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为我党我军早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权倾一时的王稼祥，1962年的时候为何却被勒令搬出中南海呢？
王稼祥1906年在安徽省泾县出生，因为家里人的支持，他在那个穷苦的年代依旧读上了书，后来更是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大学附中部，也正是在这里，王稼祥接触到了新的革命思想。
1925年，王稼祥在学校开始担任学生会主席，并受周围爱国人士的影响，顺利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又因表现出色，在组织的介绍下，获得了去苏联莫斯科学习的机会。于是1928年，19岁的王稼祥独自一人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苏联留学的日子里，王稼祥积极学习马列主义，而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发现想让内忧外患的中国获救，马列主义是唯一的出路，因此他紧跟共产国际脚步，凭借自己的独特见解和优秀表现，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其实“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一个党派，而是对留学苏联，把共产主义带回中国的二十九人的统称。他们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中央苏区指导工作，并在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做到了集党、政、军于一身的领导者，真正做到了“权倾一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王稼祥在早期革命时受过伤，考虑到他的身体原因，最后被任命为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经常参与到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当中。事实上，我党一路走来的很多重要决策，都有王稼祥身影。很多时候，如果不是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性的一票，后面的革命道路将大大不同，可以说如果没有王稼祥这一票，后面我党的发展可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1931年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可谓是下了血本，集结了超过30万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袭击。而针对国民党反对派的这次围剿，我军召开了第三次反“围剿”会议，这次会议跟以往有所不同，我军已经准确掌握了敌方的实际情况。
在当时，毛主席认为双方实力差距过大，如果选择硬拼，会造成严重的伤亡，这不利于未来的发展，因此提出游击战。但会议上不少人都对这个战术嗤之以鼻，认为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完全就是在守株待兔，白白让国民党分头剿灭我军兵力。
但听到这里，王稼祥却拍案而起，他认为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才是适合当下局势的绝佳战术，在敌我双方实力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只有避实就虚，通过游击战才能不断的寻找机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根本就不是守株待兔，而是在绝境中寻找机会。
最终经过以王稼祥为首代表团的支持下，会议上才通过了毛主席和朱德等人的提案，采用了游击战术，避国民党主力，打其虚弱，从福建一路打回赣南地区，短短80天时间就歼灭敌军3万多人，缴获枪支1.26万支，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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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对我党一路的决策究竟有多关键？他后期深受毛主席信任，和这有关系吗？
后来毛主席回忆时曾经说过：四中全会后，中央派遣了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三人代表团到中央苏区，王稼祥参加了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当时，我们的话语权很弱，如果没有王稼祥信任我们，我和朱德总司令的处境十分困难。
1932年8月，中央红军取得了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在取胜之后却陷入了自己人的麻烦当中，前线和后方负责人因为意见不同，从而出现了行动上的分歧，由于两人意见的不同，导致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无法召开。
因此10月份的时候，为了解决这次分歧，在江西宁都举行了会议，也就是宁都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是否让毛主席继续留在前线指挥作战。
但在我军占据上风的时候，王明、博古等人要求红军继续进攻，彻底粉碎敌人的攻势，并借此机会夺取中心城市，彻底确立江西地区的胜利，然而毛主席对这种行动坚决否决，并分析了战场局势，认为我军就算占领中心城市也守不住。
而中心城市被占，敌人的攻势只会越来越严重，这对红军未来的发展是极大的隐患，最好的办法就是朝赣东北发展，这样才能缓解敌人的攻势，同时也能粉碎敌人围剿的计划。在会议上，王明和博古对毛主席的意见坚决反对，并开始了针对毛主席的批判。
在巨大的压力下，会议上的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不敢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眼看无人支持，毛主席就要被撤离前线，调到后方时，王稼祥站了出来，力排众议要站在毛主席这边。
王稼祥认为通过前几次的反围剿胜利和攻打赣州的教训中可以发现，毛主席的思想主张是对的，是符合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的，并通过多次战斗胜利的结果，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指挥决策的正确性，在未来的指挥中需要毛主席。
面对其他人的质疑声，王稼祥则不温不火的说道：“大敌当前，不可换人，指挥非毛主席莫属，别说我偏袒谁，大家都知道，我跟毛泽东同志并不熟，来苏区后我们才认识，反而我倒是和王明、博古是老同学，甚至是同乡，我不赞成他们的意见，我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希望大家就事论事，认真考虑我的意见。”
王稼祥发表完意见后，会议上的人尽是不满之色，最后周总理从前线赶回，开始调和双方的离场，但最后还是势单力薄，仅仅只保留了毛主席前线助理的身份，会议结束后，后方中央局就以毛主席身体不好为由，撤销了他的职务，调回后方政府工作。
1933年9月，蒋介石集结10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开始了第五次围剿行动，要彻底把红军消灭。而这次蒋介石使用的是碉堡封锁，逐步推进，红军可以说完全处于被动局面当中，可主要负责人王明、博古和李德等人，仍然陷在错误的判断当中。
而且面对毛主席再一次提出的游击战，他们并没有接受，反而使用所谓的“正规战”打法，采取阵地战的作战模式，跟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展开硬碰硬的战斗，导致红军陷入危难之中，最后不得不选择长征，保存革命火种。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已经意识到继续让博古、李德等人掌握大权，无疑是把红军送入虎口，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他们的一意孤行导致革命火种熄灭，由于在先前的反围剿中，王稼祥受过伤，因此长征时只能坐担架，恰好此时的毛主席也因为急性疟疾导致身体虚弱。
两人就这样有了交流的机会，同时还有张闻天，他们三人时常会在闲暇之余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尤其是湘江战役结束后，红军从长征开始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左右，面对博古、李德等人“左”倾错误导致的严重后果，不少人都出现了不满的情绪。
对此，王稼祥和毛主席谈论军事时就曾提到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跟领导路线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他也曾找到毛主席想找机会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在遵义会议召开前，1934年12月，湖南省通道针对长征路线问题就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毛主席提议向西进发，走敌人相对较少的贵州地区。但最后还是在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总理的支持下，才使得行军路线改变，后来也证明这是最正确的选择。
1935年1月，趁着敌人追兵还没赶到，红军占领了遵义，得到了片刻的喘息，中央也趁此机会召开了一次全面会议，会议的首要内容就是让博古先做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总结。但他归结错误时，却把问题归结在敌人过于强大上，自己的指挥失误却只字未提。
报告结束后，张闻天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随后毛主席开始长篇报告，首先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战术方针，并根据当前局势，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在旁听报告的李德对此十分不屑，见此情形，王稼祥在报告结束后起身支持了毛主席的意见。
并且王稼祥在会议上也建议中央必须要立刻采取措施，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主席指挥工农红军，而经过王稼祥的详细讲述，这才令会议上的绝大多数人意识到博古、李德二人指挥的错误有多严重，最后纠正了“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
由毛主席、周总理和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取代了博古、李德的旧“三人团”。而中共七大以后，毛主席曾多次跟人提起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发表的意见有多重要，他不仅纠正了错误路线，而且还确保了党历史的正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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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遵义等会议的决策支持，备受毛主席信任的王稼祥，究竟为何会在1962年被勒令搬出中南海呢？
1962年前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两年前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单方面撕毁两国合作协议，甚至要求中国偿还债务，再加上国内三年灾害刚刚结束，全国人民处于饥荒当中。
当时除了国内的状况外，国际形势也不友好，印度在中印边境频频挑衅，新疆地区在分裂势力的欺骗下，伊犁地区有6万多中国人连夜逃到苏联地区，就连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都开始扬言反攻大陆。
而内忧外患的局势让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愁眉不展，在他看来新中国四面楚歌，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发展极为不利。而他考虑到要想摆脱困境，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二是避免中美战争。
之后，王稼祥针对局势写信到中央，信中撰写的重要报告主要就是自己的见解，当时的中国恰好处于特殊时期，康生等人绞尽脑汁想抓住老革命家的错误，但这些见解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然而康生也没有因此放过王稼祥。
在1962年7月，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世界裁军大会，代表团的演讲稿由王稼祥负责，在起草讲话稿时，她特地多用了和平和裁军的字眼内容，然而就这样被康生抓住了机会，批判王稼祥是“三和一少”。
对帝国主义讲和，对修正主义讲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讲和，反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之后，康生对王稼祥的批判并没有因此而止，开始了添油加醋的“分析”，把“三和一少”发展成了“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反对派，消灭民族解放运动。
而在康生紧追不舍的批判下，王稼祥不能在继续主持中联部的工作，中联部的大权被康生掌握在了手中，再加上王稼祥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就这样搬出了中南海，到南方修养治疗。
但在王稼祥修养期间，康生再次针对“三和一少”做起了文章，想把这件事扩大，向中央提出建议，把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材料和批判王稼祥的文章下发到各省、市去，最后在毛主席的组织下，这件事才作罢。
尽管在康生的添油加醋下，毛主席不同意王稼祥的观点，但他也只是让王稼祥跟有意见的中联部副部长沟通下，不需要做公开检讨，任何人提出公开批判王稼祥都被他一一否决。
对于生病的王稼祥，毛主席也十分关心，他们二人可是有几十年的革命友谊，1965年11月，毛主席在问候王稼祥病情时，还向他征求了不少意见，后来王稼祥出院，认为自己犯过错，不适合继续担任重要工作，最后被任命为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
回顾历史，如果没有王稼祥等人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表率，但凡存在一丁点私心，或许结局会有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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