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12 月13 日攻入南京的十多万日军官兵，就是这样一批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和无恶不作的杀人恶魔。
在对华侵略战争中，日本的战略策略，不仅包括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击败与歼灭中国的军队，显示其不可战胜的“武威”，还包括在战后对拒不乞降、敢于抵抗的中国军民实行严厉的“膺惩”——中世纪式的屠城与法西斯的烧杀淫掠。两者结合，构成了日本当局以武力征服为手段、以屠杀恐怖为威慑的殖民侵略战争政策与顺之者为奴、抗之者格杀勿论的法西斯霸主逻辑。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曾做出这样的分析与判断：“对都市或村庄居民实行屠杀以为报复，这就是日方所谓的‘膺惩’行为。这些行为在中日战争中一直未停过，其中最坏的例证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对南京居民的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
侵华日军“有计划之屠杀”
早在1937 年8 月中旬，当松井石根受命率军离开东京前往中国前，就在与裕仁天皇、近卫首相及杉山元陆相商讨进攻上海与南京战事时表示，如果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在日军的武力进攻面前不肯求和乞降，继续“坚持民族主义”和“排日情绪”，那就“必须付出代价”。所谓代价，就是遭到日军疯狂的大屠杀。
松井石根1937 年1 月在上海
1937 年10 月8 日，松井石根在上海发表声明，对不肯屈服、正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发出杀气腾腾的威胁：“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
日军在向南京进击的一路上，已经开始对中国人民烧杀淫掠。日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根据日军第十军随军记者所说，记述道：“柳川兵团之所以进军迅速，是因为默许官兵‘任意抢夺和强奸’。”
1937 年12 月8 日，松井石根在给据城顽抗的中国军民的《劝降书》中，再次赤裸裸地进行烧杀抢掠的恐怖威慑：“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贵军如果继续抵抗的话，南京将无法免于战火，千年的文化精髓将会毁于一旦，十年的苦心经营将也化为乌有。”
但《劝降书》被唐生智轻蔑地不予理睬。面对着十数万杀气腾腾的日军的战争威胁与疯狂进攻，装备低劣的南京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从10 日到13 日的南京攻略战使日军伤亡惨重。日本的武力征服与战争威慑政策、日军速战速决的军事计划与战无不胜的神话，在南京城下再次遭受严重的打击与挫折，日本当局恼羞成怒。为了维护与修补它的“武威”，再次论证与宣扬它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日本周密策划并实施了在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南京军民进行“膺惩”的大屠杀，也就是松井石根所宣扬的、让拒降的南京军民“付出代价”。
1947 年3 月10 日, 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进攻南京的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的判决书指出：“日本军阀以我首都为抗战中心，遂纠集其精锐而凶残之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第十八师团牛岛部队、第一一四师团末松部队等，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之下，合力会攻，并以遭遇我军坚强抵抗，忿恨之余，乃于城陷后，作有计划之屠杀，以示报复。”
人性是复杂的。日军官兵，就像所有人一样，其人性中，本来既有着向善的一面，又有着向恶的一面。当他们身处于一个正常的民主、法治社会中时，在道德、法律和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与约束下，他们人性中向恶的一面往往得到抑制，得到监督，得到惩罚，而不能发泄、张扬；而他们人性中向善的一面，得到保护，得到表彰，得到推广，因而能够不断地发扬成长，有所作为：他们就成为正常的人，社会就成为正常的社会。而一旦他们被统治者煽动与引导，走上侵略战争的战场，失去了道德、法律和社会舆论的约束，他们人性中向恶的一面，就会急剧地、无限地膨胀；人性中向善的一面，就会迅速被压制，而不断缩小，以至消失：他们就会成为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和无恶不作的杀人恶魔。
1937 年12 月13 日攻入南京的十多万日军官兵，就是这样一批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和无恶不作的杀人恶魔。
南京成为血海尸山中的
“人间地狱”
从1937 年12 月13 日日军占领南京，十多万日军烧、杀、淫、掠所制造的“恐怖的时代”就开始了。
一位当时身处南京、目睹日军骇人听闻暴行的西方侨民记述了他的切身感受：“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坦克车、炮队、步兵、卡车络绎不绝。恐怖的时代随着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他们征服了中国的首都，征服了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是胜利者，应该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是中国人唯一的真朋友，日军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于是日军随意奸淫、掳掠和杀戮，以表示他们的诚意。”
日军首先把屠杀指向那些被俘的中国军队的伤病员与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官兵。
对在战场上俘获或投降的战俘，对已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应该怎样处置，在20 世纪初多次制定和修改的有关国际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即尊重战俘的生命权、人格权与个人财产权等，不得杀害、侮辱与抢劫等。
日军南京入城仪式
1929 年7 月17 日，日内瓦会议订立了《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其中明文规定：敌对双方对战俘生命的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的暴力行为，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对战争中的普通难民，交战各国与国际社会更应予以保护与援助。这是每个现代国家都应遵守的起码的国际准则。日本政府在1929 年7 月17 日也曾签署了《日内瓦公约》。然而，日军1937 年12 月13 日攻克南京后，日本当局为贯彻实施他们对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的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并力图把这种政策的威力发挥到极致，从上到下逐级下达了屠杀全部战俘的命令，其中自然包括一切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广大的中国普通民众。日方当局认为，敢于武装抵抗日军的中国军队是他们实施对华武力征服的最大阻力与障碍。只有不仅以战争击败中国军队的反抗，而且以战后杀俘、全部消灭中国军队官兵的肉体，才能彻底摧毁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与战争工具，才能使中国真正畏服而迅速向日本求和乞降。
指挥进攻南京战役的日军最高长官、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不仅在南京战役前杀气腾腾地叫嚣“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而且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几次发出大规模搜捕与屠杀中国战俘的命令。12 月15 日，他通过“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冢田攻发出指令：“两军在各自警备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所谓“扫荡”，就是屠杀的代名词。12 月18 日，松井石根在第一次到南京“巡视”期间，又命令：“混杂的军人都应予以‘纪律肃正’。”所谓“纪律肃正”，也是指屠杀。
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日天皇裕仁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中将是日军进攻南京的前线指挥官，他也下达命令：“杀掉全部俘虏。”
日军进攻南京的主力部队第十六师团的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1937 年12 月13 日的《阵中日记》中写道：“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彻底消灭的方针。”
屠杀俘虏的命令层层下达。于是有“师团屠杀令”“旅团屠杀令”“联队屠杀令”乃至大队或中队的屠杀令等。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第三十八联队联队长助川静二元大佐说：“师团长吩咐，不要保存俘虏。”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在12 月14 日午后4 时50 分下达命令：“要消灭中国兵！”“各部队在接到师团的指示后，不许收容俘虏！”
第一一四师团第一二七旅团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战斗详报（12 月13 日）》称：“午后3 时03 分，从联队长接到如下命令：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十几名为一组枪杀。”
日军在攻入南京城时，首先对在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雨花门、水西门一线内廓与城垣阵地上作战负伤、未及撤退而被俘的中国军队负伤官兵进行了集体屠杀。
在南京城东的中山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目睹了日军残酷屠杀中国被俘官兵的恐怖情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 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腰刺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情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也被屠杀
接着，从1937 年12 月13 日晨开始，日军以坦克车开路，从南京东部、南部、西南部的各城门攻入城内，迅速地沿着城内各条大、小街道，向城北追击；在这过程中，他们对最后撤退的中国掩护部队的官兵与大量的、惊慌失措地从家里逃出来的普通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扫射屠杀。正在南京城里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看到：“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他在12 月14 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 米到200 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都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军的疯狂追杀使得南京的主要街道——从南到北横贯南京城的中山路与中央路等，成了“血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病员。……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在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第二天，坦克部队也开到马路上来。履带压过了横在马路上的尸体……马路上血流成河，形成了两条血路。”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当时随军在南京采访。他亲眼看到：“坦克发出履带的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气和硝烟弥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以致有了一种错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
再接着，日军对溃退到南京城北长江边未及渡江、在陷入包围中被迫放下武器的大约10 名万中国战俘，以及无数的普通百姓，在长江边的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三汊河等地以及汉中门外秦淮河边等城内外其他地方，分批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
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12 月13 日的《阵中日记》中写道：
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的林中或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 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 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沟，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
秦淮河边被屠杀的民众
据中岛今朝吾记载，仅在12 月13 日这一天，第十六师团就“处理”了24000 名到25000 名俘虏。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在12 月13 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 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关于日军在长江边集体屠杀中国战俘，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其判决书中写道：“好些中国兵在城外放下武器投降了。在他们投降后七十二小时内，在长江江岸被机关枪扫射而集体地被屠杀了。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达三万人以上。对于这样被屠杀的俘虏，连虚饰的审判都没有实行过。”其实，在长江江岸被集体屠杀的中国战俘与平民远不止此数。
集体屠杀战俘最典型的一次发生在1937 年12 月16 日夜间的草鞋峡。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在20 世纪70 年代采访过多位曾参加过这次大屠杀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的官兵。他在其著作《通向南京之路》中，如实地记录了这些日军官兵所讲述的在草鞋峡集体屠杀中国战俘数万人的恐怖情景：
围成半圆形的重机枪、轻机枪和步枪，对着江岸的俘虏人群，同时连续地集中射击。一时间枪弹射击的爆裂声和人群痛苦的惨叫声响成一片，长江岸边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阿鼻地狱。……射击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之后，整个屠杀现场至少没有一个是站着的。……当然，尸体堆里面肯定还有活着的人。……于是，想到的办法就是火烧。尸体都穿着厚厚的冬棉装，因此着起火来不容易熄灭，并且可以照亮夜空，给作业带来了方便。衣服一着火，不管怎么装死的都会动起来……只要看到有动弹的，我们就立即用刺刀捅死他。……这也是“作战”，是南京城内军司令部的命令——“俘虏，必须迅速干净地处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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