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即同治九年。对于久病缠身的大清帝国来说，算是比较安定的一年。
六年前，曾国藩的湘军攻陷南京，太平军被消灭，清廷心中的一块巨石坠地，朝廷和众疆臣都松了一口长气。
先前为战火烧焦满目疮痍的南中国，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正在逐步重建。
隐隐中却又有微妙之变化。
二月，清军提督刘松山在甘肃金积堡被回民击毙。
四月，四川巴塘发生七至八级地震，一时山崩地裂，压毁民房数百户，伤人无数。
六月，天津发生教案，群众打死持枪行凶之法国领事丰大业，焚毁教堂多处。直隶总督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因有“媚外卖国”之嫌，受尽舆论谴责，弄到灰头土脸。
到七月，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上下的刺杀案。
二十六日（1870年7月22日）上午十点，两江总督马新贻来到江宁督署西边的校场演武厅校阅军队。
这是他每月例行的常规性工作之一。
两年前的九月，曾国藩调任直隶，两江总督空缺由马新贻顶上，甫一上任，马氏便展开社会治安之工作，第一位的紧要事情便是缉捕盗贼。马新贻从各营中精选二千五百精兵，有了这些精兵，缉捕盗贼的效果十分明显，用了不长时间，盗贼已经十分少见。
对于兵士训练，马新贻十分重视，每天操演两次，每月二十五日校阅。因前一天下雨，这次校阅日期顺延一日。
校阅完毕，马新贻如往常返回督署，校场离督署近，因此都是步行回署。途中突然有位山东老乡拦路下跪，要求救济，马新贻与随从的注意力遂被此人吸引。哪料旁边突然蹿出一人，向马新贻请安，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靴筒中拔出一柄利刃，向马新贻右肋刺来，马氏及护卫惊愕之际，匕首已由下至上刺入，刺客急转刀刃，自上而下拽出，全套刺杀动作一气呵成。
有目击者称：碎肠随刃而出，匕首也卷成螺旋弯刀。马新贻大叫倒地，护卫们缓过神来，一拥而上，捉住刺客。刺客既不挣扎，也不逃跑，从容就缚。
刺客大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有来有去。”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赶到现场的中军副将喻吉三喝令将凶犯捆缚到督署候讯，又差人飞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
马新贻倒在地上，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萎缩身子，状极痛苦，鲜血染红他的官袍。差弁取下门板，将其抬进督署上房。
陈可辛电影《投名状》中的马新贻，李连杰饰
魁玉等人赶到总督府探望时，马新贻已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马新贻自知命不久矣，用最后的力气口授遗疏，令嗣子马毓桢代书，请魁玉代呈朝廷。
午后，马新贻已不能说话，第二天午后二时许死亡。
刺杀案中值得注意的蹊跷细节
刺马案版本虽多，上述这个流传最广，但此版本中有几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容易为人忽视：
1.负责保卫两江总督安全的中军副将喻吉三事发时并不在场，事发后才匆匆赶来，显然犯有失职之过。而据喻本人的口供，当时士兵操演未完，他留在现场监督。
2.清朝总督出行，有一套复杂的威仪阵仗，纵使喻吉三不在，身边兵士护卫断不会少，安全措施即便不算严密，亦非刺客可以从容靠近，而为何刺客行动能如此干脆利落？
3.求救的山东老乡现身，为刺客创造了良好的刺杀条件，这位老乡是否为刺客同谋，还只是一场巧合？
4.马新贻死后第五天，安徽巡抚英翰给朝廷的奏折中称：刺杀马新贻的短刀上有毒。而此后的审案大臣皆称刀上无毒。
5.马新贻死前，曾留下遗言，要家属不要进京告状，他可能已明白自己被刺原因及可能引发后果，为何又不陈明情形？
八月初二，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
看完奏报，同治皇帝尚未从这一消息的震惊中回过神来：“谋刺重臣，此是千年第一案。实在让朕深为骇异。”
一力提拔马新贻的慈禧太后，想必也受了极大的震动。她谋划的一盘好棋，尚未真正展开棋局，她的那枚棋子却出了意外。
朝廷着力培养的政治新贵
马新贻何人？
马新贻字榖山，回族，生于道光元年（1821），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与李鸿章同年。马新贻虽不及曾国藩、李鸿章功绩卓著，但亦为一时之选。
马氏先后任安徽太和、宿松、亳州、建平等地知县，后随袁甲三剿匪，升泸州知府，后因功任安徽按察使、布政使等职，任布政使时，放眼安徽，百废待兴。马氏招流亡，劝耕种，减浮收，节滥费，情形迅速好转。
他尝谓僚属曰：“立法贵能行，非矫饰议论，可畏吏治也。”
同治三年，江浙、湖广肃清匪患，升浙江巡抚，马新贻上书朝廷，称宜办六条：“曰吏治宜力整顿，曰兵事宜专责成，曰丁漕宜普删减，曰水利宜急兴修，曰用人宜先因地，曰开垦宜急筹办。”又于浙、闽交界添设营垒，以防闽匪，固浙东门户。
同治七年二月，升闽浙总督。八月，升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奏“最要”六条：“曰筹善后在养民生，曰防河务在筑运堤，曰讲吏治在查官亏，曰整绿营在择将才，曰联络江防在酌留水师，曰办理洋务在恪守条约。”
曾国藩。马新贻被刺，湘军难脱干系
两江任上马氏再奏：“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编为五营，令总兵刘启发督率。缉捕，盗为衰止。宿迁设水旱两关，淮关于蒋坝设分关，并为商民扰累。新贻奏蒋坝为安徽凤阳关辖境，淮关远隔洪泽湖，不应设为子口。当令淮关监督申明旧例，严禁需索。宿迁旱关非旧例，征数微请裁撤，专收水关”。从之。
在其治理下，两江的经济得以恢复，治安有所好转。
从史料看，马新贻军功虽与曾李左诸人相差甚远，但在治理地方，却别有一套主见，且有着极强的执行力，在他治理下，地方风气焕然一新。正是有此之作为，他也迅速为朝廷重用，与曾李左等人并驾齐驱，同占大位。
多数研究者认为，马新贻所以能够从知县起步，仅用十一年时间，便做到权倾天下的两江总督，除却他个人的努力，另一个原因是，朝廷要用他来制衡曾国藩的湘军。
据马新贻之子（继子）马毓桢回忆，同治七年，接任两江总督前，马新贻受召到京觐见慈禧太后，觐见结束后，马新贻惊惶失态，大汗淋漓，朝服为汗水浸透。
马新贻久未进京，按照常理，应该稍事停留，拜访新知故交。但面见慈禧后，马新贻迅速离京，请假专程回乡“祭祖”。与菏泽老家诸兄弟告别之际，马新贻特将自己的两位哥哥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此去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到底太后向马新贻交待过什么？
外人无从得知，但按照常理推想，必与湘军相关。在消灭太平军过程中，湘军渐渐坐大，势力熏天，无人可比，已成朝廷心腹大患，即便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迅速动作，裁撤军队，以积极之作为打消朝廷疑虑，但仍为朝廷忌惮：将曾国藩从两江调任直隶，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有人推断，朝廷所以起用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其实质意义是为了牵制和控制湘军，挫其实力，以解决其尾大不掉之势。另有人推测，马新贻到两江，还怀有另一使命，秘密侦查太平天国的巨额财产去向。
马新贻上任两江，确实是动了湘军的奶酪。
两江是曾氏兄弟建功立业的老巢，湘军中普遍有一个认知，老帅（曾国藩）离职，应由九帅（曾国荃）接任，马新贻来两江自然成为湘军之对头。
曾国藩当年所裁湘军士兵，很多人并未真正返乡，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更有不少士兵加入了黑社会性质的社团，勾结仍在军中的湘兵四处为害。
马新贻到任后，训练新兵，贬抑湘军，并启用袁世凯养父袁保庆担任营务处总管，负责长江江防水陆军队，对湘军等散兵游勇进行整治。袁保庆向以彪悍著称，凡抓到为害百姓的湘军散兵游勇，往往不留情面，就地正法。
因此，湘军对马新贻的恨，就更深了一层。
高阳《清末四公子》有一番关于马新贻和曾国荃的论述：
在仕途中，马新贻、曾国荃的荣枯，确是一个强烈的对照。同治二年，浙江巡抚左宗棠擢升闽督，以曾国荃继任，是遥领的一个虚衔，及至同治三年夏天，金陵克复，曾国荃大功告成，封了伯爵，应可到任了，不意却于九月间，因病免职，而由马新贻自安徽藩司升任。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复起，授为湖北巡抚，督抚同城，向来相克。曾国荃与鄂督官文不和，互相参劾，官文于是年十一月内召，去当他的本职文华殿大学士，暂署直督。但曾国荃亦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去职。这是两败俱伤，却为李鸿章弟兄及马新贻制造了机会。其时曾国藩回任两江，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剿捻。官文缺出，李鸿章实授鄂督。鸿章之兄瀚章为湖南巡抚，依回避之例，必得改调，而一时无缺，只好留在湖北为其老弟“看家”。
到了这年冬天，四川总督骆秉章出缺，以闽督吴棠继任。马新贻如左宗棠之例，由浙抚擢闽督，李瀚意继马而为浙抚。此正曾国荃黯然卸任之时。
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调直督，两江竟由马新贻接替，闽督则以英桂实授。曾国荃不独未能到两江，连闽督亦轮不到。而中兴名将李鸿章开府武昌，左宗棠雄镇西陲，十月间且加衔太子太保，惟独曾国荃寂寞江乡，此情自所难堪。
由此便可理解马新贻见慈禧后大汗不止之怪异举止：去别人的地盘搞事情，无异已经坐到火药桶上；如果还要搅动别人的利益，这火药桶就随时可能爆炸了。
诡异的审案：越审越糊涂，钦差跑路
有关刺马案的说法，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官方说法与民间说法，正史与野史杂糅并处，竟让人有无法下手之感。就连案犯自己，不只前后供词不一，还反复翻供，更增加案情之复杂。
刺客名叫张汶祥，河南人。张汶祥的做案动机和幕后主使，成为本案的关键。
凶犯审讯工作，先由江宁将军魁玉联合首府及江宁、上元两县进行，张汶祥以预先编造的诬蔑马新贻贪色卖友的一套说词作供。两县令及首府听后相顾惊愕，不敢录供。
所谓贪色卖友，张汶祥供称：十多年前，他曾在庐州拉过一支部队，在作战中俘虏了当时搞团练的马新贻。张汶洋早想招安，他便和另两位头领曹二虎、石锦标与马新贻结拜兄弟，马氏安排他们成为清廷将官。在张汶洋等人帮助下，马新贻屡立战功，一路高升。不料，马新贻却与曹二虎之妻私通，为达到长期霸占曹妻之目的，马又杀了曹二虎。张汶祥为兄弟报仇雪恨，因而有刺杀之举。张彻的电影《刺马》和陈可辛的《投名状》都是据此改编。
这一供词漏洞甚多，并非实情，想得到真供，恐怕要用重刑，但审案官却又不敢使用重刑，使案件进入死循环：一旦用刑，便可能授人以隙，如果狱卒从中动起手脚，致案犯“刑伤过重，瘐毙狱中”，不但责任重大，也对不起死去的马新贻。因此当曾受马新贻重用的臬司孙衣言强烈要求刑讯时，主审藩司梅启照未能接受。
可问题是，官府审案，动刑本为寻常之事，为何到了张汶祥这里，反倒受到格外优待，为不动刑多了些许借口？
彼时朝廷及地方，还马新贻公道的呼声甚高，纷纷上书，要求朝廷彻查此案，找出幕后主使。朝廷下谕指派漕连总督张之万会同魁玉查办。之后另有一道密旨，“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
李鸿章或是刺马案之最大受益人
张之万胆小，生怕此案累及个人安危，因此他到任后，以息事宁人为原则处理案情，甚至不惜为张汶祥编造一套假口供：说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内，捕治浙东海盗，伏法者多为张汶祥的好友，以张汶祥到宁波开小押当（高利贷）为生，适逢马新贻出告示严禁重利盘剥，查禁小押当，生计顿绝。再则张汶祥之妻背夫潜逃，人虽追回，衣物已为奸夫带走，具呈控告，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以此种种结怨，乃下手行刺。如此重要的案情定谳，但张之万奏折中居然用了“尚属可信”四字作为结论。
且不说这次口供与案犯先前所供相差十万八千里，仅看供词，也显粗糙，难以让人信服。消息一出，群情哗然，张之万的奏折进京，即引发不满，要求重新办案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朝廷谕令曾国藩会同严讯，务得确情。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南，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侦办，以伸国法。曾国藩接旨后，反应消极，迟迟未能动身，中间还以为太后贺寿名义，赶往北京。在他的日记里，有一段他和慈禧太后的简短对话：
慈禧问：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答：这事很奇。
慈禧又道：马新贻办事很好。
曾国藩答：他办事和平、精细。
郑敦谨时为刑部尚书，朝廷派他查案，自有一番精心设计。首先，他是刑部尚书，正好管着这件案子；其次，他是湖南长沙人，由他来主审，湘军不会不服；第三，他跟曾国藩是乡试同年，一向交好，必能和衷共济；第四，也是最要紧的，郑敦谨的刑部尚书，做得响当当名声极好，此案由他手里定谳，必能压服人心。
同治十年三月十四日，曾国藩、郑敦谨联衔上奏，以“漏网发逆（注：太平军）挟恨复仇”具结该案，刺客张文祥被处凌迟极刑，并剖心致祭马新贻。比之张之万前审，并无实际进展。
参审官员种种异常表现，也令人费解。
马新贻的两位亲信江宁布政使孙衣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均拒绝在奏结书上签字“书诺”，不承认审讯的结果。孙衣言为马新贻所写的墓志铭，此恨依然不可解：“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供词不实，让我如何签字！
钦差大臣郑敦谨审结出奏后，未等朝廷答复，匆匆离开江宁。他没有回京复命，中途称病辞官回家。按清制，钦差不回京复命要受严重处分。而郑竟然置之不理，不免令人诧异。
郑敦谨出身翰林，先后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向以办案闻名。离开江宁之日，他对曾国藩按官场礼节致送的程仪（送别礼金）拒而不纳，是否表示对与曾国藩会审结果的不满？
而审案中的曾国藩，表现也甚为奇怪，从头到尾，竟然只是沉默不语，未置一词。
另一奇怪的现象是，审案的过程中，刺马案被竟编排为戏曲在梨园公开上演，剧情竟然和张汶祥最初招供的内容如出一辙，即马新贻渔色卖友，致使招致杀身之祸。
是谁透露了案情，又是谁操弄了舆论?
无解难题，大清的困局
高阳先生有个结论：
马新贻之被刺，意味着湘军之夺回两江。换句话说，马新贻是湘军与淮军全面明争暗斗下的牺牲者。
在高先生的认知中，马新贻是李鸿章遥控两江的代理人，是他与湘军争夺权力的砝码。
张彻电影《刺马》中的马新贻，狄龙饰
此说略嫌牵强，且不说李鸿章出自湘军，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交谊匪浅，与湘军相争的动机不足，就算马新贻为其同年，但追究马氏经历过往，似乎无门无派，与李鸿章交往并不深厚，难谈遥制。
我个人更倾向于马新贻为朝廷与地方争权夺利之棋子，两江之地，向为大清财税重地，掌握了此地的军权财权，便略等于掌控了中国。朝廷与湘军在两江的权力分配中逐渐失衡，朝廷遂用马新贻以控制两江，湘军在危局之下，则进行了绝地反击。
马新贻不得不死，纵是堂堂两江总督，但放之于广大莫测的权力旋涡当中，也不过是一根轻飘飘的稻草。朝廷同样忌惮于湘军在两江错综复杂的权势基础，而不得不装糊涂，接受了曾国藩与郑孰谨的结案报告。
朝廷想借马新贻贬抑湘军，不料马氏竟遭此厄运，也自恼怒，但从大局上看，又不能因此事而激怒湘军，而至发生兵变，故最后不得不接受具案报告。在湘军而言，与朝廷的斗争中获得暂时性胜利，心中积愤也得渲泻。
马新贻被刺案，实质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地方坐大，中央集权不复存在，所形成的，乃是军伐割据局面。此后民国军伐乱局，则是这一局面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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