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无疑是绕不开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对孙氏民族主义思想的阐述，无论出于政治需要还是学术研究，自孙中山生前死后迄至于今，其论著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但继续推进仍有重要意义。[1]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起自甲午战争中国之战败，完成于1924年其在广州所作之三民主义讲演，前后相距30余年，其间之衍变及背后事实至为复杂，即使名家高手也难以究竟，更非区区所能把握，故本文仅就孙氏1924年讲演的《民族主义》文本略陈一己之阅读感想，权当野人献曝。概言之，内容涉及以下数点：1.关于民族主义演讲的版本问题，尚有一些疑问；2.民族主义演讲的内容与国民党“一大”宣言有何出入，如何理解孙中山演讲民族主义的本意；3.有关孙氏民族主义概念的理论类型及其来源问题；4.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讲中的若干具体指向和出典问题；5.如何理解孙氏民族主义的历史价值与其现实意义。
一、关于《民族主义》的版本问题
1924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演，由黄昌谷笔记成文，邹鲁读校，中经四次修改，方成定本。其中第一、二次的修正稿，赠予邹鲁留为纪念，1938年日军滥炸广州时被毁；第三次修正稿，收藏于大本营的书桌内，经辗转于1943年归藏于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后运至台湾。原稿经第四次改正之后，即作为定稿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付印，孙中山并亲自撰写了一篇序文。当时汪精卫负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孙中山叮嘱他须用三号字印刷。但是戴季陶认为用三号字印，成本既大，又难携带，于是用三号字印了500册，其余普通本则用五号字印刷。[2]其中《民族主义》单行本于1924年4月最早刊出，《民权主义》于同年8月出版。并于《中国国民党周刊》上发表，起自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第十一期），止于民权主义第六讲（1924年7月20日第三十期）。三号字的印本被称为“大字本”，国民党中央党部存有一套。在这一套《民族主义》封面的左边，有孙中山的毛笔亲批：“改正本 翻印照此但圈点仍要重校”；右边下角，写一“存”字，并盖了图章（见图1）。张益弘称此版本为 “最后——第四次修改核定的版本”，即所谓“定本”。[3]为以后国民党编辑的《国父全集》所依据之版本。至于“定本”的原稿即第四次修正稿或已废弃，目前所存之原稿仅为上述第三次修正稿，故张益弘称其为“原稿本”，而将《国父全集》所收录的“定本”称作“现行本”。但他所谓的“定本”是否即为真正的定本，仍存疑问。据黄彦先生选编的《孙文选集》，《民族主义》采用的底本是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的手书改正本。黄彦先生所出脚注谓：“该本乃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发行、1924年4月在广州出版的《民族主义》修订，封面亲书‘再加改正本’五字，全书订正文字近三十处，修订时间不详。”[4]（以下简称“再加改正本”）而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还收藏着另一本《民族主义》（如图2）。[5]据《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目录》，书名题作“民族主义”的有两种：1.C.15中文，上海民智书局，1924年，142页，18.5ｃｍ；2.C.42～47中文，国民党中执委宣传部，民智书局，1924年，25.6ｃｍ（复6本）。[6]由于未见黄彦先生对选本的详细说明，而笔者又未能亲至上海孙中山故居进行调查，因此笔者对《民族主义》的版本问题仍存悬疑，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至于张益弘针对“共产分子篡改”说所作的考证结论是否即为定论，亦可以讨论鉴定。
图1 图2
另外，关于上文《民族主义》提到的孙中山亲自为撰写的序文，据邹鲁回顾，孙中山将原文给了邹鲁。邹鲁将其装裱后，存放于上海友人家里。[7]1966年，国民党方面的人知道孙中山亲笔的这篇序文流落到了香港，于是报告蒋介石，设法将其收购，由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保存。[8]而黄彦先生编的《孙文选集》收录这篇序时，则注称依据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民族主义》自序手稿。该注中也提到印本自序是以另一手稿制版。为什么会存在两份手稿？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手稿从何而来？对于这两个问题，笔者虽曾向黄彦先生有所请教，但未得其详，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般而言，若版本问题不能确定，则后续的文本讨论会存在偏差。不过，从张益弘对“原稿本”和“现行本”所作的文字对照来看，多系文字修辞方面的改动。至于和“再加改正本”有什么不同，以及“再加改正本”的修订时间问题，笔者暂未研究出结果，故以下论述虽然依据黄彦的选本，但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
二、民族主义讲演与“一大”宣言关于民族主义解释的异同
1924年1月23日，国民党“一大”宣言全文付会议表决通过。“一大”宣言在对三民主义的内容逐项作出解释后声称：“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随后，孙中山对宣言旨趣进行说明。他称赞宣言的表决是国民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号召“大家必须依宣言而进行，担负此项实行责任”——对内要推倒军阀，完全解放受压迫的人民；对外“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1月30日，孙中山在致闭会词中说，宣言的 “第二段是解释本党的三民主义。这一段在宣言中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宣言中的第三段是本党的政纲，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节目”，“政纲和主义的性质，本来是不同的。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随时可以修正的”。所谓主义永远不变，当然是指其基本精神而言，故又说这次大会是“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9]
1月25日，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紧急动议，提出用国民党“一大”会议名义致电莫斯科，对列宁之死表示哀忱。他还提议大会休会三日，并说要利用此三日内的每日下午演讲民族主义。“此讲题，从前曾对高师学生演说过一次，再有二三次，即可从大体讲完，若详细的讲演，非长久时间不可。今乘此机会，尽三天之内摘要把他讲完，诸位回去后，即可以之为宣传的资料。”②这里提到的对高师学生的演说，是指在“一大”开幕前一星期即1月13日，他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作的演讲，与会听讲者为国民党党员及岭南、高师等校学生三千余人，讲题虽为“三民主义”，而内容仅关于民族主义。[10]
实际上，仅26、27日两天休会，28日上午大会再开。孙中山于27日开始演讲民族主义，第二讲则是在2月3日进行，到3月2日完成民族主义最后一讲，共六讲。
孙中山为何在“一大”宣言刚通过不久就开始作三民主义的系统演讲？他在为《民族主义》单行本所作的序文中说：“兹值国民党改组，同志决心从事攻心之奋斗，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为宣传之资，故于每星期演讲一次。”[11]而从以往的观点来看，认为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的动机大概存在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一大”宣言偏离了其三民主义本义，必须通过系统演讲以便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第二，“一大”宣言与三民主义基本精神一致，但具体内容未备，需要进行补充说明；第三，为了取得苏俄和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同时又要安抚和团结国民党内部的右倾势力，即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平衡与调和。这些看法关注的焦点在于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说，而对于“一大”宣言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演讲中有关民族主义的异同则未见深入探讨。因此在深入这个问题之前，须将二者有关民族主义的内容进行比较，察其异同。
“一大”宣言解释的民族主义有对外和对内两方面含义：一则强调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外的民族主义立足于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的视点，将国内的军阀、资产阶级视为列强压迫中国延长线上的反动势力，呼吁国民党人依恃智识阶级、农夫、工人、商人等多数民众为后盾，“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的民族主义则主张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和中国革命胜利后的自由联合。这种主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各阶级统一战线的民族主义论述逻辑，也贯穿在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中。民权主义方面，“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方面，“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12]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中，也痛斥列强的帝国主义使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甚至说“十年之内，就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关头”。他详细阐述了这种危机来自列强的人口增加、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那么，用什么方法来打消这三种力量呢？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但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失去了几百年，这主要由于中国在没有亡国之前，已渐由民族主义而进于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他又指出，世界主义是妨碍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现实思想障碍，并对此加以驳斥。他说，“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本质上仍是帝国主义和侵略主义，而受压迫的民族是不应该讲世界主义的，而要发扬民族主义。“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那么，用什么方法来恢复我国的民族主义呢？他指出“能知”与“合群”两种方法。“能知”就是要令四万万人皆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生死关头”。知难行易，先要知道，才能行动。如果四万万人都知道了危险，我们对于民族主义便不难恢复。“合群”是指利用宗族观念联结团体，形成国族。他说，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但是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很深，家乡观念也很深，用这两种观念和家族宗族团体来联合成国族团体，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更为实在和容易联络。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无论对付哪一国，都可以抵抗。到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智能和能力恢复起来。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与欧美并驾齐驱。[13]
由此可见，二者对于列强的帝国主义压迫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是相同的。但在反对帝国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上，则略有差异。“一大”宣言强调谋求中国民族真正的自由与独立，而民族主义演讲则进一步论述了如何恢复中国民族的地位。而最大的区别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要依托什么社会力量，采取何种组织方式。“一大”宣言强调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基础。而在民族主义演讲中则着眼于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族制，提倡通过乡、县、省把宗族团结起来，作为形成国族的基础与途径，并且主张以中国固有的道德、政治哲学作为民族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见孙中山是要把民族主义的基础建立在传统的社会组织、道德及政治哲学之上，并没有从阶级论的角度来谈民族主义的凝聚问题。[14]另外，对于“一大”宣言中解释的民族主义在国内方面的含义，孙中山在演说中几乎没有提及。
虽说国民党“一大”宣言从起草到最后通过，因为受到多种势力与意见的博弈，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但是孙中山作为其组织者和最后审定者，而且在发言中也强调其意义，因此不能说“一大”宣言完全背离了他的思想原则。就其中所表达的民族主义目标而言，“一大”宣言和孙中山的本意可以说是一致的。因为从孙中山当时亲自拟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来看，关于民族主义也是提出两点：“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15]在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对于国外侵略强权也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可见，上述三者在对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上都是一致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方式来形成组织，凝聚民族主义，从而反对与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那么，对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演讲和“一大”宣言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
三、两种不同的理论诉求
要理解上述问题上的差异，似应从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提到的“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两个概念入手。孙中山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所以在外国便不能说民族就是国族”。“本来民族与国家相互的关系很多，不容易分开，但是当中实在有一定界限”，“简单的分别，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接着他列举了结成民族的五种自然力，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16]由此可见，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概念近似于“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类型，这与清末民初一般流行的民族主义概念是相似的。[17] 因此他的 “族国”概念也就是民族国家的概念，与《民报》的开篇文章《民族的国民》所提倡的民族的国民国家属于同一性质。但是对作为构成国家（中国）的民族的内涵则先后有不同的指谓：在清末革命时期，主要指汉族；进入民国，则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纵观民国时期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言论，其主要思想诉求并非如后来人们所强调的体现其民族主义思想进步性的反帝思想，而是如何构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以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建国问题。1919年春，孙中山手撰的《三民主义》文言稿中说：“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斯为积极之目的也。”[18]此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的演说中也多次谈到同样的意思，指出民族主义非推翻满族主权便了，“五族共和”是欺人之语，主张学习美国和瑞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汉族，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大民族主义国家。孙中山以汉族为主体或中心，未必就意味着大汉族主义，如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不同种族的“熔锅”（melting pot），若不是其中说英语的种族为强固的主体，而是有三四个同等强固的种族，就难以融化其他民族，成就美利坚民族了。[19]在孙中山看来，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其人口加起来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20]。但他并不因此轻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而是一再强调民族平等。他说，“民族主义，即是扫除种族之不平”[21]；“须使各民族都平等”[22]；“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23]。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为上海《申报》50周年纪念而作的《中国之革命》一文中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和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这段话其实就是孙中山在1924年演讲民族主义的基调。另从孙中山于1月13日在广东高师所作的民族主义演讲与1月27日所作的民族主义第一讲内容对照来看，也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演讲有其一贯的逻辑，并非特别针对“一大”宣言而别作新解。
但是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中为何不提“一大”宣言中所说的阶级动员问题呢？这是因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一大”宣言中所阐述的民族主义实属两种不同的理论类型。后者是从阶级的立场上来看民族问题的。“一大” 宣言中明确指出，之所以要以智识阶级、农夫、工人、商人等多数民众为后盾，“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24。这种观点从属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一脉的思想框架，因为“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阶级关系，亦即在争取民族及社会解放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存在着怎样的阶级关系”[25]。斯大林曾说：“一切都在变化……社会生活在变化，‘民族问题’也跟着在变化。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舞台上，而且每一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26]社会主义者对族群问题的态度就像霍布斯鲍姆所谓的“自由的民族主义”或“革命—民主的民族主义”，在他们看来，族群差异是次要的。可是在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阵营，“民族问题”却受到愈来愈严肃而热烈的讨论，“参与民族辩论的人士，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将，如考茨基、罗莎·卢森堡、鲍尔、列宁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最有趣想法，几乎都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27]。其实，“这类为争取民族自由而战的民族主义运动，从未认真思考过‘民族’的定义是什么，只假定它是不辩自明的”[28]，本质上是利用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主张进行国际社会政治动员，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统治。[29]
以上只是从思想形态上指出国民党“一大”宣言阐述的民族主义所属之理论类型。再从其背后的史实联系来看，“一大”宣言的起草与通过的过程尽管比较复杂，其中受共产国际方面的影响却是很大的。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主要是解释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它解释说：“就是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对于上述每一个阶层来说，民族主义的含意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民族主义还有一层意思，是国民党宣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有关反帝的思想也体现在对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解释上。[30] “一大”宣言的民族主义论述基本上是照搬该决议的内容。而此前，列宁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并通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就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其着重点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以便为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但在对待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共产国际则应当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最终的目标都是要战胜资本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从而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31]
因此不难看出，“一大”宣言的民族主义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完全不是一种理论系统，各自的思想逻辑和终极目标指向都是不同的，它们只是在反帝问题上有所交集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可以接受“一大”宣言关于民族主义的两条原则，即反对帝国主义和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如何反帝，反帝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国内民族平等是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还是塑造中华民族国家的必然途径，在这些问题上实有本质之差异。
四、具体言说对象和资料出典问题
除了要从整体上把握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演讲内容，还要注意他在演讲中一些言论的具体所指。另外，对于孙中山在演讲中援引的一些例证材料，也应尽可能查清其出典。以下试举二例，以说明对《民族主义》文本进行细致全面的诠释和注解是今后研究应该致力的方向之一。
例1 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赛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32]
这句话当是针对1922年美国桑格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1879-1966）来华演讲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所引发的一股“生育节制”思潮。
1922年4月，时任美国节育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主席的桑格夫人，去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五次世界生育节制大会途中经日本、朝鲜而至中国。胡适得悉后亲自到北京饭店拜访桑格夫人，邀请她到北大作演讲，并建议演讲实用的避孕法。[33]4月19日，桑格夫人在北大作题为“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的演讲，由胡适作翻译[34]，“当时听讲的十分拥挤；讲稿刊出后，更是轰动一时”[35]。
桑格夫人在京停留数日后，转赴上海，同样受到热烈欢迎。4月27日，《妇女杂志》记者邀她到一品香餐馆茶话，“商量到翻译及刊印《家族制限》这小册子的办法，并且拟刊印一种专讲人口问题及关于产儿制限的事情的报章”。4月30日，桑格夫人应江苏教育会、职业教育社及上海家庭日新会邀请在上海职工教育馆讲演“生育节制底重要和方法”。[36]
桑格夫人来华讲演，借新文化运动的余威，触发节育思想在中国的热烈反响，《晨报》《民国日报》《申报》《妇女杂志》《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媒体纷纷刊发文章介绍其身世与思想主张，由此展开了关于节育问题的大讨论，成为当时舆论宣传的一大热点，内容涉及节制生育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妇女解放以及社会道德种种问题之间的关系等。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列举对比英、日、俄、德、美、法以及中国的人口数字，说明人口增减与民族兴亡的关系，他担忧中国的人口不增而列强的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中国最终会被多数人口的列强吞并。如果联系桑格夫人来华演讲所引发的节育思潮这层背景来看，当能更深地体会孙中山演讲的具体针对性。
例２ 英俄两国现在生出了一个新思想，这个思想是有知识的学者提倡出来的，这是什么思想呢？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不是宽大的；简直的说，就是世界主义。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德国，与及中国现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赞成这种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我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究竟世界主义是好是不好呢？……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义，要全世界都服从……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义发达之后，我们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37]
近来讲新文化的学生也提倡世界主义，以为民族主义不合世界潮流。这个论调，如果是发自英国、美国，或发自我们的祖宗，那是很适当的；但是发自现在的中国人，这就不适当了。[38]
列强……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39]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中为什么多次驳斥有人拿世界主义来反对民族主义的论调？对此问题，桑兵有专文论析。据其研究，孙中山“具体所指，外部渊源主要是英国的罗素、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内部则几乎涵盖国家主义以外新文化阵营各个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倾向社会主义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40]。此处不再赘述，但似乎还应该结合孙中山彼时彼地演讲三民主义的出发点和动机，进一步明确其矛头所指的主要对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
上述两例情况都点名批评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在讲到要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时，孙中山主张利用宗族组织来联结团体，形成国族，并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和政治哲学，这也和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们格格不入，难道他是有意要削弱年青的共产派的影响吗？此前孙中山讲民族主义时好像从未提过要用宗族组织来构建中华国族。对于儒学内核的纲常名教，以往也鲜有赞词。1919年手撰三民主义时，还明确批评君臣主义束缚人心，使中国政治不能进化，谓其中虽有“天下为公”“国以民为本”等言论，亦“不过一隙之明，终莫挽狂流之势”。然而，此后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谈话中、在桂林对滇赣粤军作精神动员讲话时以及三民主义演讲中却强调三民主义与固有文化之契合，民族主义与旧道德的衔接。这种明显的转变很难说没有针对借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起家的共产派之用意，同时也有可能想借此笼络动员一般军人加入国民党。
此外，孙中山在演讲中引用了很多数字，这些数字可能出自一些年鉴或外国人的专题著作。在孙中山故居的藏书中有百科全书·年鉴28种，经济类书籍247种，这些书籍应是他当时准备撰述三民主义的主要材料来源。如关于各国人口数字，孙中山在演讲中提到美国公使“乐克里耳”调查中国人口之事。经查，这位“乐克里耳”就是1905年-1909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柔克义（W. W. Rockhill），他在1904年写过一本《中国人口研究》，1910年发表了《中国的人口调查》。在演讲中孙中山还频繁提到历史知识，关于其出处，有的我略有所知，更多则是不知其详。如第三讲讲到中国民族的来源“西来”说，这是清末一大学术公案；而该讲关于左宗棠平定新疆是利用会党的那段故事，则不知道其出典了。更难稽考的是他的一些思想观点的知识来源。据孙中山身边亲近的人说，孙中山爱好读书，擅长英文，偏好史地，买书最好“各国说到中国的书”和“最新讲到各种主义的书”[41]，以构筑其革命之学。因此，其民族主义的知识来源肯定也是相当复杂的。
五、超越时代的理论意义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讲演，通篇主旨在于阐述为什么以及如何救国和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问题，他主张利用中国传统的宗族组织和固有的思想文化来构建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同时学习欧美之所长——主要是科学，并保守与扩充中国人“不讲打”的和平精神，与一战后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的俄国、德国以及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济弱扶倾，共同去消灭强暴的帝国主义，从而达到真正的世界和平与平等。这样的价值诉求，与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族国家之建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案上，孙中山的主张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以及中国共产党、国家主义派等还是有不少差异的。那么，如何评价近代以来中国人提出的各种民族建构的学说与方案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的这套民族建构方案，成为中国国民党民族主义的理论图腾，影响深远；但也因为其不够严密，尚有模棱两可和不知如何操作等缺陷，后来者于是作出了许多歧义的解释。但是无论如何，其中一定具有超越其时代局限的理论价值。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可供参考与思索。
第一，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应该合并考虑，稳定的国家应该是国族统一的国家。孙中山以美国和瑞士作为中国建构国族的榜样，确有其独到深远的眼光。长期以来的历史事实表明，这两个国家尽管民族成分复杂，但是政局稳定，与其国族构建的方式不无关系。讲到直接民权，孙中山也以美国某州和瑞士的制度作为学习对象，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好的民族建构与其国家建构是可以做到内在的和谐统一呢？
第二，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自古以来在社会阶级结构和思想文化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的汉民族建构应该遵循与利用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并有选择地吸收外国的长处与优点，而不是切断历史血脉，刨除传统根基，盲目嫁接外来枝节。孙中山虽然羡慕美利坚和瑞士民族，但他还是强调中国的宗族传统和忠孝仁义信爱和平等固有的道德文化在国族构建中的作用。
第三，大凡一种思想学说，其是好是坏，都要看具体的时空条件。孙中山对待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天下主义，都是持这样的一种态度。他说古代中国的“帝国主义”（他将其等同于“世界主义”和“天下主义”）也曾威震四邻，令到周边各国前来称藩朝贡，但由于中国顺应自然，奉行王道，不以武力去压迫，以致这些国家以称藩纳贡为尊荣。尽管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中没有谈到如何处理汉族同蒙、满、藏、回等其他民族的关系，我们从他对古代中国天下主义的评价中还是可以受到一些启发，用来思考当今中国的国族建构如何从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藩属朝贡原理中汲取智慧的问题。
按，作者孙宏云，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载于《政治思想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