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小说、还是电影和话剧，白鹿原这个世界中都有乡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而这个代表人物毫无疑问就是朱先生。在人们眼中朱先生多少有些神秘，他饱读诗书，是乡下人们眼中的“神人”，有着通天的本领，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似乎无所不能。一次访谈中陈忠实对陕西评论家李星说，《白鹿原》整部小说写得比较平静，但最难写的一章便是朱先生出场，尤其是他生活经历的那一段比较长的文字，似乎不如写其他人物那样来得自如。总觉得难以进入这一种形象性的叙述。
其实，如果说这部作品中有两个人物于陈忠实比较重要，我想一个是田小娥，另一个就应该是朱先生。田小娥在冥冥之中以无形的力量推着陈忠实向前走一步步去勘探人性的文化构造。而朱先生则是整个“白鹿原精神”世界的建构者，他所付出的努力似乎透露着旧式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革命力量涌起时，在各种力量相互冲撞中，朱先生成为了那原上一曲动人的挽歌，白嘉轩重建乡土精神家园的礼俗秩序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是朱先生格物致知的努力。但作为即将告别的一种手势，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朱先生的仁义
电视剧《白鹿原》中由刘佩琦饰演的朱先生似乎更够传达出朱先生身上的悲剧感和儒雅气质。电视剧中去掉了朱先生那段冗长的生活经历，这段作为补充朱先生生命形象与精神气息的文字去掉了对于观众来说理解朱先生的言行有一定的影响和冲击。但似乎我们通过其他人物的视角也能勾勒和猜想出一二。每个编剧和导演对于作品的理解和把握不同往往直接造成对于人物处理的不同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与原著人物形象的契合，往往会出现神似形离，甚至陷入神离形离的尴尬境地。而这次电视剧中朱先生，在形神兼备中有所突破，这也是这部电视剧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个原因。朱先生这个角色没有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者核心角色的戏份多，但朱先生却是白鹿原精神的创造者，作者陈忠实在其身上也透露着复杂的情绪和心理，如果单纯作为旧时代封建文化土壤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就过于简单。陈忠实也不至于说他的出场那章写得比较难。这个灵魂式的人物在白鹿原上的地位一点儿也不比白嘉轩和鹿子霖差，我们从众人口中听到那不断涌现出来的“先生”便能体会出人们对于他的尊重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
电视剧中朱先生首次进入我们视角却是通过白秉德和白嘉轩的谈话来展开的，这一点与原著中处理的不同。小说中白嘉轩的老爹病危后，按照冷先生的嘱咐去找阴阳先生途中遇见 “仙草”时想到朱先生。电视剧中对于后面成为白嘉轩的妻子的仙草处理的不同罢了。电视剧中仙草是被白秉德和鹿三在出门卖粮的大雪途中救赎回来的，在和姐姐讨论仙草留去时，家人都在考虑成全仙草和白嘉轩的婚姻时，白嘉轩却告诉众人他姐夫在也不会同意他趁人之危。随着故事的推移，我们似乎也越来越对这个朱先生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当白嘉轩正在陷入困惑和选择之际，他姐夫朱先生在祠堂这个隐含着巨大信息的地理空间中进入我们眼中。
一条长袍的黑影在祠堂门缓缓开启中给白嘉轩带来了精神选择的灵丹妙药。从对话中我们知道白嘉轩在精神上对朱先生的依恋，朱先生总能够为他扫除精神的迷障。我们可想而知没有朱先生的白嘉轩又是怎么样的囚困于精神黑暗之中，朱先生之于他的意义就像黑娃之于田小娥的意义，虽然前者更突出一种文化或精神缘由，后者可能更突出人性和拯救的缘由。但对照而看出发点不同，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对抗的力量。如果我们感叹朱先生以及白嘉轩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上的消逝和感伤，那么田小娥、黑娃、白灵等等所代表的则是与前者说不清楚的人性的感伤。朱先生带领众人在雪地里抛开积雪发现“仙草”，借此来解困白嘉轩的精神困惑和内心的不安，使得人们信以为真。而仙草这个作为白嘉轩生命中开枝散叶的女人，也因朱先生的一席自圆其说的话语而增加了一种神秘的气息。后来从朱先生口中我们知道原来那株草能够在积雪下存活皆因下面有活水。这似乎也成为了以朱先生为代表的旧式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他们似乎努力要“知行合一”和“格物致知”，但似乎早已时过境迁，一切努力在权力力量斗争与更迭之中显得如同毫末，如同夕阳，渐渐逝去在乡土中国的历史车辙中。
朱先生的种种重建乡土中国的想象几乎都由白嘉轩去实践，重修祠堂和重建乡约，但一切努力却正陷入逐渐远去和消逝的“遗忘”中。在面对不断向前的历史车轮，他们似乎透露着一种悲凉感，如同那片黄土地一样，也如同那一声声热血涌顶的秦腔。朱先生的“仁义”礼俗梦幻看似统一，但却隐含着撕裂，白鹿原这个“鏊子”上的人们表面上的遵规行为所凝结的寂静，却在阴暗处隐含了种种反抗和愤怒的潮浪。在各种革命力量席卷这片鏊子时，朱先生也无能无力，他在各种力量之间游走显得那么孤独，这和他进入祠堂拯救白嘉轩时的暗影一样，在光芒之下犹如一条绳索。这个黑影困住了自己也困住了白嘉轩。“仁义”这件古老的皮衣在祠堂的众人眼中正在逐渐贬值，这件衣服没有拯救滚烫鏊子上的人们，人心支离破碎，危机四处潜伏，这个微微可及，摇摇晃晃的世界中，各种力量“以一孔之见”时刻准备着扑向朱先生所代表的“仁义”礼俗体制，各种力量在伺机而动，原本看似平静的白鹿原的表象之下，不同的力量在拧成绳索，我们可以感触到那种千年文化沉积之下人性的畸形和她们对自己命运重写的渴望。
“仁义”在权力机器之下变味的组装和被利用，远离了最初圣人设定的方向，偏离了轨道，那么朱先生这个“神人”也无能为力，他的努力和理想抱负终究不属于正在到来的时代。
朱先生的勇敢
同样是权力机器下的新旧较量，朱先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内心深处的发杂程度不比白嘉轩，甚至白嘉轩只是门外汉。而朱先生作为旧式的拥有良知和抱负的知识分子，他的聪慧和远见远远高于白嘉轩，他与白嘉轩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精神形象的两面，就像一枚硬币。在清军势力准备绞杀新生革命力量之际，朱先生临危受命，可谓大义凛然，慷慨激昂。他挺身而出表现出了文人身上的激荡气韵，他拯救即将面临战争残酷之下的水深火热的黎民百姓，他和白嘉轩一起说服和自己有着同样担当的旧式文人方升。朱先生和方升之间的交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堪称君子之交。他们彼此惺惺相惜，方升升迁后不忘举荐他，两人之间书信传递心声彼此早已视为知己，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各安天命，却又彼此珍视，相互照亮。
当大军即将压境时，当张都督派去的说客被方升夺取了性命，朱先生和陪着他赴会的白嘉轩又岂能不怕？在那样一个时代，朱先生和白嘉轩爬上山梁，他叹息族长难当，更何况活着。临近方升军营，朱先生问白嘉轩怕吗？白嘉轩答道只要有朱先生在他就不怕。其实，他可知道朱先生说服方升也没有十足把握，时代环境下人心散了，也变了。进入军营的那个夜晚，他抬头望着那黑暗中桅杆上高高挂的两颗人头，我们可想而知。朱先生和白嘉轩共同举杯中透露着视死如归的激昂，当然也流露着一种世道人心难测的隐忧和自己能否回去的不测玄机。
军营外面的皮鞭声下伴随着惨叫，白嘉轩的不安和朱先生的淡定似乎成为了一种悖论，其实朱先生借酒解忧的玄机，白嘉轩根本不了解。朱先生在醉意兴起时告诉他大雪覆盖下的“仙草”活着的缘由。而白嘉轩则觉得朱先生最近老在“蒙”他，其实朱先生泄露“天机”时，以及后面对白嘉轩后事的安顿中，我们知道原来外人所以为的“神人”朱先生承受着怎么样的痛苦。在人心不古的时代深处，旧式知识分子的心碎之镜难以弥合，且伤口越来越大。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在军帐内朱先生借着酒意用秦腔教白嘉轩吼着当年他出关求学时，方升给他送行时所吟唱的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向白嘉轩重复着当年方升对他的教导“大丈夫须经磨难方得大境界。”而军帐外那个苍老的身影应和着军长内的吟唱，梦境莹莹，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朱先生和白嘉轩深入虎穴的壮烈之举，在白鹿原上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口口相传的佳话。
朱先生的叹息
多年以后，朱先生命薄西山，在经历白鹿原上社会变革的大风小浪后，白鹿原恢复了宁静的秩序。朱先生似乎隐约知道自己的努力，修乡约，编县志等等的“移风易俗”重建乡土中国的愿景终究属于过去，而即将和已经到来的新时代终究不属于他的世界。他梦见了自己的母亲，他和白嘉轩登上白鹿原的山梁的感慨之情里透露着来自生命身处的悲凉质感，他的希翼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和田小娥的希翼有着相似性，终究被人们步步紧逼，走向绝境，走向虚无。如果我们非要为白鹿原上找出几件旧物的标识，作为一种文学地理空间的呈现它们囊括着巨大的信息，比如戏台，比如祠堂，比如白鹿书院。这三旧物承载着古老的气息，都具有着历史的沧桑感，它们就像历史轨迹的标尺，镌刻着旧式知识分子的精神丰盈，但却疏远于正在到来的时代。朱先生这个灵魂式的人物最后和他所建构起来的白鹿原精神像一首悬挂在夜空的挽歌，激荡着“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的生命气息和理想执着。
回顾朱先生的一生多少有些令人惋惜，朱先生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对乡土中国的告别仪式的意味，这个浓缩了一代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梦想最终在大时代的轰轰烈烈中幡然倒塌，朱先生的小时代成为一种远景，就像他多次登上山梁的一次次回望和感慨。朱先生身上或多或少有着陈忠实的精神寄托，田小娥在一定意义上在于消解秩序，而朱先生则注重重建秩序。因此，白鹿原是一个撕裂的“鏊子”，这种撕裂在田小娥身上，也在朱先生身上。书院作为朱先生的精神坐标在某种意义上却成为一种哀悼，作为白鹿原礼俗秩序重建的倡导者，作为旧式的知识分子，朱先生始终在人们心目中享受崇高的地位，这个地位超越了白嘉轩作为族长的地位和意义。
朱先生的叹息是微弱的，是虚无的，甚至是绝望的，它如同田小娥的痛苦一样，最终化为乌有在天地间游荡，蔓延，升腾。
注：本文选自《厉害了，白鹿原》，罕莫（诗翼阅读联主办人、常务副主编）所参与章节，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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