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专家都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如果这样说也并非错误，只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形成的“思维”。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最后阶段的“新思维”才真正把苏联的“顶梁柱”挖掉。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病逝后，戈尔巴乔夫才开始执政。作为世界超级大国，以往都是“老人”面孔，戈尔巴乔夫以其年轻面孔出现后，的确给苏联民众带来新希望，苏联民众都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身上。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各项建设并非一团糟，苏联经济社会面很稳定，而且民众生活的很安逸。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戈尔巴乔夫上来当然希望干好，进一步赢得民众对他的支持，因此他提出“苏联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这里提到了“加快”，也就是说此时苏联经济只是按照以往的领导人打法发展，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快”就是他的目标，他急于想让人看到他的成绩。
而且戈尔巴乔夫还提到了“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水平”，这句话更说明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的经济是增长的，他只是提出的质量和水平，同样也是一个目标和任务。
但要实现这些目标任务，还需要做一些工作，因此戈尔巴乔夫要完善社会关系，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消除妨碍社会进步的因素，包括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等，最大限度把苏联体制的优越性发挥出来。
戈尔巴乔夫意识，要实现目标任务，手段措施都有，但关键还是要改变人的思想，解放苏联人的思想，改变以前固有的思维模式，还要汲取过去好与差的经验及教训。不改脑子，戈尔巴乔夫的想干一番工作，根本难以推进。在苏联民众眼里，当时就已经习惯了以往生活及现状，要改变很难。
戈乐巴乔夫上任后第一个月，他主持召开苏共全会，戈尔巴乔夫在理论上形成了一套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与见解。基于这次全会他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在顾问的帮助下，写了一本《改革与新思维－为我国和平全世界而作》。书中戈尔巴乔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也向外界正是提出自己的“新思维”，这才有了“新思维”的理论。
不过此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断丰富的调整，因此，所谓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只是一个笼统的叫法，并不是一时形成的“理论”，也不是形成了理论就不变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从变化过程中，最初的“新思维”，其目标和任务，还是为了巩固和推动苏联发展，并非把苏联推向解体，只是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新”的控制不住了。
戈尔巴乔夫虽然学法律出身，但他一步步从地方领导干起，懂得一套理论形成，到底从哪开始抓起。因此苏共二十六大后，戈尔巴乔夫在这一时期主要讲“活跃人的因素”，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最初要抓的工作。无论他最初所说改进工作作风，以及增强责任感和纪律性，都是关于人的因素。在1985年苏共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主要问题天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高速发展。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 ，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作风……，实质性的增长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首先要调动人的因素，我们才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
这段讲话，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点明了“新思维”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人的因素”。戈尔巴乔夫在这段时期的讲话中，多次提出要“考虑人的利益和满足民众的需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加速战略”，就是要改变当时苏联经济有所下滑的局面。而完成这些工作，人的因素很重要，没人干活，人人都消极对待，显然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就难以实现，也很难提高苏联的经济水平。
因此，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人的因素是前提，但在推行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工作时，却明显出现了阻力，此时戈尔巴乔夫所提到“人的因素”制约关键问题出现了，这就是体制问题开始暴露，因为苏联以往的工作惯性，根本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只是把人当作社会高度集中体制中的一个“小物件”，民众根本没有什么权力，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也没有什么。于是戈尔巴乔夫再次强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人民的权利落到实处。这种提法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咱们再接着看，戈尔巴乔夫如何阐述这一关键性问题。
戈尔巴乔夫此后认为：“不活跃人的因素，既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性工作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这是针对“加速战略”而说的。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活跃人的因素”，就是要把人的主动性作用发挥，把他们吸引到改革进程中来，让他们参与改革事业。但前提就是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维观念。如果戈尔巴乔夫按这种思路走，也没有大的问题，但问题是“人的因素”太广泛了，当经济改革无法推进时，戈尔巴乔夫再次调整“活跃人的因素”，这就使之前的理论走向反面。
变味戈尔巴乔夫在提出他的“新思维”关于“人的因素”后，后来又不断否认斯氏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他指出：“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到列宁的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议地位的，是人及其劳动、理想和利益，是经济中、社会与政治关系、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的价值。”注意此处，戈尔巴乔夫又出现了“人道主义”。
戈尔巴乔夫在加速战略不断受挫时，逐步扩大了关于“活跃人的因素”的范围，他说：“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他的幸福、健康、心身发育。”虽然这些“人的因素”是实现加速战略的前提，但用在这里就与加速战略有矛盾了。
后来戈尔巴乔夫在推进他的“新思维”时，工作不断受挫，因此“活跃人的因素”最终变成了“公开性”、“民主化”，这些提法也对，但戈尔巴乔夫太着急了，再有西方人不断鼓动和本国受西方洗脑的推动，致使走向全面的“公开性”、“民主化”，甚至把以前犯法的人召集起来，就使“人的因素”变味，“新思维”到了不可逆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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