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传承千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了独特的文化脉络。既有上层政治的纵横捭阖,也有才子佳人的浅吟低唱。而作为婚姻生活的前奏曲,年轻男女的恋爱观念也是由来已久。《诗经》开篇就是关雎之唱,充分表达了人们对于纯真恋情的向往和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到了秦汉时期,男女恋爱观念也由于政治局势和社会生活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恋爱时的柔肠百转逐渐变为了“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将自己的情愫寄托于天上的繁星,将自己的本体融入社会生活的部分,在生活中逐渐体会酸甜苦辣。而到了唐代,社会秩序逐步定型。虽然有“越女新妆出镜心,一曲菱歌敌万金”的自由,但是恋爱、婚姻、生活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不仅出现了“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爱情悲剧,也有“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的冷酷寂寞。直到宋代时期,三纲五常的推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流,古人的恋爱观念也就随之不断消散。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古代文人书写爱情(从纤纤擢素手到)(1)

古代婚姻

从先秦到唐代时期的社会秩序与婚恋习俗

先秦时期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社会,士庶之间的分别是非常明显的。在贵族阶层,按照礼法规定的婚姻形态已经出现。根据《礼记》的记载:

“纳采,用雁。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摈者出请事,入告。主人如宾服,迎于门外,再拜,宾不答拜。揖入。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以宾升,西面。宾升西阶。当阿,东面致命。主人阼阶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间,南面。宾降,出。主人降,授老雁。摈者出请。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如初礼。”

这就从侧面表明,在婚姻之前的男女方应该是没有见过面的。这也是纳采问名的原因,所以这类婚姻关系应该是缺乏前期的情感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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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婚姻的礼仪

而在当时的民间社会中则出现了比较开放的婚恋形式,男女双方不仅在事先非常熟识,而且应该已经有了相应的感情基础。比如《诗经·氓》当中就描述了这样的一段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总的来说,这就是一段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过程,包括了相识和相知。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普通民间婚姻也需要“媒”的存在,但是更大程度上是仰赖于术数占卜的层面,判断二人的祸福休咎。虽然这段婚姻最后不甚幸福,但是它依旧为我们展示了先秦时期的恋爱观念。简而言之,先秦时期的婚恋观念体现为平民的自由恋爱和贵族的礼法婚姻。前者有感情基础,但是往往被婚后的生活所拖累。后者可以享受较好的物质生活,但是缺乏感情基础的铺垫。

到了汉代,国家从社会层面基本推翻了先秦时期的贵族婚姻模式,民间的风气逐渐开放,无论士庶都有较为自由的婚姻和恋爱观念。女子可以再嫁,得不到家族祝福的婚恋双方甚至可以私奔,这都是前代所不允许的。比如《汉书》中记载:“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昏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这就是汉代官方对于婚姻的要求与设定。在这种规则下,婚姻的外部环境是较为宽松的。而汉代民间流传下来的《古诗十九首》中也有言及婚恋的诗歌存在。比较著名的就是《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代时期的婚恋情感已经不似先秦时期的理想浪漫,多了一些对于市民生活的记录和理解。汉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稳定的时期,社会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定型。纯真美好的恋情也在这一时期转变为了日常的生活劳作和情感的简单抒发,由感性逐渐走到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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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敬如宾

而为后人广为流传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中,市民生活的细节也跃然于纸上。在《汉书》中记载:

“相如与(卓文君)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既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司马相如才为世出,但是也要面临生活的艰辛。由文学上的风花雪月逐渐转变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烦恼,卓文君当垆卖酒也多了几丝烟火之气。总体说来,汉代的婚恋观念可以视为由理想到物质的转变,虽然在婚姻过程中上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已经成为了社会当中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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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

到了隋唐时期,婚姻的观念依旧十分开放。由于胡汉杂处的社会状态,所以胡人和汉人的血缘界限在这一时期也被彻底打破,胡汉通婚不再鲜见。而且,婚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也被突破。随着阴盛阳衰的政治局面出现,民间的婚姻形态中也有了类似的转变。但是,唐代也是我国物质发展的高峰时期,人们对于物质的追逐超乎以往,社会秩序也已经完全固定。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婚恋观念也开始变得越发注重实际和门当户对。《唐律·户婚》中也有了“同姓不婚,良贱不婚,尊卑不婚”等概念,对于婚姻的要求也逐渐增多了起来。自此之后,门当户对的婚姻成为了主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基本上扼杀了婚姻之前的情感铺垫。“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也成为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哀叹。作为普通的平民阶层,日常的生计和物质需求已经在唐代完全取代了情感的交流与互动。可以说,唐代之后的婚姻逐渐走向了固化,成为了生活琐事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婚恋观念为何会有改变

首先,婚恋观念是社会意识中的范畴,而中国古代的社会意识往往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简而言之,一般物质发展比较落后,社会秩序比较松散,官方管理比较宽松的时代往往是婚恋较为自由的时期。从先秦时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民间婚恋的关注点并非是物质,而是情感和信仰层面。“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当中所强调婚姻的基础就是当两人分离时牵肠挂肚的情感和占卜凶吉的判断。在物质方面仅仅是“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可以说在婚姻关系建立之前并不看重物质的条件。这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所致,当时的战争频繁,人是最重要的社会基础,而非是经济物质。除了贵族和平民的礼法区别之外,平民婚姻所要考虑的方面就是在信仰和情感领域,简单说来就是精神领域。因为经济基础在战乱年代是非常脆弱的,兵锋到处生灵涂炭,所有的物质财富很有可能在一瞬之间化为乌有。所以对于平民来说,情感更为重要。

古代文人书写爱情(从纤纤擢素手到)(5)

而汉代社会的政治秩序较为稳固,民众长期处于国泰民安的状态下。物质的需求就逐渐消磨了情感,人们开始重视日常生活中的贫富贵贱。市民生活的背后体现的是政治决策领域要求社会平稳安定的方针指向。而当时的政治上层也逐渐陷入皇权与外戚势力的斗争之中,这种情况也对于民间有所影响。所以,除了感情以外,汉代的政治上层也开始注重后妃以及外戚的德行,这也是务实的一种体现。据《汉书》记载:

“夫女宠之兴,由至微而体至尊,穷富贵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祸福之宗也。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

上层皇室关注的是后妃的品德,而民间关注的则是物质发展程度。平民虽然不涉及到惨烈的政治斗争,但是生活琐事也是每个家庭无法避免的问题。加上当时的社会氛围,士族之间便开始出现了门当户对的门第婚,并且延续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唐代政治经济领域的进一步腾飞,婚姻方面也自然完全进入了物质时代。纵然有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誓言终究也敌不过形势的突变。马嵬坡之变的最终结局就是唐代婚姻中情感完全让位给利害冲突的证明。有了这样明显的例子,《琵琶行》中的哀叹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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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

婚恋观念的转变对于后代的发展

社会观念来源于生活,同时也对于生活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宋代以后,程朱理学逐渐成为主流思想。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否定了自由恋爱的正当性。但实际上,理学家也是看到了社会上的具体现象,才提出了这样看似不近人情的理论。而这种观念在宋代之后的普及,也说明这种思想实际上在民间是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宋代之后,国家的经济生活不断发展,并且逐步登上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最高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婚姻观念自然也会受到物质欲望的影响和冲击,情感受到了物质的污染。因而后世最为教条的老夫子也认为“关雎之唱,曰思无邪”,就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早期思想纯粹,民间的青年恋爱和思慕完全发自本心。而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份纯真便逐渐消散了。这实际上也是社会固化的结果,五代之后的中国再也没有过长时间的分裂时代,宋元明清都是大一统王朝。所以,在这样的统治背景下,社会上的各种制度几乎都是在按部就班地执行,没有大幅度的改变。婚恋观念也不例外,在这一时期,男尊女卑的家庭观念也已经牢固树立。无论是先秦时期的关雎之唱,还是汉代的“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都已经没有了社会基础。所以,婚恋观念也就随之步入了僵化的状态之中。

古代文人书写爱情(从纤纤擢素手到)(7)

《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

综上所述,中国的婚姻观念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先秦时期,贵族上层严格遵循礼法,民间婚恋观念自由。普通民众更重视情感的积累而不重视物质条件的富足。汉代时期,婚姻观念较为开放,但是对于贫富贵贱的要求已经进入了婚恋观念之中。门第婚的雏形在汉代也已经显现。到了唐代,虽然民风开放的程度未减,存在胡汉通婚的现象。可是由于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人们的婚恋观念中更重视物质而非情感。无论是杨贵妃马嵬坡自尽还是《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冷漠,都反映出当时的婚姻观念已然转变。而到了宋明之后,婚恋观念已经彻底被压制扼杀,整体也步入了黑暗和僵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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