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近日，随着威尼斯电影节组委会宣布由凯特·布兰切特担任第77届评审团主席，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实力派演员备受观众影迷的瞩目。在凯特·布兰切特的作品履历中，《伊丽莎白》自然是无法绕过的一个经典，尽管在奥斯卡竞争上输给了《莎翁情史》，但仍旧是评论界备受推崇的表演范本。
一方面，影片作为对传奇人物的影像再现，为观众了解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现代式途径；另一方面，导演从传奇故事中提取出的独立、坚韧的女性形象具有十足的现代意义，而表演更是具有再现公众人物的严谨性、表达爱与自由主题的艺术性等多重审美功效。
对于外界而言，更多人对这位伊丽莎白的理解是标签式的，都铎王朝黄金时代的治理者，终身不婚的“童贞女王”，包容的宗教政策，“海盗”生态下的海洋文化，重商的实用主义，开明的文艺创作环境。而影片最大程度降低了因不通晓背景而带来的观影门槛，淡化了英国、西班牙、法国邦邻之间的暧昧复杂的关系，紧紧抓住了伊丽莎白的生存与爱情主题，贯穿了女性成长的主题，纵非尽善尽美，却不失为一种通俗有趣的切入角度。
谢加·凯普尔：现代视角下的女性成长寓言01.四个典型男性角色：性别与权力
不同于传统的宫廷片注重对历史的戏剧性还原，《伊丽莎白》的导演谢加·凯普尔作为印度人尽管受到英文化的影响，但却不同于英国电影人再现都铎王朝时的刻板与僵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人的视角从伊丽莎白走向权力巅峰的故事中提炼出一种女性成长与精神独立的当代主题。
罗伯特·达德利于伊丽莎白而言，是理想者的爱情象征。这种爱情在最初给了她一种救赎的力量，给予她被幽禁的黑暗岁月一种最温暖与美好的爱情光芒。而一旦他试图作为丈夫去禁锢伊丽莎白的心灵，这种爱情便成了伊丽莎白的负担。因此，纵然伊丽莎白的理想化之爱没有改变，但她不会为了做男性的恋人而放弃寻找并实现自己更多的价值。
诺福克公爵一直是潜在着的伊丽莎白最大的敌人，导演刻意强调了他的男性气质，野心勃勃、强势凶猛，这种十足的力量感与伊丽莎白外在的纤弱、娇柔形成一种隐形的角力与对抗。他暗中勾勒西班牙对其颐指气使，在压迫的同时也滋生了伊丽莎白反抗的力量。
威廉·塞西尔爵士是伊丽莎白得力的助手，三代衷心的良臣世家。而他更像是传统、保守的贵族写照，他对伊丽莎白的忠诚只因为她是亨利八世的女儿，他像是一位保姆、管家在大小琐事对其进行无微不至的监护，他总是把伊丽莎白看成是需要呵护的长不大的孩子。他代表的传统“父权”与保守思维对伊丽莎白形成了一种桎梏。
而弗朗西斯爵士（扮演者为奥斯卡影帝杰弗里·拉什曾主演《国王的演讲》）的着墨最淡，却色彩最为鲜明。在人物刚出场的一场戏中，面对少年的威胁临危不惧；“纯真是你最珍贵的本质，失去纯真等于失去灵魂”，只言片语，顷刻间，便完成对少年的反杀。而这一分钟的情节铺垫，对照整部片中角色的少言寡语，含而不露，这种稳重、阴沉为伊丽莎白指引方向。而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给予对方独立的精神空间之上，互不干涉与过度侵犯。
同时，这个人物就像是影片点睛之笔，道出影片若隐若现的嘲讽意味——纯真的理想主义者在严酷的世俗斗争面前变得不堪一击，而理性、冷静、阴狠才得以存活。
因此，伊丽莎白的成长在摆脱作为男性爱情客体的依附性、反叛传统保守父权的禁锢性、颠覆男性力量主导的性别霸权结构、与男性进行平等有序的精神交流中完成，她成长为了一个有独特个性魅力与治理艺术的女王。同时，影片还探索了作为女王身份的伊丽莎白个人的婚姻爱情无法完全忠于本心，这也是作为“嫁给英国”的“童贞女王”的注解，颇有几分殉道者的悲情色彩。
02.视角、色彩与构图
导演解构史实的现代性色彩重点体现在影像的表意性远高于剧本本身对主题表达的统摄性。影片视听语言的特色之处首先在于灵活多变的视角角度，电影中多次出现了两种非常规的视角角度。
一是“上帝视角”（一种完全的俯视镜头），也是整部片最大的妙笔，一个以新教、天主教的宗教纷争为重要时代背景的故事，“上帝”作为旁观者与观众一同成为宫廷阴谋、杀戮等一切世俗纷扰、尔虞我诈的隐形（或者说是潜在的）审视者，这种对人性的反讽与叩问、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力度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略低于视线的仰视镜头，这种角度的镜头寓意更为鲜明直接，多用于表现伊丽莎白处于弱势局面之时所面临的来自宗教、男性、异邦等强大势力的阻挠与冲击。
与古典英国题材影片一样，电影中有着大量的封闭空间，单个场景内采取的是比较传统标准的三点布光法，因此这种舞台色彩浓厚的古典风格较符合观众普遍对宫廷题材的预期。
通过色彩与构图精心设计的影像造型成为一种伊丽莎白成长的暗喻。公主时期的纯净无邪，背景总在开阔的野外，绿草阳光，翩翩起舞的伊丽莎白在过曝的泛白画面之下，显得明丽动人。成年的伊丽莎白，在各种封闭空间、倾斜构图的压迫性中完成了一种成长；冷暖色调反差鲜明，高光阴影错落有致，象征血腥与权力博弈的红色，幽暗、阴冷的蓝色隐喻着一切斗争中各方角力的欺诈与计谋。
伊丽莎白起初处于弱势地位，反映在影片的视觉空间上，是处于画面构图的边缘位置，被影射男性教会权臣等含义的黑色符号意象压迫；再一段对比蒙太奇之后，她开始在治理能力日渐熟稔之后，在画面中处于一种视觉中心的平衡位置（黑色分置两边）；等到伊丽莎白真正变成一个理性沉静、有手腕善计谋、坚韧独立的成熟女王之时，画面采用的略微仰视的镜头辅以强逆光全景构图，这种仪式感十足的场景中，都铎王朝进入了黄金时代。
此外，服装造型的由清新浪漫走向庄重浓烈，化妆发型由飘逸洒脱变向威严肃穆，也是对角色成长的一种辅助性表达。
凯特·布兰切特：基于影片话语与历史逻辑的人物塑造在以往西方影坛备受敬仰的女演员中，有两种类型颇为典型，一类如凯瑟琳·德纳芙，在艺术片（Arthouse Film）中更多地作为作者导演自由表达、实验探索的“道具”，自身形象的表意性与功能性多过表演本身；而另一类则是像玛吉·史密斯，纵横舞台、影视，表演本身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审美价值时常盖过影视作品的整体光芒。
纵观凯特·布兰切特的作品履历，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于以上两类，正如朱丽安·摩尔等英语电影圈的中年实力派女演员，她既不满于对表演本身的探索，时常参与很具艺术探索性的作者电影（例如用六重身份诠释鲍勃·迪伦的《我不在那儿》）以丰富作品体系；亦不满足局限于业界精英、评论界的“宠儿”身份，而不时地参与主流商业片、大制作（诸如《指环王》系列）融入流行文化之中，收获大众认同与商业价值。
《伊丽莎白》作为凯特·布兰切特的早期表演，对角色本身完整性（自洽的行为逻辑、丰满的性格特征）的严谨呈现与对导演个人的表达话语、影片的风格调性的熟稔于心，展现出的是作为高素养的电影创作者与专业的表演执行者两个层面的能力。
结合具体的影片与角色来看，她塑造的伊丽莎白杰出的地方在于：一方面，满足一个抽象的、概念化的女性成长寓言，对于任何时代环境、文化背景而言，这种由纯净无邪、天真烂漫、充满理想主义之爱的女性，在与男性的互动中经历了成长，蜕变成具有独立人格、自主精神的女性，都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对于一个一定程度上架空现实、简化时代具体细节的影片，她的表演基于史实逻辑，为角色提供了更多的立足点与行为依据，再现一个历史传奇人物使之具有脱离浅显的现代童话寓言、从而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说服力。
在暗流涌动、险象环生的动荡时局下成长的耳濡目染，因父母离经叛道婚姻而不被社会权贵认可的尴尬身世，如此这些使得她在恐惧中养成了她精于算计、深于城府、忍辱负重、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这种内心深处的性格逻辑与处世哲学也贯穿她一生，包括走向女王之位后的统治艺术——刚柔并济的怀柔之道。因此，她审时度势化解危机的斗争能力、圆润中见锋芒的生活艺术，在群众、权贵、教会、异邦等各种群体力量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制动，使得她统治内的都铎王朝处在一个黄金时代。
对于人物性格多面性的展现，没有精心营造的仪式性大场面与演技瞬间（文艺评论时所谓的acting moment）去给足演员技术支撑，而是通过演员抓住仅有的空间精准传递。例如，在与病重前的姐姐对峙中，她既会一定程度地放低姿态，用伦理纲常、姐妹之情规劝尚任国王的姐姐免于“弑妹”恶名，实则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与此同时，她的城府与野心、机智与敏锐，虽不外露却自带一种摄人的强悍与锋芒。
在此前，奥斯卡影后格兰达·杰克逊在《英宫恨》中已经给出了一个经典的伊丽莎白一世的经典范本，如果说善于塑造反叛、独立、自由的白领阶层现代女性的格兰达·杰克逊那种气质上的“攻击性”过于外显，那么凯特·布兰切特在《伊丽莎白》中刚柔并济又古典气质十足的形象，诠释出了更贴合原型的精准度与细腻度。与《英宫艳史》的查尔斯·劳顿、《冬狮》的凯瑟琳·赫本一样，成为历史传记片难以绕过的标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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