嗨”，他来这么一声，劲头就上来了。眼睛微眯，凑近，记忆如垃圾倾倒场。
老树顶着颗光头，威风凛凛从秋风里来。学生说，“是山东野地里一棵又正又妙的庄稼。”53岁的脸恰如其分，浮肿、粗糙。
生于1960年代，20岁出头来北京，在被老树形容为“简陋”的80年代里，老树“饿得嗷嗷叫，逮着什么吃什么”。他给自己补课：“齐白石、蒙克、劳申伯格。李德伦、小泽征尔。弗洛伊德、海明威、乔伊斯、《第三次浪潮》、《梦的解析》、《丑陋的中国人》、《理想的冲突》。《少林寺》、《幸福的黄手帕》、《黄土地》、《第一滴血》、《红高粱》、《飞越疯人院》。”
饥饿已久的他曾这样生活：教书绘画、策展摄影、设计出版、电影批评、书法研究。
“瞎混呗，”他说。
50岁的老树成了一个累得过劲儿的人。“到岁数，你就万念俱灰了”，他“对活着这档子事儿没那么热爱”，对烟、酒仍没法节制，对再打个盹有越来越强的渴望。
作家钟鸣评价好友老树“具冷眼者兼具热肠”，有时是暂时抽离出的旁观者，更常是在场者。
烟和打火机在手中摩挲几分钟后，老树爽脆打火，点燃了一根烟。他眼神失焦，吐出烟圈，说着死亡的进展。
今年10月（2015年，编者注），53岁的老树再次走到了山的尽头。
动物凶猛
从小被塑造的是集体人格，想当小英雄，想当革命的螺丝钉，从没想过要做回自己。1983年大学毕业，《理想的冲突》一书正流行，书里谈到弗洛伊德“作为动物的人”，他才明白人的多样性。经历“文革”，他确信了人的动物欲望，“一帮年轻动物来了，形成威胁了。”
他常看《动物世界》，看到雄性间的战争有时只为了雌性。“摸摸自己，也是一头野生动物”，老树提醒自己：有些表现就是纯生物性的。
坐在你对面的首先是个动物。
过去太单一了，我们老通过一个视角理解人，很多表现理解不通。后来发现，是动物性在起作用。
70年代有个摄影师叫任曙林，老拍女中学生。他拉我喝茶，特想让我写篇文章，我说行。
当天晚上，哗，写了六千多字。文化、历史、共同记忆，说得头头是道。但总觉得不太对，另有隐情。
说了半天，为什么别的有这种记忆的人没拍这东西？道理不能有例外，有例外这事儿就不攻自破了。后来我再看，看到半截一下明白了。把六千多字咣当删了，重新写。
就是生物欲望。7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个男孩在街上盯着个女孩看，老盯着，那女孩，“臭流氓”，一咋呼，旁边那些男人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了，立马以流氓的名义把你抓起来，这种案例太多了。
我一算，那时他十七八岁，青春萌动——我靠，萌动得有点晚吧，在一个禁锢特别严苛的时代，欲望会格外强烈。很多男女拉个手，放电呢，手都哆嗦好几天。
他拍了大量女性局部。拍腰，耳朵后面这块，女人肘部，小腿。在那个年代，是被男人共同认为很性感的部位。拍女人胸部，那基本不干。
盯着看不行，我拍照片。中间有相机区隔，“我”的窥视就合法。这几句就是他所有照片的原因。
就跟很多年前我看了一本书一样，叫《糖》，商务印书馆印的，三十多万字。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糖，是甜的。
“文革”期间人那种动物的攻击欲，甚至性欲，完全释放出来了。当时的画很多都体现性欲转化，男的系那种腰带，女的戴顶军帽，哇，很性感。
《动物凶猛》这书光这4个字就够了。尽管叫"文化大革命"，但根本不是文化革命，是在革文化的命。
一无所有
栗宪庭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指出，那一代人都有这样的读书经历，艺术家常“喝酒谈艺术，彻夜谈哲学，弗洛伊德、尼采、萨特、黑塞”。80年代文化热那会儿，老树参与现代艺术，经历“八五新潮”。
那会儿崔健唱《一无所有》，所有人都有同感，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他妈的有什么啊。
过去老觉得我们生活得很好，世界上2/3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吃个窝窝头都留半拉，准备给他们呢。国门打开，发现人家根本不吃这破玩意儿。
80年代有弗洛伊德一本书，哇，像痴一样看，就这么理解弗洛伊德了。说白了根本不是理解西方，是想象西方。
可当时你饿得嗷嗷叫，逮着什么吃什么。
“八五新潮”重要的一个倾向是哲学思考，包括王广义早期一些东西都带有宗教、哲学的情绪，他一东北人，高度世俗，哪有伟大的东西，瞎掰。但可以比划，模仿。
1989年2月，我去了6趟中国美术馆，27岁，就搁那儿待着看展。
“中国现代艺术展”是栗宪庭和高名潞几人策划的。大门口台阶有“不许调头”的标志。
当时大家都挺兴奋，觉得实验性艺术被承认。二十多年过去，回头想想就明白一个道理：艺术不是苟合的力量，它永远处在一种质疑、挑战的状态。
“八五新潮”时期还是团伙作战，觉得团结才是力量。捏了块宣言就闹革命，那是搞运动，结党必为营私。我不喜欢“革命”这词儿，但当时喜欢。我讨厌革命是40岁以后的事。
85年我在大学当老师两年多了，原来这种团伙可多了，一个宿舍分好几个派别，有文革时期的传统，要革命组织。
那年，《深圳青年报》搞了个“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整版整版的，上千个派别。有些人为了投稿，当天晚上几个人琢磨赶紧起草个宣言。
“与天斗斗不过，与地斗斗不过，与人斗更斗不过，于是我们就撒娇。”这是撒娇派的宣言。这类东西在当时非常普遍。
戛然而止
09级学生回忆老树谈起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时，仍是兴奋的，甚至是亢奋的。
20年后，“中国现代艺术展”文献展在墙美术馆举行，老树没去。
“中国现代艺术展”之后，“八五新潮”就戛然而止了，什么不戛然而止？
80年代后期别人送了我一海鸥DF-1的破相机。国产的，后边漏光，装上胶卷得用黑胶布把缝贴起来才能用。
多穷啊，买电影胶片缠成胶卷拍，都买不起成盒的。盒的四五块，分装的平均一块五。胶卷七毛钱还是多少钱一个，找些空胶卷盒，在被窝里缠。
那会儿拍了一万多张，用了三百七十多个胶卷。在底下看不着道，我就趴在树丛里拍，根本看不见人头。
到了后来我冷静了，就觉得这他妈有点扯淡。我那年27岁。
之后对摄影迷上了，觉得这个方法来得快。有个老师叫李晓林，现在是保险学院书记，很早有相机，理光R7，还有一套头。我们这学校原来是北京卷烟厂占领着，那时刚撤走，里边好多机器、铁轨。我就用布把李晓林裹起来，捆在铁轨上，在周边拍些诡异的东西——一只死鸟、楼梯里的废弃物、防毒面具。
那年夏天就开始拍照片，还没开学，8月份从老家回。
天特别热，就到单身楼看着年轻教师成天带着一伙学生，弓着膀子，上身连件背心都不穿，穿一裤衩儿，耷拉一拖鞋，呆屋里，百无聊赖打扑克。
拍了一张我那哥们儿，现在是《中国财经报》总编。他成天养只猫，跟对付孩子似的。还有一望远镜，猫趴在肩膀，他从窗户往下看，为什么？底下过去个女人。
当时都二十多岁，他比我年轻，没恋爱没结婚。
梵高的理想
当问到“八五新潮”那一拨艺术家的现状时，老树深叹口气，说后来就没什么联系了。联系多的是1993年，在圆明园画家村。“大家在1993 年春天又温暖又有点儿懒洋洋的空气里瞎扯。”
31岁时我对艺术家村有很美好的想象，但这种理想很快就破灭了。
早年我也留长发，觉得艺术家就得这样。少年轻狂，找不着北。在这之前看过《渴望生活——梵高传》，对欧洲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家聚集区比如蒙马特高地，有纯粹的假想。
93年给陈冠中的《号外》做关于中国实验艺术的内容，我拍照片、采访，绘画只是一部分。圆明园画家村，真正一个样本出现在面前，你会发现他们谈论艺术的时候很少。琢磨画的时候就琢磨：我靠，画哪张图好卖。
那会儿都穷，赶紧挣钱。画基本卖给老外，来个老外都巴结。
我正在采访，一画家刚才还在谈严肃的东西，突然说，“来了。”哗，起身就走。屋里收拾好，画摆上，等外边人来。
圆明园画家的生活方式我挺不喜欢。吸毒、酗酒、为女人大打出手，跑到圆明园湖里把过去沉的石雕用拖拉机拖上来，搬回老家去，净干这种烂事。
很多人连个字儿都写不成溜儿。也不是瞧不上，有些很棒。方力钧复印的日记在我手里还一摞，他写我为什么这样画画，为什么这样生活，写他同学说他是地主家的狗崽子，写上学的时候怎样受歧视，很诚恳。他说如果你哥们不跟你好了，他女人你就可以随便搞了。全是这种话，特痞气。祁志龙写得讲究，逻辑缜密，那家伙很可能喜欢哲学。我到他家去吃排骨，那真是排骨，买不起带肉的。
圆明园村民不理解，怎么来了这么一帮人？披头散发偷鸡摸狗的。艺术家喝酒从街上经过，孩子跑过去，一女的赶紧把孩子拉回来，护着，看他们过去，跟看鬼子进村似的。
村民烦他们，又想租房子给他们，想挣钱，又觉得这些人不靠谱。
村里书记说，“我原来不大了解他们，现在很了解了，我也很喜欢艺术了。”挺逗的，那个时候艺术跟乡村有啥关系啊？
后来圆明园村散了，有些人去城里住，就是现在的798。破厂房也挺便宜，大法式，挺好。更穷一点的就跑到宋庄，有几个哥们儿在那，“来吧，来吧”，就跟圆明园当时聚集是一样的，寻求机会和交流。说白了又在城边，进退有据，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栗宪庭先生对圆明园里边绘画的集中倾向做了个概括。比如方力钧，就是玩世现实主义，祁志龙就政治波普。有个概念，好把这两拨人推去威尼斯双年展。玩世是文学、音乐、绘画在同个时期的共同倾向。
我现在绘画中的自嘲当然也是一种玩世。你不玩世行么？你有什么办法？你提刀出去？
混子
老树的92级学生对95年学校的一场讲座仍记忆清晰：“崔健来时海淀炸窝了。他没唱，穿了件大红花棉袄，讲了披头士。”
1992年，赶上了“下海潮”，老树曾下海去广州。远离皇城根底下，在“只谈早上吃什么，晚上怎么泡澡”的氛围里，他第一次明白什么是世俗社会。扑腾几年后，高校热起来，他又被“收买”回北京，此后“俗身在单位，云心赴天涯”。
95年那代全是混子。理想破灭了，知识分子正犹豫下不下海呢，也没下去，那怎么办？其实很颓废。
学校组织政治学习，9月初还挺热，返校，下午还在学习。开会时我因长发被批了。
这他妈不说我么，就剃个寸头吧。
学校对门就是一溜发廊、菜市场。遇上个二把刀。“这边好像有点不对，这边好像有点长，这边短，你得把长的给我弄掉。”把长的又弄短，短的地方又显长了。来回弄弄。
“你给我刮了得了！刮了出去特舒服，嗨，水一糊就完了。”
当时是有点叛逆，还是有点“他娘的，搓火嘛！”毕竟还是年轻。后来发现太舒服了，省事儿，凉快。
95年我把崔健请到这来讲座，他空身来，没带家伙什儿，也没唱，就打着手指头跟大家一起念歌词。哼哼的，有个节拍的，就叫《混子》。
太他妈准确了。全是混子。
那会儿我太想把国内各界请一人发言，定了个名字叫“发言人系列讲座”。想法很简单——经济院校的学生得了解一些这个，成天就知道数钱，挺烦他们。
没想到宣传部支持，太好了，请呗。
现代艺术请的栗先生，戏剧是牟森，音乐是崔健。电影请的戴锦华，那些女生特崇拜她，一定要把她送回家。特冷，11月，找了个大教室没暖气，我给她搞了件军大衣她就出去了。
我找学生用复印机剪贴海报，八开，拿去学校张贴。太饥渴了，知道这儿有讲座学生都来，还有为占地方打架的。教室坐了480人吧，六七百人全站着，周边一圈全是人，只有发言人站的那个地方是空的。
学生差点把崔健给吃了。崔健说，老刘，咱撤。贼有恐惧感，老怕像列侬那样被那什么了。从后面礼堂出来，在操场他开一辆破车，赶紧走。
本来无一物
“40岁时我有很大焦虑，那个时候就特盼着赶紧到50岁。到50岁就好点了，有些东西就不太那么看重了，无所谓，太阳都偏西了。”
03年我有一阵抑郁了，那年很多人得了这毛病，就是非典那时激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睡不着觉，脑子转得飞快，哗啦啦，停不下来。七天七夜睡不着，机器一样，过去叫飞了车了，油门拔了它还在转。人很快就完蛋了。
以为靠精神可以扛过去，后来有个得过这病的朋友劝我，我才服药。服赛乐特、罗拉，很快就控制住了。生理上发生了变化，跟肚子疼似的，总得吃点药吧。
很难跟焦虑联系到一块儿，说不好。你要是得了病你并不知道啥原因，就是得了，对吧。
现在会不会有这种状态很难讲，明天一出门让车撞死了，谁知道。所有事儿都可能存在。所以我说有虚无感，一会儿不知道啥样，永远不知道，没人知道。
04年又大病了一场。当时心脏不好，虚无感更强了。快了，差不多了，说不定哪天就嗝屁了，有人在敲门。
做的第一个摄影专题就是关于死亡的，北京丧葬。88年，刚有相机，当时正好有个亲戚，在大排档上吃着饭，突然就被人家连捅三刀，三棱刮刀。捅死了。
他是我一姐夫，被错杀的。这事对我震动挺大。
当时觉得，死亡这事儿，是他妈一挺大的事儿。
就因为他，我第一次去火葬场。春节前八宝山停尸房满了。值班的少，烧不迭，全是的。有些放在盒子里，有些就一块白布，蒙着。我掀开一个个看，一人在屋里边。
死亡本身的静态是我关注的，一个人复归平静，躺在那。陆续拍了一年多。
对死亡没有恐惧，觉得我将来就这样。后来跟好多人说，在你有生之年，或者年轻的时候，多想想死亡，会活得谦卑。瞎咋呼什么，嘚瑟什么。
对《放大》那部电影我有极深刻的印象，电影看得我云山雾罩，那时哪懂。后来突然明白。当下大悟，如桶底子脱。
一摄影师到公园拍照片，回来洗完发现有个白点，什么东西？放大，再放大，尸体。他惊讶，有凶杀案？赶紧第二天早上直奔公园，去找，没了。
他一直想把这事儿搞清楚，成了个焦虑。尸体哪儿去了？寻找中他发现，这东西可能本来就没有。“有”是我意念里有它，我思了，所以它在了。
结尾他打网球。咚，咚，没有球。打，打，有声音。打完之后，歘，球在场子外落地了。意思是，球落在脚底下，你给我捡回来。
地上没球啊！结果他拿起来，掂掂，扔回去了。
啪，啪，啪，啪，电影结束。
本来无一物，说的就这个。不单理解了电影，有阅历之后，你就理解人生就这么个东西。
到岁数你就万念俱灰了，越来越没意思。年轻时老觉得前面充满一切可能性，等你一样一样达到，“草色遥看近却无”，凑近一看，啥啊，没什么意思。
今天在床上我说，真冷啊，我还穿着短袖。真是寒露，强烈感受到了。这一年马上就快过去了。一年干吗了？想想，挺忙，有啥意义。每个人不都是西西弗么？
但不意味着我就不好好活了。
话先说到头，说到尽处，选择才真实。所谓希望、未来、光明、美好、幸福，大多数人靠这些词撑着活下去，人生就是个掩耳盗铃的过程。
亦真亦幻
问老树，你怎么记住那么多？
“老了嘛。”
最近老树可能上岁数了，过去的记忆特别深刻。眼巴前的事儿，没兴趣。十一期间，老树让弟弟开着车，又回了村子，看看老父亲。在山里边转一转，开到了山的尽头。
离开村子二十多年，变化挺大，都没法看了。房子都一排排的，笔直的，养猪场似的。
过去房子依山势而建，道路没有一条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凡有河流穿过的城市，都曲里拐弯。你看天津，就没有正南正北的方向。所以上大学到天津去很焦虑，找不着东西南北。往南走、往北走，天津从不这么说。往左走、往右走、捡直走，靠，描述方式都不一样。
山里倒没多大变化。树叶子照样黄，萝卜照样长。就是人少，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空村，老弱病残。
山里每点都记忆深刻，回头想想，可能因为离开了。打柴的地方，从哪里滚下来过，操，都记得。一看，这地方也不高，就是大斜坡有点陡，一骨碌下去怎么跌成那样。想这些事儿呢。
我小时候就挺寂寥，不太合群也不爱说话，因为没法跟小朋友玩儿。人家家里姐妹多，我是家里老大。父亲在外地，母亲每天忙，很晚回来。我就带着弟弟妹妹在家，不能出去玩儿。
母亲回来，我吃个饭歘地就跑掉了。
我家在村子最靠边，北边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跑到家后面，待一会儿，往天上扔两块石头，蝙蝠翻飞。我画了很多麦田，小时候这种记忆太深刻了。没什么玩的。
那个年代突然有一个很美好的遭遇，印象会很深刻。书里我写到的那是个真事，黑马掉进悬崖摔死了，马肉分了吃了。
那黑马很牛，打雷的时候特喜欢撒欢。我们有时候说它受惊了，不是，它是高兴！没人管，放它的人不知道躲哪儿去了。它乱跑乱奔，掉悬崖底下摔死了。
我们在山上打柴，躲山崖那儿，淋不着。就在旁边看着，看它哗啦哗啦跑啊跑，掉下去了。
山上云很低，看它掉到云底下去，穿过云，又下去了，看到一点儿，再也没看到了。肯定摔死了，那么高。
村子里有12个生产队，我家住在第6生产队旁。生产队得去悬崖底下把马拉回来，肯定的，那是块肉，那了得！过年才能吃上点肉。
他们给我家送了一块，人家都不吃。哎呀，香啊，他妈的，半年没吃肉。马肉的味道现在的记忆就是香，忘了啥味了，半年没吃肉的人给你块肉你还想着怎么个香法？那说不出来！
那是真事儿，我常把一个真事跟虚幻的东西打通，亦真亦幻。
我很有感觉的事就仿佛是真的，我不在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