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涂尔干等社会学大师开启的“失范”研究，为我们分析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使我们避免简单的在刚性的“政治领域”进行陈旧、危险的图解说简单，是那种非“左”即“右”、非“东”即“西”、非积极即消极的话语，说来说去援引的材料、得出的结论都局限在陈腐的框架和平面的维度内，毫无新意，而且偏重于从概念到概念的宏大叙事，远离具体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剖析，不能产生新的、更有意义和启发的东西说它危险，是它使用的语言严重的与“大众交锋语言”和“政治化语言”趋同而远离学术和专业性，严重影响对社会现象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从社会学批评角度分析?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从社会学批评角度分析
（一）
由涂尔干等社会学大师开启的“失范”研究，为我们分析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使我们避免简单的在刚性的“政治领域”进行陈旧、危险的图解。说简单，是那种非“左”即“右”、非“东”即“西”、非积极即消极的话语，说来说去援引的材料、得出的结论都局限在陈腐的框架和平面的维度内，毫无新意，而且偏重于从概念到概念的宏大叙事，远离具体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剖析，不能产生新的、更有意义和启发的东西。说它危险，是它使用的语言严重的与“大众交锋语言”和“政治化语言”趋同而远离学术和专业性，严重影响对社会现象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学界在更多、更广泛的维度，使用更丰富的理论工具，挖掘更具体鲜活、更接地气的材料，去分析社会问题，而不能满足于使用宏大、抽象、吓人的概念（比如民主、专制、自由、价值等），在抽象概念、靠近“政治”层面、大众交锋的领域里扎堆。学者要从政治和大众的舆论场中抽身出来，远离他们，进入到社会生活生动的内部细节中去，使用更加专业的工具，才能对社会和政治提出有用的意见。
（二）
虽然“失范”的心理学理论侧重从心理结构上探讨“逾矩”之问题，但它一定是和社会的“某种”状态及所提供的环境有关。即，没有人可以脱离社会来探讨“失范”问题。原因很简单，所说的“失范”，它就是针对“社会”来的，针对社会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治理规则、规训手段、道德宣传的偏离而言的那些行为。离开社会的这些标尺，就谈不上“失范”。比如，对中国当前频出的可以归结为“失范”范畴里面的诸多社会问题，自杀、出轨、PC、“躺平”、“佛系”、割韭菜、流量崇拜、网络造谣、不当言论、暴力袭警、袭击医护人员、仇富、另类解读历史、低级红高级黑、吸毒、婚外情、“网暴”、情绪化、人群割裂等等，更包括那些引人注目的“名人”“失范”行为。
大众的层面习惯把他们看成是个别的或者特定“圈层”的心理生态的问题。这样做，虽简单但忽略了其中隐含的社会学意义，会使我们漏掉对那些深藏在社会之中的深层次文化、制度、科技交织原因的关注，是很危险的。如果把这些林林总总的“失范”现象和当前社会状态相联系，我们会惊人的发现，正是由于“人格化的”社会机体发生的三个新的“异变”，导致了上述那些绝大多数“失范”行为的出现。
（三）
1、由社会舆论“规制”、互联网“价值观噪音”、现实中“价值观坟场”形成，导致的“价值观茫然型失范”。
当前中国有两个叠加一起的因素，会催生和放大由“价值观茫然”导致的“失范”问题。（1）在貌似强大、严厉的“社会”“规制”下面，是多种被割裂的、混乱的“价值观”的野蛮生长。因为社会对思想的“规制”不是纯粹的“底线”的（因为仅仅“底线控制”不能实现社会规制的刚性目标）而是“靶向”的管控，这就使得在“底线之下、靶向之外”这一块，诸多违背主流思想和常识、道德的舆论呈疯涨态势。（2）互联网的“开放性”助长了舆论的混乱，使得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所谓“价值观”得以明晃晃的呈现在亿万民众面前。这种状况和价值观的“多元”涌现并不是一回事。有太多的所谓的“价值”表达是违常识的、情绪化的或者是“为表达而表达”的，只能称之为价值观“噪音”或者“价值观垃圾”。
在无数混乱的价值噪音、垃圾的包围下，人们无法认同和依赖任何一种价值和意义对自己的行动和未来做出筹划，由此变得茫然和麻木。这样，埋葬“价值”的“价值观坟场”在社会中形成。相当的这部分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把自己弃之门外，麻木转圜。这种不断扩大的无所适从、“麻木”转圜的群体，与“社会”强大的、不容分说的驱使力量构成冲突。说白了，就是“没有什么对我构成意义”“我什么都不信”，和“你必须如何如何”构成对立冲突。
“价值”的茫然无意义，必然把人的生活空间压缩到“此时”“此身”的任性。“躺平”式的不反抗、不挣扎、不配合；表面顺从的敷衍应付、仪式主义、假积极、喊口号；我行我素的肉欲主义、享乐主义、放荡不羁放纵自由主义；对历史随意解读、对人物另类评价、对常识明目张胆反动的娱乐主义等等。这些，在深层次上都属于“价值观迷茫”的外在“失范”的表现。
（四）
2、由生活意义“体制工具化”僵硬、个体价值被迫边缘化、共同认知崩塌，导致的“主流认同解构型失范”。
体制、组织、规矩的前所未有的强大，把文化、思想、价值、情感统统装进他的“铁笼”之中。身处这个冰冷的“笼子里”，人们只能看到界限的围栏，看不到价值和意义的真实生动。这样，社会和人生充满激情和魅力的价值、意义，被组织意义、工具意义、围栏意义替代掉了。工具理性强占了价值理性占据的地盘，借助外在强制的形式剥夺了个体的主体意识空间，手段变成了价值和目的本身。这也许就是社会过于强大下的产物。
一方面，就社会的管理者来说，面对意义的“工具化僵硬”，会出现大量和“组织意义”相背离的“粗暴”系列。如简单粗暴工作部署、督察、执法、执纪、管理、服务等等。总之，就是简单“会意”组织文化价值意图，对一切都采取机械的、“越左越正确”的态度。另一方面，面对意义在工具中丧失和异化的状况，个体会想方设法瓦解、解构、消弥、抵制组织意义“工具化刚性”的荒谬和不合理。大量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应运而生，久治不绝。高层级良好的愿望遭到来自下属各层级的各种方式的杯葛。久而久之，主流的文化价值认同被一点点的“稀释”和“解构”掉了。如果“低级红”是“僵硬”的直接表达的话，那么“高级黑”就是个体对“僵硬”体制、意义工具化的嘲讽式的反抗。
（五）
3、由“符号标签化”盛行、人群严重割裂对立、社会暴力指数急剧上升，导致的“群体暴力型失范”。
过度的社会管控必然走向无死角的分类、网格、证件、全数据和标签符号管理，最终要走向严格分类的“符号化社会”。
问题是人的思想是变化的，人的情感是复杂的，人的身份是多重的。基于分类的、网格的、标签符号的管理，在人的变动着的状态、复杂的情感和多重身份中，以一个固定的“身份”和符号来进行标注，用阿玛蒂亚.森的话说，这本身就是是一种“身份强迫”（见《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它直接带来的就是社会人群的深度割裂和暴力的泛滥。每一个社会个体都会在社会中被强迫的分类、赋予某种固定的“标签”和“符号”；而一旦被赋予了那样的标签和符号，他就必须被强迫的当成“那一类人”在社会中被看待，完全没有更改的余地。一个活生生的、变化的、复杂的、多重身份的人，就这样称为一个“活死人”。
于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在社会上消失了，有的是被贴上了各种标签的人，比如有钱人、穷人、资本家、红二代、当官的、打工族、社畜、娘炮、小粉红、大V、公知、五毛、美分、屌丝、垃圾、鸡精、各种“婊”等等。标签的后面便是全社会的身份强迫、身份暴击，这是社会急剧割裂和仇恨心理盛行标志。
（六）
我们看到了，“失范”虽然指向的是与“社会”所要求的品质、性格格格不入的价值和行为，但这些价值和行为的确是从社会的土壤中长出来的。如果“失范”成为普遍，那社会构筑的各种约束的“范式”肯定是出现了问题，根源找到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比如，要解决“价值观茫然型失范”的问题，就要基于互联网的形势和特点，实现舆论的管理由重“靶向”规制，向重“底线”规制为主转变，在守住“底线”的基础上，释放更大的价值追求空间，形成多数人既守底线、又享有自由的局面；要解决“主流认同解构型失范”问题，就要增强体制各层级的相互信任度，给基层和“人”更多的自由度和创造力发挥空间，把禁锢在冰冷的体制机器中的文化意义还原为灵动的精神文化追求，把更多的人召唤、吸引到主流文化认同的队伍中来；要解决“群体暴力型失范”问题，就是要承认人的可变性、复杂性和身份多重性，把“标签人”、“符号人”还原为具体、生动、多维度的有血有肉的人，让人们在可变、复杂和多重身份的交融中找到共同的和谐相处基础，使人群的粘结度越来越高，仇恨越来越少，组织的凝聚力越来越强。
（七）
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是一个同步的过程。离开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崛起是不可能的。我们国家长期处于传统社会，和国力的强大比起来，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难度会更大，任务更艰巨。为此，作深入的、社会学的客观冷静分析并提出中肯的建议，比扎堆在“左右之争”的漩涡里空喊、贩卖那些空乏无用的概念，可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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