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10日下午5时，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因病于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马寅初是浙江嵊县人，1882年生。早年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并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1920年，马寅初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人口学论文“计算人口的数学”（《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4期）。但之后30多年，他几乎再没有任何人口学论著发表，而是集中精力研究财政经济。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很是兴奋；不过，每当他回到家乡调查研究，发现小孩子日益多了起来，带回去的糖果越来越不够给小孩子分，也担心：人口增加太快了，会拖住经济建设的后腿。于是，他利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员的工作之便，每到一地，都同工人、农民、干部座谈人口问题。
新人口论的诞生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l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
这次人口普查引起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次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39‰，能否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公式就能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20‰呢？
马寅初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达30‰，这实在是太高了。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马寅初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
9月，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看来可以公开谈论控制人口的问题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毛泽东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
4月份在接见《文汇报》记者时，马老高兴地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他在原稿基础上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6月份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他的《新人口论》。
基于中国现实的人口理论
《新人口论》连同马寅初在此前后发表的文章、演讲、答记者问，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分析了我国存在的人口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一个前提、五大问题、三项建议。
一个前提是对当时人口增长的估计。这是新人口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达到60194万，自然增长率达到20％。马寅初认为“这是一个静态的记录”，拿20％。来解释以后四年的情况恐怕有出入，实际上以后几年的人口增长率要比20％。高一些。在对实际人口增长率客观估计的基础上，他提出人口增殖过快与加速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原材料供给、提高人民生活、科学技术进步等之间都存在矛盾和问题。马寅初指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限制人口的数量增长，一是在1958至1963年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了解在5年或10年中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二要大力进行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传统观念；待宣传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后，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如果力量还不够大，应辅之以更严厉的行政力量，主张生育两个孩子的有奖，生育三个孩子的要征税，生育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以征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三是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主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
这些就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为了不被人误解，还专门阐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学说是反动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是错误的。并特别说明，“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出发”，而《新人口论》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出发，两者立场截然不同。
批判与罪状
随着“大跃进”人口越多越好论的不断升温，这些都成为“不打自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证据，《新人口论》首先在北大校园遭到点名批判。接着全国知名报刊杂志陆续发表文章，以批判《新人口论》为主，稍带对他的“综合平衡”、“团团转”理论进行批判。第二次批判始于1958年北大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号称“党内理论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发表讲话，阴阳怪气地说马寅初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地“马”?恐怕是姓马尔萨斯的“写’吧！随后康生亲自给理论界一些领导写信，布置要像批判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
于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升了级，北大燕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就连燕南园马老居室内外的墙壁上、过道上甚至书桌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小批判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但是马老大都缺席被批判。
当时加给马寅初的主要罪名，一说他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彻头彻尾的鼓吹者，否定人口多是好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二说他篡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规律的理论，把它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是根本错误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是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三说他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感情，甚至是仇视劳动人民；四说他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新人口论》就是这种进攻的一支“毒箭”。对这些批判，马寅初很重视，力图从中找出自己的某些不足，但他始终坚持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哪怕自己唱“独角戏”。他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1960年第1期)，表示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不久马寅初被撤销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从政坛和学坛“蒸发”。
两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一是把人口问题归为政治问题，造成其后十多年无人问津，形成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能研究人口问题的奇怪现象。二是“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发展越快”形而上学理论的一统天下。三是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好像谁讲人口质量就是仇视劳动人民，忽视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四是在社会主义人口规律问题上，突出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似乎社会主义永远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
平反后的反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科学发展的春天，马老得以平反，新人口论得以翻案和正名。这不仅是人口理论拨乱反正的关键，更为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中能够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可以概括为：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马寅初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作为人大代表提出人口问题，从国家政治生活来讲是政治问题，意见和提案怎样处理，完全由国家权力机关决定。但他提出的人口问题本身属于学术性质，在学术问题上，真理有时不在多数人而在少数人手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把马寅初当作艾奇逊来批判，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不仅堵塞了言路，使节制人口的主张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使人口问题变成无人敢于触及的“禁区”，此后15年，基本上没有任何关于人口研究的成果面世。
二要有充分的民主。批判和辩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辩论的一方人数颇多，上阵发表文章者超过百人；另一方却少得可怜，用马寅初的话说，是“单身匹马”。是马寅初先生的学说没有人赞成吗?不是。对此，马寅初说：“自《新建设》十一号登出我的文章后，同意我的信已经不是少数了，有的虽表示同意，但不敢签名，只写‘读者谨上’字样”。赞成马老新人口论的大有人在，就是他的经济要综合平衡的意见，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第三，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旧中国人口生产具有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有效地解决了失业、灾荒、饥饿和疾病等一系列问题，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地降了下来，出现了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人口变动这种新态势写出来的。许多批判者不从实际而是从主观意志出发，仅凭某些教条主义理论批判别人，结果批判得越狠，离开现实越远，造成危害越大，不利于科学的人口政策的出台和人口问题的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的唯一标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这一原则。（读者报客户端记者 凌雪梅 整理 来源|人民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