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摘 要：从北朝末年开始，入华的胡人开始采用中国传统的土葬方式埋葬，同时也开始使用墓志，到唐朝时这种做法已经非常普遍，因此流传下来大量的中古时期胡人的汉文墓志。但胡人采用这种中国传统的书写方式，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大体上来看，最初的胡人因为不具备写刻墓志的操作技能，因此是交给当地的汉人书者。随着自我民族意识的增强，有些胡人首领墓志也采用胡汉双语来书写，有些可能是胡人自己书写，以致有粟特语影响的写作痕迹。
但入华胡人的主体发展方向是一步步汉化，所以书写汉文墓志遂成惯例，而且大多数是由所在地的汉人文士书写的，于是产生一些相互抄袭、内容雷同的墓志。到了盛唐时期，胡人后裔中出现了一些具有正规汉文化教育的人，由这样的人士来书写胡人墓志，成为一些胡人首领倾向的做法；而采用胡汉双语来书写墓志的做法又见行用，并且一直延续到晚唐。
关键词：粟特人；史君；安伽；史射勿；墓志书写
这里所说的“中古”，主要是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一段时期，并没有特别的时代区分的意义，只是方便统称这段跨越朝代的时间。“胡人”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与绿洲定居居民，也泛指从中亚、西亚、南亚来的各国民众。当然在中古时期，入华胡人以从漠北南下的突厥系民众和从中亚河中地区进入中国的粟特人为最多，所以我们的例子也主要来自这两类人群。
既然是从“异域”入华的“胡人”，一般来说，他们刚刚入华的时候是不会讲“汉语”，也不会写“汉文”的。从漠北来的突厥民众讲的应当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各支突厥语方言，而从中亚来的胡人则说的是属于印欧语系的不同分支语言，主要是属于印度—伊朗语族的不同分支，如大夏人、粟特人、于阗人讲的是东伊朗语，印度次大陆来的传法僧人讲的是各种印度语，如此等等。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丧葬礼俗，也与中原的华夏民族有异。
一般来说，胡人没有中古中原地区刻写墓志的习俗，波斯地区有摩崖或纳骨瓮上的石刻墓铭，罗马石棺停放处的墙上或墓室外面有时写有铭文，后来的景教徒也有刻石墓铭，但大多非常简略。在这些胡人进入中原后，他们逐渐采用了汉地的葬俗，同时也逐渐使用汉式的墓志铭，来记录墓主的生平和丧葬情形。语言文字有胡汉双语的，更多的则只用汉语，一般来说，越到后来，汉语的越多，但也不排除胡语的使用。墓志的内容也与一般的汉文墓志没有两样，但在这些墓志当中，时而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胡人的气息，让我们了解到一些胡人墓志书写的背后含义。
以下就选取几对大致同时期的典型墓志加以分析，来看看几种不同的胡人墓志的书写情况。
一、安伽与史君
在讨论史君和安伽墓志之前，应当先简单说一下康业的墓志。
康业墓是2004年在西安北郊发现的，经正规考古发掘，墓室早年曾被盗，中有墓志一方，方形，尺寸为45.6×46.1cm，汉文书写，字体楷书，略带隶意。《康业墓志》称：
君讳业，字元基，其先康居国王之苗裔也。父，魏大天主、罗州使君，去魏大统十年(544)，车骑大将军、雍州呼药、翟门及西国胡豪望等举为大天主……以大周保定三年(563)正月薨。天和元年(566)蒙诏，以君积代蝉联，门传忠孝，授世掌大天主……今天和六年(571)六月五日薨，春秋耳顺，诏增(赠)甘州刺史，礼也……大周天和六年岁次辛卯十一月廿九日。
“康居”是西汉时中亚地区的古国，此时早已不存在了，此处实际代指粟特的康国，都城在撒马尔罕(Samarkand)。所谓“大天主”，就是“大祆主”，是负责胡人聚落祆教事务的宗教领袖。按道理讲，信奉祆教的人应当按照琐罗亚斯德教的天葬方式进行丧葬活动，更何况是大祆主。但天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埋葬的康业，却采用中国传统的斜坡土洞墓方式入地土葬，而且还有中国传统的汉文墓志。我们知道，康业墓的位置在今西安北郊、北周长安城的东郊，这里还比较集中地埋葬着中亚史国(Kish)来的史君、安国(Bukhara)来的安伽、罽宾(Kashmir)来的李诞，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北周皇帝为了招徕西域，特别给胡人首领赐的葬地，按中国方式埋葬，墓室规模壮观。
因此，康业作为目前所知第一个采用中国式葬法的胡人领袖，其墓志起草和书写显然也是完全由北周的文人承担的，内容基本上是汉文墓志的套路，只是镶嵌进去一些西胡的官称和事迹而已。这种做法，与他的石棺床图像也是相似的，也就是说这组目前所知最早的墓主为胡人的石棺图像，其主要内容与北朝以来的石棺床图像传统没有太大区别，主要是墓主宴坐图和车马出行图，只是加入一两个胡人形象而已。
到了九年之后去世的史君和安伽，情况有一些变化。
我们先来看《安伽墓志》的情形。2000年5月在北周长安城东郊发现的安伽墓，是一座大型斜坡土洞墓，从未被盗掘过，所以墓葬的情况应当是原本的样子。但与传统中国的埋葬方式不同的是，墓室内只有一套围屏石榻，甚至连尸骨也没有放在石榻上。墓门外的甬道内，乱堆着尸骨以及汉文的墓志，整个甬道经过火烧。墓主安伽，是北周同州萨保，大象元年(579)五月去世，同年十月埋葬。
安伽的墓志只有汉文，保存着完整的志盖(见图1)和志文(见图2)，文字如下：
【志盖】大周同州萨保安君之墓志记
【志文】大周大都督同州萨保安君墓志铭
君讳伽，字大伽，姑藏昌松人。其先黄帝之苗裔分族，因居命氏，世济门风，代增家庆。父突建，冠军将军、眉州刺史。幼擅嘉声，长标望实。履仁蹈义，忠君信友。母杜氏，昌松县君。婉兹四德，弘此三从，肃睦闺闱，师仪乡邑。君诞之宿祉，蔚其早令，不同流俗，不杂嚣尘，绩宣朝野，见推里闬，遂除同州萨保。君政抚闲合，远迩祗恩，德盛位隆，于义斯在，俄除大都督。董兹戎政，肃是军容，志效鸡鸣，身期马革。而芒芒天道，杳杳神祇，福善之言，一何无验。周大象元年五月遘疾终于家，春秋六十二。其年岁次己亥十月己未朔，厝于长安之东，距城七里，但陵谷易徙，居诸难息，佳城有斁，镌勒无亏。其词曰：
基遥转固，泒久弥清。光逾照庑，价重连城。方鸿等鹜，辟骥齐征。如何天道，奄墍泉扃。寒原寂寞，旷野萧条。岱山终砺，拱木俄樵。佳城郁〔郁〕，陇月昭昭，缣缃易〔□〕，金石难销。
2003年在西安市未央区井上村东发现的史君墓，是一座有五个过洞、五个天井的大型斜坡土洞墓，墓室虽然早年被盗，其中一座石椁基本完好，外面刻画着丰富多彩的图像。在石椁的门楣上方，镶嵌着一块长条石板(21×88.8cm)，上面用粟特文和汉文刻写着双语墓志铭(见图3)。墓中还出土有金戒指、金币和金耳坠等，是带有明显西方特色的珍贵文物。墓主是北周凉州萨保，大象元年(579)五月七日去世，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埋葬。长条形的墓志上写有51行文字，左边是汉文19行，由右向左书写；右边是粟特文33行，由左向右书写。
《史君墓志》的汉文部分文字如下：
大周□(凉)州萨保史君石堂
君〔讳□，其先〕史国人也。本居西域，土〔□□□。□□〕及派，迁居长安。目(自)他有〔耀，□□□□。〕永运应期，中原显美。□〔□□□，〕日昌具德。祖阿史盘陁，为本国萨保。父阿奴伽，并怀瑾握踰(瑜)，重规叠矩，秀杰不群，立功立事。少挺〔□〕石，又擅英声。而君秉灵山岳，〔□□□〕志。大统之初，乡闾推挹，出身为萨保判事曹主。〔□□〕五年，诏授凉州萨保。而天道芒芒(茫茫)，沉芳永岁(灭)。大象元年〔五〕月七日，薨于家，年八十六。妻康氏，其〔岁六月七〕日薨。以其二年岁次庚子正月丁亥朔廿三日己酉，合葬永年县堺，〔礼也〕。长子毗沙，次维摩，次富卤多，并有孝行，乃为父造石堂壹区，刊碑墓道，永播□□。
汉文部分阙文较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上部边缘被盗墓者打碎而缺失，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铭文原本就有一些文字没有刻写，好像刻写者不懂汉文，所依据的底本不够清晰，因此有些明显的字没有刻出，如标题中“萨保”的“萨”字，铭文第1行最末“西域”的“域”字只刻了“土”旁，中间还有三处空缺无字，所以使得文字不能连贯。
粟特文部分稍有破损，但大体完好，刻写也比较清晰。吉田豊教授曾先后将其翻译为英文、日文。我们这里综合两个文本，将内容转译如下：
时在大周大象二年岁在鼠年第一月第二十三日(公元580年2月23日)。有一位出身史国之姓(史姓)、居住在姑臧的人，他从〔中国〕天子那里〔得到?〕姑臧萨保的〔任命〕，他是粟特地区的一个显贵(?)，名叫尉各伽(Wirkak)，阿奴伽(Wanūk)之子，而阿奴伽是萨保阿史盘陀(Rashtvandak)之子。他的夫人生于西平(Senpen)，名叫维耶尉思(Wiyāusī)。萨保尉各伽与其妻在西平(Senpen)于猪年第六月第七日兔日结为连理。后来在猪年第五月第七日，他在胡姆丹(Khumtan=长安)这里入了鬼籍(去世)。
他的夫人也在第六月第七日兔日入了鬼籍，与结婚在同样的〔猪〕年，同月，同日。凡生于此世间之人，无一能避免死亡。人们也难以在这个世界上完满地度过〔人生〕阶段。然而，更难的是在人间世界，夫妻能够无意识(无心)地相互守望着(?)这相同的年月日，甚至他们还将在天堂里携手共度同样的岁月。此石制墓室是由毗黎沙漫盘陁(Vrēshmanvandak)、射勿盘陁(Zhēmatvandak)和拂卤吐盘陁(Frōtvandak)为了他们的父母而在合适的地方建造的。
安伽和史君都是大象元年五月去世，前者是同年十月入葬，后者是翌年正月下葬，相隔很近，几乎可以说是同时，又埋葬在同一地点，但两方墓志的书写却有很多不同，以下从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安伽墓志》有志盖，篆书，文字与墓志标题没有太大差别，形制也与汉地墓志的志盖一致。《史君墓志》悬在门楣，当然没有志盖，但也特意写了标题，即“大周□(凉)州萨保史君石堂”，因为使用篆书，或许相当于墓志的志盖。
安伽的墓志是用汉语单独书写的，方方正正(47×47cm)，与普通的汉文墓志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墓志没有放在墓门里面、棺床前面的位置上。而《史君墓志》是粟特语和汉语双语的，写在一块长条石板上，石板被镶嵌在石椁的门楣上，而不是像汉式墓志放在棺椁的前面。这一点是两者最明显的不同。粟特人本来没有书写墓志的习俗，因此这种墓志的书写应当是按照汉式墓葬的配置，但由于他们都是最早一批被按照汉式墓葬方式埋葬的胡人，所以墓志的摆放位置，还没有完全遵从汉地惯例。而《史君墓志》还要以双语的形式，表现其粟特本性。
显然，从墓志的文字就可以看出安伽比史君更“汉化”，这一点从墓志内容的书写上也可以看出来。首先是两人的出身，《安伽墓志》只说他是“姑藏苍松人”，而且是“黄帝之苗裔”。但从他姓安，名伽，字大伽，又担任萨保之职，安伽显然原本是粟特安国人，沿丝绸之路东来，先居住于凉州的苍松县，再到关内的同州，从商队首领的萨保，变成聚落首领的萨保。墓志的书写者极力想抹去他的粟特出身，而和大多数汉人墓志一样，称其为黄帝的子孙。
《史君墓志》则完全看不出有故意“汉化”的意思，开头“君”字下大概有四个字的空没有刻字，可以补“讳□，字□”，或是“讳□，其先”。上文说过，没有刻字可能是刻工不懂汉文，遇到难字则空过去，好在据粟特文部分我们知道史君名Wirkak，所以知道他是有名字的，翻译构拟的汉字是“尉各伽”，所以也可以推补为“讳尉，字伽”。名讳后紧接“史国人也，本居西域”，直接说自己出身于西域史国，与安伽墓志的写法迥异。史君是凉州萨保，说明他也是从史国先随商队来到凉州，后担任凉州胡人聚落的首领，最后迁居长安。
从两者的墓主生平描述上看，也有很大的不同。《安伽墓志》明显受汉文墓志书写的影响，比如描写其父“幼擅嘉声，长标望实。履仁蹈义，忠君信友”，这些仁义、忠君、信友的观念，显然都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描写其母“婉兹四德，弘此三从，肃睦闺闱，师仪乡邑”，这种三从、四德的女性仪范，更是一个儒家伦理所塑造的母亲典型。至于称墓主安伽“董兹戎政，肃是军容，志効鸡鸣，身期马革”，这里“鸡鸣”是《诗经·国风》中一首诗的标题，内容是赞美官员勤于政事；“马革”出自《后汉书·马援传》，指将士为国捐躯，战死沙场时以马皮裹尸而还。
都是用中国古代的典故，来称赞安伽担任大都督以后的政绩。铭文最后的“岱山终砺，拱木俄樵。佳城郁〔郁〕，陇月昭昭”，也是传统中国常用的文辞，“岱山”即泰山，是逝者归天的地方；“佳城”典出《西京杂记》，喻指墓地；“陇”通“垄”，指坟墓。如沈约《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诗云：“谁当九原上，郁郁望佳城。”可见安伽墓志的作者是深谙汉文古典，用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学语言，赋予这位同州萨保安伽种种美德。反观史君汉文墓志，就显得非常简单，虽然有个别语句，如“怀瑾握瑜”，是典出《楚辞·九章》的词句，比喻人之美德；还有“重规叠矩”这样的成语，以及“金石”“英声”的比喻，但这些在北朝末期已经是十分常见的文词。
从总体上看，史君墓志的内容，基本上是纯生平事迹的描述，没有多少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隐喻，也没有多少汉文丧葬文学的描写。反倒是粟特文部分，遣词造句与汉文有所不同，有关史君妻子的叙述要多于汉文，而写到去世之后的一些祈愿之词，更是比汉文要丰富多彩，表现出胡人不同于汉人的观念。
产生这样的不同，可能与两位萨保所处的地域不同有关。安伽是关内的同州萨保，这里是中原腹地，同州胡人聚落周边基本上都是汉文化区。虽然安伽应当是生活在胡人聚落当中，但此时的聚落因为聚集着胡人武装，因此受到北周政权的青睐，用给予首领萨保以中央或地方军政职务的方式，来控制胡人聚落，安伽就被授予“大都督”，他的胡人聚落百姓，也随着变成中央或地方官府可以控制的乡团或府兵，聚落也逐渐向乡里转变。因此，安伽的墓志最后应当是由北周文人所写。
而史君所在的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段，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历来是胡人聚集之地，早在西晋末年，就有以粟特文古信札所记载的胡人聚落。到北朝末年，这里至少有康阿达、安盘婆罗、史君为首领的三个胡人聚落，可见其盛。史君墓志虽然说他后来“迁居长安”，但他的最终结衔为“凉州萨保”，表明他去世前仍然是凉州胡人聚落首领，应当长期生活在凉州。在凉州胡人聚落的氛围中，史君没有受到多少中华文化的熏陶，虽然按照北周皇帝的意愿埋葬在长安东郊，但其墓志基本上是胡人观念的反映。
安伽和史君墓志的这种不同，也和他们的年龄有关。安伽是579年去世，时年62岁，则生于518年。史君也卒于579年，年86岁，出生当在494年。史君要比安伽大24岁，据墓志，两人都是年轻时进入中国，因此史君比安伽早二十年入华。史君在“大统之初(535)，乡闾推挹，出身为萨保〔府〕判事曹主”，到北周“〔保定〕五年(565)，诏授凉州萨保”，其主要的活动年代在535年之前到565年之间。这段时间沿丝绸之路最强的国家是中亚的嚈哒王国，史君作为粟特商队首领，是受到过嚈哒保护的，因此在史君石椁描绘的其生平图像中，有他率领商队行进拜访嚈哒首领的画面。
正是在565年，新兴的突厥汗国联合萨珊波斯，攻灭嚈哒。突厥原为阿尔泰山一带的游牧部落，附属于漠北强大的柔然汗国，是柔然的“锻奴”。6世纪中叶逐渐强大，545年(大统十一年)，西魏王朝曾派酒泉胡安诺槃陀出使突厥。到552年，突厥大破柔然，成为漠北的新霸主。到565年灭嚈哒，控制了整个丝绸之路，甚至北周、北齐也被视作“二子”。安伽大概比较早地进入武威，进而到关内，所以他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时间，大约在540年代到579年，突厥成为丝路东段的新主人。因此我们从安伽墓围屏石榻上表现其生平事迹的画面中，看到的是萨保安伽拜访披发突厥首领的图像。
其实，在579－580年安伽、史君埋在长安的时候，不论嚈哒还是突厥，都已经距离遥远，或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仍然把突厥和嚈哒首领的图像描绘出来，可见他们的历史记忆有多深刻。而不同时间段的历史记忆表明，史君要比安伽更久远，也更靠西边。因此，史君的墓志书写也就保持了粟特语为主，简略的汉文为辅的方式；而安伽墓志的书写，则全部交给了汉地的文人。
二、史射勿与康阿达
在康业、安伽、史君墓发现之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用中国传统斜坡土洞墓埋葬的胡人，是1987年宁夏固原发现的隋大业六年(610)史射勿。墓室早年已经被盗，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有萨珊王朝卑路斯三世(PerozIII)银币一枚，还有金戒指、金带扣、铜镜等，墓志一合的位置已被扰动，但基本在棺床前，汉文书写。志盖与志文内容如下：
【志盖】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故史府君之墓志
【志文】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故史府君之墓志铭
公讳射勿，字槃陀。平凉平高县人也，其先出自西国。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父认愁，蹉跎年发，舛此宦途。公幼而明敏，风情爽悟，超悍盖世，勇力绝人。保定四年，从晋荡公东讨。天和元年，从平高公于河东作镇。二年正月，蒙授都督。其年二月，被使从郯国公征王(玉)壁城。建德五年，又从申国公击破轵关，大蒙优赏。宣政元年，从上柱国齐王宪掩讨稽胡。开皇二年从上开府、岐章公李轨出向凉州，与突厥战于城北。又随史万岁，罗截奔徒。
开皇三年应募，随上开府姚辩北征，随方剿扑。又从安丰公高越，尽锐攻围。十年正月，从驾辇并州。十四年，转帅都督。十有七年，迁大都督。十九年，又随越国公素绝幕，大歼凶党，噍类无遗。即蒙授开府仪同三司，以旌殊绩。其年十一月，敕授骠骑将军。廿年，又从齐王入碛。仁寿四年，蒙赐粟一千石，甲第一区，并奴婢绫绢，前后委积。大业元年，转授右领军、骠骑将军，又蒙赐物三百段，米二百斛。其年又从驾辇杨州，蒙赐物四百段，钱六万文。五年三月廿四日遘疾薨于私第，时年六十有六。即以六年太岁庚午正月癸亥朔廿二日甲申，葬于平凉郡之咸阳乡贤良里。呜呼哀哉!世子诃耽、次长乐、次安乐，朝请大夫，次大兴、次胡郎、次道乐、次拒达，并有孝性，俱能追远，惧兹陵谷，乃作铭云：
洪源峻极，庆绪灵长。祚兴石室，族炽金方。维公降诞，家族载昌。抚剑从骠，挺刃勤王。位以功进，赏以诚来。既登上将，即拟中台。惊飙何迅，崦光遽颓，何年何岁，松槚方摧。
我们要做对比的《康阿达墓志》，不是正规的考古发现，出土于武威，详细情况不明。墓志与志盖完整，内容如下：
【志盖】康君墓铭
【志文】大唐上仪同故康莫量息阿达墓志铭
公讳阿达，西域康国人也。其先盖出自造化之初，藤苗大唐之始。公即皇帝之胄胤也。盘根万顷，玉叶千寻。宗继皇基，枝连帝业。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当官处任，水镜元以近其怀；处逝公途，石席不之方其志。诏赠武威太守。父莫量，同葬安乐里。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哀哉夭寿，丧此勋功。伤兹英喆，往投琼银。生形易圮，梦影难通。阇城独立，野马众屯。河坘桂隐，月落云昏。一辞冠冕，永闭泉门。
上面两方墓志，一写于隋大业六年(610)正月；一未记年代，标题称“大唐”，又有“藤苗大唐之始”，估计在唐朝初年；两者年代相距不远，都属于粟特人早期使用汉式墓志的例子，值得分析，其中有相同点，也有不同。
两者都用汉文书写，体量上史射勿的墓志(46.4×47cm)要大得多。
从标题来看，史射勿的墓志题目是标准的写法，“大隋某官某府君墓志铭”；康阿达有简单的志盖，只书“康君墓铭”，标题虽然也是“大唐某官某人墓志铭”，但称呼志主的方式在我们所见的墓志中十分罕见：“故康莫量息阿达”。北朝时，“息”指的就是子女，见吐鲁番出土《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和敦煌出土《大统十三年(547)计帐》。这种用“某人之子某某”的称呼方式，不是汉语的语序，而是粟特语用来称呼某人的方式，如粟特语古信札第2号信札开头即为：To the noble lord Varzakk (sonof) Nanai-thvar (of the family) Kanakk“致尊贵的老爷拔槎迦(Varza-kk)———迦那迦(Kānakk)〔家族的〕那你答拔(Nanai-thvār)〔之子〕”；第42行Pesakk (son of) Dhruwasp-vandak holds5［……］4staters from
me“度路越飒槃陀(Dhruwasp-vandak)之子毕娑(Pēsakk)从我这里拿走5［……］4个斯塔特”；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游夏提欧发现的一则粟特文题记称：(I，)Nanai-vandak the (son) of Narisaf，have come (here) in (the year) ten“〔我〕，纳里萨夫(Narisaf)之〔子〕娜娜槃陁(Nanai-vandak)于十〔年〕至〔此〕”；上引《史君墓志》粟特语部分有：He is named Wirkak，Wanuk's son．Wanuk，sabao Rashtvandak's son“他名叫尉各伽(Wirkak)，阿奴伽(Wanuk)之子。阿奴伽是萨保阿史盘陀(Rashtvantak)之子。”都是在说某人的名字时，以其父的名字为定语。“康莫量息阿达”的写法，显然是受到了粟特语文法的影响，才会在汉文墓志中这样书写。
不论是史射勿，还是康阿达，他们的名字应当都是胡语的音译。《史射勿墓志》称“公讳射勿，字槃陀”，实际上“射勿槃陀”原本是一个词，可构拟为粟特文dazmtβntk，意为“Dzimat神之仆”，敦煌发现的《唐天宝十载(751)敦煌县差科簿》上就有名为“安射勿槃陀”的粟特人。可见，史射勿原本叫“认愁之子射勿槃陀”，进入中国后，按照汉人名字的方式，以名字的前半作为名，后半作为字，就成了“讳射勿，字槃陀”了。康阿达好像没有这么彻底“汉化”，因此只称“讳阿达”。
再从两方墓志所记出身来看，《史射勿墓志》一方面说是“平凉平高县人也”，已经落籍在平凉平高县(今固原)，同时也承认“其先出自西国”，虽然没有具体说是史国。《康阿达墓志》一方面明确说是“西域康国人也”，随后又说“公即皇(黄)帝之胄胤也。盘根万顷，玉叶千寻。宗继皇基，枝连帝业”。与大多数汉文墓志一样，说自己是黄帝的子孙，结果还误写作“皇帝”显然对汉文的习语还比较陌生。
两方墓志的主要内容是生平事迹的叙述，《史射勿墓志》叙述墓主人从保定四年(564)跟从晋荡公东讨，直到大业元年(605)从驾辇扬州，详细述说了史射勿一生的战功，整篇墓志没有多少文学的修饰词句，只是在铭文部分，才略有文采。《康阿达墓志》内容简略，主要内容不是写墓主本人，而是曾任“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最后“诏赠武威太守”的祖父拔达。然后提到其父“莫量”，称父祖皆葬于安乐里。因为康阿达最高的职衔是“上仪同”的勋官，其祖父的官职最高，因此特予表彰。铭文部分，略微有些文采。
从以上诸方面来看，《史射勿墓志》的年代虽然早，但体制和内容与同时代的一般汉文墓志没有区别，文从字顺，应当出自平高当地汉人文士的手笔。而《康阿达墓志》显然要简略得多，而且从题名用粟特语的称名法，到内容缺少墓主事迹，在在都不像是出自一个具有一般中国文化知识的文人手笔，难道是远在凉州某安乐乡，找不到汉人代笔，铭文的部分，或许抄录自已有的某个墓志铭文。
三、安师与康达及其他
进入唐朝，入华粟特人基本上都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丧葬方式，也都配有汉文墓志。但研究者也注意到，一些胡人墓志出现了重复的现象。岑仲勉先生早就指出，埋葬于龙朔三年(663)的安师，和埋葬于总章二年(669)的康达，两人的墓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方墓志十分典型，值得再加以分析。现将《安师墓志》录出，加点标识两志互异之字，并在括号中给出《康达墓志》的异文：
原夫玉关之右，金城之外，逾狼望而北走，越龙堆而西指，随水引弓之人，着土脾刀之域，俱立君长，并建王侯。控赏罚之权，执杀生之柄。天孙出降，侍子入朝，日磾隆于汉辰，由余重于秦代。求之往古，备在缣缃。君讳师(达)，字文则，河南洛阳(伊阙)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河南)焉……并勇冠褰旗，力逾扛鼎，至如逢蒙射法，越女剑端，减灶削树之奇，塞井飞灰之术，莫不得之天性，闇合曩篇。
君克嗣嘉声，仰隆堂构，编名蜀府(勋校)，誉重城都，文武兼资，名行双美，以斯厚德，宜享大年。彼仓不仁，歼良奄及。……即以其年九月廿日(七月八日)，合葬于北芒之坂。呜呼哀哉!永言人事，悲凉天道。小年随朝露共尽，大夜与厚地俱深。着嫔风于冥漠，纪懿范于沈阴，譬银河之不晦，同璧月而长临。其词曰：日磾仕汉，由余宦秦，美哉祖德，望古为邻。笃生懿范，道润松筠。爰有华族，来仪作嫔。四德无爽，六行纷纶，诞兹令胤，时乃日新。奄捐朱景，遽委黄尘，泉扃一闭，春非我春。
吴玉贵先生也曾指出，固原出土的麟德元年(664)埋葬的史索岩夫人安娘，与咸亨元年(670)埋葬的史诃耽，两者墓志的开篇部分也很雷同。现录《安娘墓志》本文，加点标识两志互异之字，并将《史诃耽墓志》异文括注其后：
夫人讳娘(君讳诃耽)，字白(说)，岐州岐阳(原州平高县)人，安息(史国)王之苗裔也。［若］夫弈弈仙(崇)基，分轩台(丘)而吐胄；悠悠别(远)派，掩妫水而疏疆。从层构于天街，族高西域(河右)，系芳蕤于地绪，道映中区。瓜瓞滋绵，羽仪纷蔼。斯并焕乎家传(牒)，刊夫国史。……并岸宇岧峣(崇邈)，披(冠)重云(云霞)而秀起(峙秀)；韶姿爽(散)朗，……嗣(胤)子(某某)等，蹐厚载以长号，仰高旻而泣血(雪泣)。
他还举出洛阳出土的调露二年(680)《安神俨墓志》和永隆二年(681)《康杴墓志》也有同样情况，其中“原夫吹律命系，肇迹东周，因土分枝，建旟西魏”，两方墓志也完全相同，由此他指出：“入居内地的胡人由于长期受汉文化的熏陶，要在墓志中炫耀自己的先祖，但又缺乏基本的汉文修养，一种内容相近或相同的程序化的墓志套语于是应运而生。”
这三组两两对应的墓志都书写于时间相距不长的时段内，相对应的墓志也都是在同一地点书写的，比如洛阳和洛阳的墓志雷同，固原和固原的墓志相似，没有看到跨地域的雷同。这似乎说明这些雷同的文本是产生在同一个地域，甚至同一个作坊，或同一个作者。
这些墓志雷同的最主要部分，是关于胡人祖先来历的叙述，如《安娘墓志》与《史诃耽墓志》，以及《安神俨墓志》与《康杴墓志》。这些如果说是胡人要炫耀自己的先祖，把同样的程式化文字抄录过来，是可以理解的。但《安师墓志》与《康达墓志》这样几乎全篇相同的情形，恐怕不是程式化的问题，而是后者用前者的文本，完全套用，只是改写人名、地名、官称和时间。仔细看来，《安娘墓志》与《史诃耽墓志》也应当是同一文本的字句改订，其改写还显得颇为用心。
这些墓主人，几乎都是已经几代入华的粟特人，像史诃耽还是具有“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头衔的朝廷命官，他在中书省担任翻译多年，当然是粟特语、汉语兼通，我们不知道主持其葬仪的子嗣们汉文水准如何，如果是由他们起草墓志，那么因为他们汉文的水平有限，使用同类汉文墓志来改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安师墓志》与《康达墓志》这样的雷同，很难想象是胡人自己的做法，因为这显然是无法让家属接受的。从敦煌的情形看，石质的墓志虽然埋入地下，但纸本的墓志还是有人抄写流传，《康达墓志》可以与《安师墓志》完全相同，也表明这种墓志纸本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当地文人利用六年前的一个文本，很可能就是作者本人此前的旧作，抄袭一份，避过一介武夫之家的眼目，替换人名、时间等，刻石入葬。如果不是一千多年后两方墓志全都出土，我们也难以知晓这位书手的巧妙造作。
作为有着强烈自我认同意识的粟特胡人，委托汉人文士书写墓志，不如自己来盖棺论定。但北朝到唐初，粟特人主要是经商而来，入仕者大多数也是走行伍和侍卫的路径，作为文人的并不多，因此胡人墓志的书写，主要应当寄托于汉人作者，我们从大多数墓志文字与同时期的其他墓志类似，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四、炽俟辿与何德
但是，随着胡人中逐渐成长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士人之后，我们看到胡人出身的“撰稿人”来给胡人撰写墓志的例证。西安发现的天宝十三载(754)埋葬的哥逻禄(葛逻禄)人游击将军、右武卫中郎将炽俟辿的墓志，题“京兆进士米士炎撰”。炽俟辿属于原本游牧于金山(阿尔泰山)的突厥系哥逻禄部，随父祖进入长安，武后万岁通天年间(696－697)，特受游击将军、左威卫翊府右郎将。圣历年间(698－700)，被安排在国子学读书，还特令博士就宅教示。天宝十一载四月十七日卒于义宁里之私第，天宝十三载五月廿五日与夫人康氏合葬于长安高阳原。作者与炽俟辿为升堂之交，因此受请撰写墓志。
米姓不是中国传统所有的姓氏，所以米士炎一定出自粟特的米国(May-murgh)。我们不知道他是何时入唐，但他已经获得进士出身，说明在华应当不止一代，而且已经接受唐朝的正规教育，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了。我们只是在其地道的汉文名字中，透过“炎”字推测一下其先祖拜火教的一点记忆而已。他撰写的与粟特胡人康氏联姻的突厥胡人炽俟辿的墓志，特别强调其曾在“成均读书”，“游贵国庠”；还称他“效职而玄通周慎，岀言而暗合诗书”等符合汉文化的方面；最后的铭文也表现出其汉文修养：
玄冥封域，乌丸苗裔。向化称臣，策名谒帝。纠纠龙骧，副临节制。昂昂武贲，式司羽卫。报国忠公，承家继世。上天不吊，哲人云亡。合袝元吉，终然允臧。鸾昔孤瘗，剑今双藏。寘铭翠石，颂德玄堂。古原之上，松柏苍苍。
值得注意的是，炽俟辿的父亲炽俟弘福的墓志也已出土，现藏于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情况不明。这方开元二十四年(736)的《炽俟弘福墓志铭》，是“朝散郎、行长安县尉裴士淹撰”。出身河东闻喜大族裴氏的裴士淹，是长安著名文人，开元二十四年以后曾历任京兆少尹、京兆尹、礼部侍郎等，为玄宗朝的翰林学士，凤翔《孙志直碑》、长安《吴令珪碑》，都出自他的手笔。《炽俟弘福志》的书写，应当出自唐朝官府的安排。过了不到二十年，到天宝十三载的《炽俟辿墓志》，炽俟家族不再请求朝廷安排士人撰写墓志，而是找到了“京兆进士米士炎”，这显然是有意而为之。
幸运的是，我们发现同在天宝十三载这一年，米士炎还撰写了《何德墓志》。这位何德是唐隆元年(710)帮助相王李旦(后来的睿宗)一系政治势力灭掉韦后的“唐元功臣”之一，后成为效忠玄宗的龙武军将领，虽然墓志说他是“庐江潜人也”，但从他的“何”姓，以及“太夫人酒泉安氏”等情形看，他应当也是出自中亚何国(Kushaniya)的胡人后裔，因此他的儿子右金吾卫安乐府长上果毅何神想，才请胡人进士米士炎来撰写父亲的墓志。由此看来，当胡人拥有了能够熟练运用汉文、并且掌握运用中国传统典故等写作技巧后，长安的胡人还是希望由与其族属相同或相近的胡人文士来撰写自己家人的墓志，米士炎这样一位“京兆进士”，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势力达到巅峰，中国文化也广披西域、南海与东瀛，但生活在唐朝本土内部的胡人，却没有忘记自己的本原，除了让胡人文士为胡人书写墓志外，很长时间未见于书写墓志的粟特文，在最近西安发现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安优婆姨塔铭》上显现，有粟特语和汉语双语，据专家解说，粟特语部分相当流利，尽管内容写的是完全中国化的佛法三阶教信徒的事迹。而且，这样一种胡语汉语双语墓志的书写传统，一直没有断绝，这就是中唐贞元十一年(795)用汉文和突厥如尼文双语书写的《回鹘葛啜王子墓志》，以及晚唐咸通十五年(874)汉文和波斯婆罗钵文双语书写的《苏谅妻马氏墓志》。
五、结语
我们目前见到的中古胡人墓志已经不少，从中可以看出胡人墓志的书写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大体上来看，北朝末期最初刻写墓志的胡人因为不具备这种汉文化的背景和操作技巧，因此基本上应当是交给当地的汉人书者。随后在有了自我的民族意识之后，有些胡人首领也采用胡汉双语的方式来书写墓志，有些可能是胡人自己来书写简单的墓志，甚至可以看到受粟特语影响的汉文写法。但入华胡人的主体发展方向是一步步汉化，所以采用汉式葬法，书写汉文墓志成为惯例，而且大多数应当是由所在当地的汉人文士来书写，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相互抄袭，内容雷同的墓志。到了盛唐时期，胡人后裔中拥有了一些通过正规汉文化教育的胡人“进士”，由这样的人士来书写胡人墓志，应当是一些胡人首领所倾向的做法，而采用胡汉双语来书写墓志的做法又见行用，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晚唐。
【注】文章原载于《文献》2020年第3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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