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笔下的“皮卡兄弟”，是当下中国孩子童年生活、中国家庭亲子关系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这些故事是幽默的、令人发笑的，也是智慧的、发人深省的；是举重若轻的，也是优雅灵动的；是一些小故事，也是一些大故事，是陪伴孩子们成长为“更好的人”的那种珍贵又独特的故事。
近日，“皮卡兄弟”系列推出第15本《拖把军团》。书中讲述了皮卡班里转来一个插班生——乡下女孩何田田的故事。这个女孩扛着一把新拖把走进了校园，班里很多人都瞧不起这个“拖把女孩”，尤其是“舞蹈女王”舒曼曼。只有皮卡喜欢和何田田玩，他成了何田田最好的朋友。每天放学后，何田田都用拖把把教室的地拖得干干净净，慢慢地，何田田影响了许多同学，大家纷纷加入了清洁大军，“拖把军团”就这样诞生了。
“皮卡兄弟”系列是曹文轩校园成长小说的代表作。该系列围绕皮卡和弟弟皮达展开叙述，通过人与人、人与动物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表现兄弟情、父子情、师生情。善良、纯真、机智又爱想入非非的皮卡，用一个孩子的纯粹目光打量着这个世界，经历着各种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对世界的认知，感受成长的各种滋味。
《拖把军团》曹文轩 著吴雅蒂 绘作家出版社
上书房：您从2008年开始创作“皮卡故事”，2009年出版了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今天是第15本。这个系列的风格，和您广为人知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风格迥异。
曹文轩：我内心不只是有写《草房子》《青铜葵花》这类作品的冲动，我还有书写其他情调和风格作品的冲动，并且这些冲动不时地会像狂风中的波浪在我的心海中扑打和咆哮。我喜欢锐利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但骨子里又是浪漫的。当年我写《大王书》，就已经不是小桥流水、竹篱茅舍一路的，而是往气势磅礴、长风万里去的。“皮卡兄弟”系列的情调与风格，既与《草房子》《青铜葵花》大不一样，也与《大王书》迥然不同，但我写时也很得心应手。我是那种喜欢多种写作路数的写作者，不想将自己拘囿于一隅。
但是，我的这些不同情调与风格的作品，看似差别很大，其实它们在题旨、美学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基因是一样的。《草房子》也好，《大王书》“皮卡兄弟”也好，是一个文学家族的，就像是一母所生的兄弟，虽性情各异，但细看、深看，还是一家人，有许多共同的品质。
上书房：《拖把军团》距离您上一个“皮卡故事”，中间隔了6年，您今后会将这个系列进行下去吗？
曹文轩：我已决定从现在起，要将“皮卡兄弟”写下去，让这个系列成为一个规模很大的系列。如你所说，在那6年里，我只想写《蜻蜓眼》和《火印》那样的作品，几乎忘记了皮卡。现在，我觉得前几年的中断甚至要结束这一系列的写作的想法都是愚蠢的。我不可以停止对这一形象的书写，我要回到这样一种写作语境。
儿童们的认知心理，会倾向于一个形象的不断书写。我要写出既幽默又能在幽默之后还能留下许多宝贵记忆的作品；我要将我“幽默的最高境界是智慧”的想法付诸实践，写出一个能让现在的孩子喜欢，而当他长大之后再回忆起当年的阅读时不感到浅薄和害臊——非但不感到浅薄和害臊，还会又有新的感受的作品。
也许我做不到，但我会竭尽全力去做。
上书房：之前的皮卡故事创作于您获国际安徒生奖之前，《拖把军团》是您获奖后创作的，在获奖前和获奖后两个不同时期，创作同一个主人公的故事，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曹文轩：我不想让获奖成为压力，它只能成为动力。压力有可能会使你在获奖之后“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尽量减轻获奖的压力，尽量减弱获奖对我的影响。我告诉自己不要太在意这份荣誉，它并不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什么的应当是一如既往的写作。我告诉自己，要像从前一样轻松写作，绝不让获奖成为包袱和枷锁。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再写作了，也就什么都不是了——当然，身体衰老另说。还好，在十分疲倦地对付了一阵媒体之后，我很快恢复了常态。我甚至忘记了获奖证书和那枚有安徒生头像的奖章被我放到了什么地方。这种感觉很好，很清爽，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在不停地写，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2017年出版了《蜻蜓眼》，这是一部在我个人写作史上很重要的作品——我坚信这一点，时间将为我证明。后来写了“曹文轩新小说”系列。
在写《拖把军团》之前，我通读了之前全部的皮卡故事，一是为了找回写这类作品的感觉；二是看看这些作品中是否留下了一些可以发展的线索；三是以防重复。读着读着，写皮卡故事的心火再次燃烧，我回到了6年前，但又和6年前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毕竟中间隔了6年——这期间，我对文学有了新的理解。
上书房：以前的皮卡故事篇幅都比较短小，一般是2到3个故事合成一本书，这次的《拖把军团》却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以后这个系列都会是这种形式吗？
曹文轩：以后可能就是这个路数了：一本书只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让它们成为一部部长篇小说。这样一来，我只能选择适合写长篇的故事了，这要比以前那种方式更具难度。但我很喜欢现在这种方式，我是一个愿意思考结构、经营结构的写作者，我会在结构中获取快乐，让我有当设计师、工程师的感觉。
上书房：您在“皮卡兄弟”里构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都市家庭，除了皮卡兄弟，还有爸爸、妈妈、奶奶、姑姑。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善良、幽默以及对孩子的尊重，这是不是您心目中的适宜儿童生长的理想的家庭样本？
曹文轩：这确实是一个理想的家庭，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冲突——有时甚至还很激烈。两个正在成长、彼此很不一样的孩子，他们在给大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一定也会给大人带来苦恼。但我会将苦恼放在“喜剧”的叙述中进行，更准确地说，是在“悲喜交加”中加以叙述。我不想将皮卡兄弟的故事叙述成轻薄的嘻哈故事，而是让幽默常与眼泪在一起。也许这才是更高质量的幸福之家。
上书房：皮卡和皮达生长在都市，却又时不时回到乡野，为什么这样设置？
曹文轩：从《草房子》开始，我写了不少作品，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一个叫油麻地的地方，一块如同有人评价福克纳作品时所说的“邮票大一块”的地方。我关于人生、人性、社会的思考和美学趣味，都落实在这个地方。但大约从2015年出版的《火印》开始，我的目光便开始从油麻地转移，接着就是《蜻蜓眼》，然后我以“曹文轩新小说”命名写了《草鞋湾》，不久前又出版了《寻找一只鸟》，它们的故事都没有在油麻地发生。
我越来越不满足只将目光落定油麻地。我告诉自己：你的身子早就从油麻地走出了，你经历了油麻地以外的一个更加广阔也更加丰富的博大世界；在那里，你经历了不同的生活与人生，这些与你的生命密切相关的经验，是油麻地不能给予的，它们在价值上丝毫也不低于油麻地；你可以不要再一味地留恋、流连于油麻地了；你到了可以展示油麻地以外的世界的时候了，你到了书写新篇章的时候了，这新篇章的名字就叫“出油麻地记”。
我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我发现，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很容易因为自己的作品过分风格化，而导致他的写作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经营。因为批评家和读者往往以“特色”（比如地域特色）的名义，给了他鼓励和喜爱，使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框定了自己的写作。他受其氛围的左右，将自己固定了下来，变本加厉地来经营自己的“特色”，而舍弃了一个广阔的生活领域。这叫画地为牢，也叫作茧自缚。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狄更斯、巴尔扎克、高尔基等大家，所涉及的生活领域都十分广泛，不是一个地区，更不是一个村落，至少是巴黎、伦敦和彼得堡。我后来读了福克纳的更多的作品，发现评论界关于“邮票大一块地方”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是，福克纳书写了非常广泛的生活领域。
一个作家当然要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我的新小说与《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作品之间有着一如既往的情感表达方式、一日既往的时空处理、一如既往的忧伤和悲悯、一如既往的画面感、一如既往的情调，但已经不再是“油麻地”，有些甚至不是乡村，而是城市，甚至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2017年的《蜻蜓眼》写了上海，还写了法国的马赛和里昂。我其实已经是一个很熟悉城市生活的人，我在城市生活的年头是乡村生活的年头的三倍。我觉得我现在写城市与写乡村一样顺手。转身是很自然发生的。皮卡即使在“油麻地”，无论是他还是“油麻地”的孩子们，也都知道他是北京人。但他的爷爷奶奶及姑姑们都在“油麻地”，那里发生的故事是城里不会发生的。穿插着写城市和乡村，让城市和乡村产生一种对比，这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很不错的安排。
上书房：“皮卡兄弟”虽然是童年故事，内部却拥有极为开阔的社会空间，跟随着皮卡和皮达的眼睛，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以儿童为中心的童年故事，还可以看到城镇化进程背景下的各色人物，看到教育、医疗、文化、城市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社会现状与发展，轻松的故事下蕴涵着很多现实的话题。比如，《拖把军团》中就涉及了外来务工者子女的入学问题。您的作品好像一直有这个特点。
曹文轩：我以为作品能否引起共鸣，不完全与时代的远近有关。事实上写“从前”的《草房子》和《青铜葵花》《蜻蜓眼》等，也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共鸣。
最能引起共鸣，并能长久引起共鸣的，应当是超越时代的永恒的人性以及人的基本处境。《拖把军团》不只是外来务工者子女入学的故事，那只是“表意”，而不是“含义”，作家应当更在意广泛而深邃的“含义”。社会发展到某一天，人们不再进城打工了，那故事是不是就结束了呢?我想让《拖把军团》以及所有“皮卡兄弟”的故事都能“活”得长久一些。要让这一愿望实现，就必须用力、用心琢磨“含义”——让含义存于永远。
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曹文轩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来源：作者：顾学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