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又是一年高考时临考前，63岁的王洪波呆在老家北京，挂念着千里之外青海，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热梦科巴北京公益?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热梦科巴北京公益
6月，又是一年高考时。
临考前，63岁的王洪波呆在老家北京，挂念着千里之外青海。
电话响起，又是那群孩子。
电话那头的声音依旧叽叽喳喳，诉说的内容反复、琐碎。
王洪波照旧啰嗦着那几句：“复习得怎么样？基本功还练着没？”
答案是肯定的。这一点，那群孩子从没让王洪波失望过。
临了，孩子们还不忘追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虽说每次去，王洪波都说这是最后一次。但这次，他恐怕又要食言了。
在青海，那个叫做科巴的小山村，让支教老师王洪波难以割舍。他陪伴着山里这些放羊娃一起度过了9年，用镜头记录彼此成长。
翻看一张张影像，9年间，支教老师带领着这些孩子找到了一条出山路，在他们眼中，那段热梦追寻，至今仍在发光放热。
在青海科巴，孩子们用学习和艺术逐渐走出大山。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要去科巴
第一次听说科巴，是2012年。那年，王洪波54岁。
在西安广仁寺，一名僧人告诉王洪波，他的故乡在青海一个叫科巴的小山村，那里很美，是摄影师的天堂，是电影人取景的理想地。可那里缺小学支教老师，如果有人能将知识带去，哪怕是一点点，也能让那里慢慢好起来。
那半年，王洪波有些时间。听了僧人的话，他决定去科巴。
他说，按计划，他只在科巴待半年。
科巴在哪里？翻看地理坐标，科巴位于青海东部化隆县金源乡科巴村，那里平均海拔2500米左右。
2005年，青海省委党校一名教授发表过一篇题为《青海省化隆县贫困现状及其原因分析》的论文，曾用数据以及实地调研分析过2005年以前，化隆全县的贫困原因以及教育问题。
文章说，这里的村民靠天吃饭，一年当中，有数月处于缺粮的状态。这里交通闭塞，夏天，山里常伴有泥石流，通往县城的路也往往被冲断。化隆县人口的文化素质比较低，尤其是农牧民。
作者在对21户农户调查中发现，有13户家长不识字，5户家长上过小学，学历最高的3户家长仅上过初中。农牧区孩子的教育问题更为堪忧，往往未上完小学五年级便因贫或返贫开始辍学。
作者在分析化隆县发展滞后的原因时曾指出，落后首先是文化教育的落后。全县的中小学普遍存在缺少课桌凳、教学仪器、办公设施等情况，学校危房面积大，师资严重不足。调研当地一所村小学发现一年级到五年级共40多人，教室仅有两间，老师只有两人。往往一间教室同时供三个年级学生上课，一名教师一次承担这三个年级的所有课程。老师上完一个年级的课之后，会让这个年级的学生到教室外，用木棍在地上练习，再转头给另一个年级继续上课。
关于贫穷，王洪波心里早有准备。年轻时，他曾在江西、河北等地下乡种过地，最近几年的田野调查，出入贫困地区，让他对此有着更深的认识。
自诩“什么学生没见过”的王洪波，曾在部队当过火炮射击理论教官，还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十余年，只有给不同大学的EMBA上过课。对于即将前去支教，王洪波颇有信心。
接受上游新闻采访时，王洪波说，初到科巴的半年，自己的认知底线不断被打破。
在青海科巴，孩子们用学习和艺术逐渐走出大山。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教不动的学生和家长
前往科巴的路很漫长。
王洪波提着近百斤的书和行李，从北京出发，搭乘火车、两次长途车，辗转3天，终于抵达了化隆县。
从县城到科巴，汽车行驶在破碎的泥沙公路上，一路颠簸，路旁的陡峭山崖，让王洪波感到，车随时可能滑进深深沟壑里。
天气淬炼着这里的道路，也磨炼着来往行人的心性。
车窗外，周围都是山，层峦叠嶂，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天气犹如孩子的脾气，说变就变。
三四个小时车程，科巴终于到了。下了车，初春的寒风开始往衣服里钻。
不远处，一个个长相黑黝黝的孩子站在土坡上，用发亮的眼睛注视着王洪波这个外乡人。
初见孩子们的印象，王洪波脑海中不自觉蹦出这些词：“黑不溜秋”、“脏”、“破破烂烂”。当他们簇拥着你时会有一股味道，饭汤里都不知道会有啥……王洪波说，当时他暗自感慨，“我只要能活下来就行！”
科巴完小是这一带唯一的小学，校舍建在五个村子中央，是一圈平房，其中一半是北京一家机构捐赠建设的。
在王洪波来之前，小学已经有了几名支教老师，包括来自深圳的小徐老师和小苗老师。
学校有将近200名学龄儿童。这里缺老师、无教具、教室漆黑，整个学校没有一本课外书……
很快，王洪波便领教到这里的学生的“野”。
这里的孩子性子野，课堂上很难让他们保持安静，往往按下葫芦又起瓢。由于长期缺乏稳定的老师，孩子的学习基础很差。以五年级的学生为例，一个简单的“分子、分母”数学题，王洪波讲了7遍，没一个孩子能听懂。一问才知，孩子们普遍没有养成写作业的习惯，可有些课程不写作业是真不行。
既然回家不写作业，王洪波干脆将作业搬到课堂上。
一道18减12的数学题，在这里有着千奇百怪的答案。有人说50，有人说42，有人干脆低头哼唧，一句话不说。气得王洪波直嚷嚷。
书，在这里是种纸。课程临近结束时，王洪波准备给学生们复习，发现有的学生前面的书已经被撕得只剩几页。
在这些孩子的逻辑里，课既然已经上完，书还有用吗？纸是可以用来撕的。
时间久了，王洪波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在于家长。
很多家长祖祖辈辈就在这片农牧交杂地区劳作，从没出过大山，学生们更不知山外有何物。即使头顶有飞机划过，对这里的学生来讲，也不过是天空的一条白线。他们普遍不信课本上的内容，因为这些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没出现过。
现实教会了孩子的父母，也影响着孩子。
放羊、农活、去工地当小工、到无人区挖虫草……哪一样都比读书看起来更实在、有用。王洪波注意到，有很多学生每天起得很早，但他们需要干完家里的活儿、放完羊，才能来学校。
放学后，王洪波看着学生跟着羊群屁股后面奔跑，他有些恍惚，不知是学生在驱赶命运，还是被这些羊牵着鼻子走。
遇到有些孩子不听话，加上这里海拔高氧气稀薄，王洪波常气得喘不过气。
一切的方法并没有看到效果。半年过去，王洪波和多名支教教师陷入了更深的焦虑：守着一帮黑黢黢的放羊娃，一年年带着他们学着根本学不进去的知识，苦心准备的百科全书式教学方法全都试过了，但因没有最起码的基础知识打底，学生们觉得在听“天书”，未来该咋办？
王洪波有个念头不断冒出来：想带着孩子们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在青海科巴，孩子们用学习和艺术逐渐走出大山。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们要出山
一个学期结束，因为工作原因，王洪波便离开了。
因为看到王老师每天发的微博文字，在几个热心人努力下，一家合肥单位愿意接孩子们“出山”。
接到电话，王洪波又回到了科巴。他说，这对孩子们来说，或许是一次机会。
要出山的消息在科巴传开，一时间引发不小争议。
“山外面是什么样的？”一辈子没出过山的父母和长辈们告诉孩子，外面就是草地的边缘。
支教老师们说，外面是科技，到处充满了知识。
所有的答案，孩子们并非都能听懂。
“火车怎么开的？”“高楼有多高？”……无数的追问又很难用语言去描绘。
与孩子们的兴奋相比，王洪波发现，家长们的兴致并不高。
不同渠道的声音传向王洪波，对于山外，一辈子没出过山的家长们有着各自的担忧：带孩子们出去丢了怎么办？出事了怎么办？被卖了怎么办？
与此同时，接待方要求家长们签署一份《免责协议》，其中“发生意外，与接待方无关”的条款，被“翻译”成“孩子出事了，死了、残了，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吓退不少家长。
“话这么说，真能把人吓死。我们出去不是卖人。”王洪波和其他支教老师努力解释，并没有换来改变。
第一次出山，王洪波从科巴完小的200名孩子中带了10人去合肥。
王洪波说，去的人少，还有一个原因——缺钱。
同时王洪波思量着，总不能白去，要不给人家演个节目，算是对爱心企业与人士的一种答谢。
关于表演，王洪波说，这是他初到科巴，看到为数不多的光亮。
他记得，课程和新知识死活无法塞进这些孩子的脑袋。他焦虑、抑郁，他的时间都用在了备课和“斗智斗勇”之中。
可放学后，这些孩子们总是拉着他去河边玩。直到有一天，他拗不过，跟着去了。
在河边，这些孩子一舞一唱，歌声和舞蹈带着科巴和大山的味道，姿势在不断变化且不重复，这些从没有人教过。王洪波感到了不一样的灵动。
听，那个嗓音，夹杂着金属味，又很纯净，没有节拍，也没有断续，只是在唱。他们的歌声，带着一丝忧郁，又包含了自在的安详，如田野上的灰尘，散散地飘动，不由得就会进到你的心间。
王洪波听得有些入神。毫无预兆间，几个女孩你推我搡，列成一排，消瘦的身体站得笔直。那一刻，她们抬头仰望，稚气全无，模仿着书里，国旗升起的模样。即使，她们从没见过真正的升旗仪式。
站在他们身后，王洪波看到一双双眼睛散发出敬畏、凝聚、认同的气息，似乎没有一点大山隔绝的样子。
王洪波说，这一切如果不是发生在他眼前，他根本不会想到，这些就是平时在教室里吵闹、在山间赶牛放羊、在地里干活的孩子。
王洪波说，从那一刻起，他誓言，将来一定要带这些孩子，去一次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因为只有在天安门广场，才能配得上孩子们的那种精神和热切。
自诩“什么没见过的”的王洪波也开始有些兴奋，他打电话给媒体工作的朋友说，“如果能调来一部转播车，将这里的人和声音传播出去，一定会震惊世界。”
朋友说，“你先用手机录一些片段，有机会再说。”
于是，王洪波操起手机，开始记录下这里的日常。这一记录持续了9年。
科巴艺术团多年来曾前往各地表演。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充满好奇的山外世界
按照王洪波入山的路，小徐老师带着10名孩子出了山，汽车加火车，辗转前往合肥。
没走多久，孩子们的兴奋让小徐老师打来电话“求救”。
车厢内，一切的变化都吸引着孩子们的好奇：屏幕上的颜色有变化，要看半天；任何突起部位，都要用手去使劲掰一下；脚踏板能翻过来，要摸半天……为什么这里会有棱？为什么这个能翻过去？在研究半天后，问题如潮水向小徐老师涌来。
“我都想撞墙了。”电话里听到小徐老师的哀叹声，背后还是一堆叽叽喳喳，听得王洪波直笑。
笑归笑，王洪波也有他的顾虑。
为了打消孩子们的心理问题，每晚，孩子们必须和带队老师复盘一天的所见所闻，带队老师再逐一解答。给孩子们讲解这是什么，让他们学会认知新的世界，再把新的内容带回到大山去。
为什么有高楼？为什么有火车？这个吃的为什么好吃，好吃在哪儿？一切的答案都会引向知识，引向读书，因为知识改变认知，认知改变命运。
孩子们听得懵懵懂懂，老师竭尽所能解答，只为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并不可怕，并不陌生，只是太好了。只有努力，才能改变生活。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孩子们唱歌，只有歌声，能唤回孩子们放飞的注意力。在歌唱中，孩子们会成为周围的焦点。在歌声中，他们陶醉，在歌声中，他们与外界的周遭融为了一体。
临走前，队里四名胆大的男生说：“老师我不想回科巴了。”
“你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是你的家。读书读好了，可以再出来。”带队老师说。
王洪波说，他没想到，合肥之行，正在这群孩子内心产生变化，说不想回山里的男孩们，现在都在全国不同城市的大学里读书了。
王洪波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在合肥那场蹩脚的演出，但没想到，在当地得到很大反响。
学生们也收到了来自各方的不少礼物，都是些书、文具和小物件，学生们视如珍宝。哪怕是一个带颜色的塑料片、几毛钱的小头花，学生们都小心珍藏。
准备离开那天，小徐老师也惊奇地发现，“一向邋遢”的学生们将行李收拾得异常整齐，嚷着问她“何时回家”。
王洪波笑着宽慰小徐老师说：“他们现在人不会丢、东西也不会丢，因为他们现在恨不得马上回去给家里人显摆，给家里人‘献宝’。”
安全回到科巴，除了带回礼品，孩子们也带回了外面的见闻。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女生们都在小声叽叽喳喳。“见过世面”的男生开始四处炫耀。可男生们的说辞引发了不小非议。
“吹牛”、“假的”、“说谎”……非议逐渐演化成了争执，众口难辨的男生只能用拳头来“捍卫”。只是一场场打斗过后，相信的与不信的，谁都无法说服谁。而这也仅仅是科巴的一段插曲，生活依旧继续。
科巴艺术团多年来曾前往各地表演。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第一次看升旗
此时，“又待半年”的王洪波再将辞行。他没忘“带孩子们去天安门看升旗”的承诺。
回到北京，王洪波将见闻告诉给了周围朋友。
2013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向科巴发出了邀请。王洪波激动不已。
王洪波记得，火车驶入北京西客站站台，他拉着12名孩子们踩上站台的地板，看着孩子们穿的定制T恤背后大字：“科巴孩子，北京梦想成真”，他说自己有些恍惚。
对于王洪波来说，演出是次要的，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才是此行的目的。
那天按照计划，他们凌晨1时许起床，2时许出发赶往天安门广场。可没有想到，那天迎来2013年北京入夏后的第一场大雨。
那是一场倾盆大雨，从凌晨1时开始，直到清晨6时许才逐渐转小。
当天，北京师范大学14名学生陪着他们，出发前买了简易的雨披，一人抱着一个。进入广场后，大雨还在下，非常寒冷，大家又站了很久，但依旧在等待，等待升旗仪式。
王洪波在记录那一夜时写道，“在那个夜，好多幼小心灵得到洗刷、历练，这是科巴山里孩子的梦想之路所必需承受的。”
雨后，12名来自科巴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了升旗仪式，而且是在天安门。
王洪波感动得稀里哗啦。他写道：“那天之后，无论是青海科巴的孩子，还是北师大的学生，一下都觉得自己长大了，懂得了好多好多：责任、神圣、挚爱。”
2013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礼堂内，科巴12名孩子的一场综合演出，再一次引起轰动。
演出归来，生活依旧。
但王洪波发现，这些孩子在慢慢长大，在舞蹈、唱歌方面越来越有形态，伸胳膊出腿脚时，也有了模样。
2013年，来自青海科巴的孩子们第一次到北京看升旗仪式。摄影/王洪波
《热梦科巴》里的追梦故事
王洪波一直想把两年的支教经历告诉给外界，“为何不写个剧本，让孩子们‘本色’出演？”
这个念头产生，剧本也开始创作。
创作需要故事，这对王洪波来说，太过简单，因为在科巴到处都是鲜活的故事，而自从到了科巴以后，这些鲜活生命始终在眼前晃动，萦回于梦中。
故事的主人公，王洪波想到了那个“高个子”女孩。
初见“高个子”女孩，她总缠在王洪波身边叽叽喳喳，讲她身上的“小事”，催问王洪波山外面的事情。
这样的孩子太多，王洪波很难有时间静下心来聆听、讲述。
王洪波给自己定了几个原则，其中之一是不要对某一个孩子太过热情。不是不喜欢，而是不想让他们依赖：“因为我随时可能离开。”
之后，王洪波得知，女孩从小没有父亲，妈妈一个人养育她。小时候，女孩妈妈要去山上放羊，经常把她丢在羊圈，和那些没出圈的羊挤在一起。正常天气时，女孩过得还好，赶上下大雪，女孩只能睡在雪中，抱着羊羔取暖。
到了可以上小学的年龄，女孩接替了母亲，开始每天上山赶羊放牛。
王洪波知道，如果不出意外，这个女孩的人生轨迹会延续她的母亲：到了年龄，嫁人、生娃、继续放羊。
后来，“高个子”女孩跟着大家去了北京。回乡后，女孩开始痴迷于学习，她说，她要出山，要考大学，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同时她也知道，只有考上大学，才能真的离老师近一些。
王洪波开始创作《热梦科巴》时，女孩已经在高中，学习也越发优秀。
王洪波去了“高个子”女孩的家，看了她曾经睡过的羊圈，走过她曾放羊的地方。
此时，王洪波知道了“热梦”。何为“热梦”“热梦”是理想、追求的意思。
按照女孩的故事，一部名为《热梦科巴》的剧本逐渐完成。
这是一个关于科巴孩子追梦的故事。关于《热梦科巴》，无数次演出的故事梗概都曾这样介绍。
科巴在哪里，大山就在哪里；孩子在哪里，云霞就在哪里。
桑烟在哪里，神明就在哪里；心灵在哪里，梦想就在哪里。
在青海高原，黄河北岸赤裸的群山中，有这么一群孩子，他们家里祖祖辈辈就在农牧交杂地区劳作，很多人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孩子只能在闭塞的大山内用自己的梦想来描述外面世界，五颜六色，远不可及。
终于有一天，大山里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在支教老师的努力下，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这些小精灵背负着寄托，冲破羁绊，走出大山，走出闭塞，走到祖国的首都北京，走到梦想里最美丽的世界。
在青海科巴，孩子们用学习和艺术逐渐走出大山。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脸皮厚一点的地摊演出
2014年初，歌舞剧《热梦科巴》写成，紧接着排练。
包括王洪波在内，很多支教老师都不是艺术专业出身，山外的专业老师又请不来。
小苗老师把自己在深圳少年宫那套基本训练方法搬出来，做了简版的《热梦科巴》教给孩子们。
没有排练场，孩子们就在村里找地方练习。
隔壁村那座冰冷、坚硬的水泥桥桥栏是孩子们每日晨练压腿的地方；赶上冬季，天冷风大，孩子们钻到放羊的土沟里照旧练习，河边桥头下腰、土崖房边上倒立。
每日早上7点半，山里的天还黑着，王洪波带着孩子们跑操。他穿着两件毛衣和两件羽绒服，还是感到冷，“冷到骨髓里。”
没有音响，全靠老师用口令喊着练习，老师不在的时候，孩子们就自己喊口令。
每天，孩子们一遍遍压腿弯腰，他们不知道干这些是为了什么，但似乎又能明白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排演是否有未来？王洪波说，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所有的坚持都是一种苦熬，可能会熬过这个月，但还能熬过下个月吗？没人说得清。
孩子们在露天场地下不断坚持，有时老师在场，有时不在场，孩子们都在自己组织训练。
于是，一个一个动作完成，一天一天重复排演，《热梦科巴》有了成果。此时，深圳一家公司向科巴发出了邀请。
因为临时有事，王洪波不能跟着去深圳。
送到西宁，王洪波仍有担心。大山的操场不比深圳的现代舞台，这些山里孩子从没见过正规舞台，也不知道灯光、音响效果。平时用的配乐还是支教老师自己用手机录制合成的，听起来有些刺耳混杂。
王洪波怕学校练得再好，万一因为空间反差，造成孩子们紧张，将剧情和动作遗漏。
于是，王洪波找到了西宁王府井百货。商场老总很支持这些孩子，在商场街边给孩子们支了一个大棚，孩子们准备开始他们的“地摊演出”首演。
为了让这些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围观，王洪波让孩子们在街边练起了早功，一时间，路人围了上来。
“脸皮可以厚一点，用不着害怕。”支教老师在一旁鼓励。
“地摊演出”时间到了，支教老师当起了主持人。
2个小时的街边演出，什么人都有，路人、保安、顾客，甚至还来了媒体记者。
演出很流畅，第一次演出就在青海省会，王洪波还不忘对观众进行“采访”。
当地人说，这戏有味儿。
演出结束，孩子们非常兴奋，吃完晚饭，在街边扯着嗓子唱歌、跳舞，俨然一个个山里娃都成了“大明星”。
王洪波问孩子们：演出得好不好，漂亮不？
孩子高声尖叫回答：太漂亮了。
王洪波心里算是有了底，“地摊都能演出，深圳还怕什么”。
深圳的演出很成功，孩子们带着许多灯光、掌声和欢呼又回到科巴。
一切又立刻恢复到原来样子：女孩还是家中劳动的骨干，各种收麦子、挖土、砌墙、开手扶拖拉机，都在忙着干活。
但王洪波开始坚信，或许，艺术能给这些孩子开辟出一条走出大山的小路。
科巴艺术团曾前往各地表演。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山村里走出来的艺术团
2015年，国家发布了脱贫攻坚政策。西宁艺术剧院联系上了王洪波，按计划打算招6名孩子先去上艺校，等毕业后，便能进剧团，这可是西宁市的歌舞剧团。
“这是天大的好事。”王洪波说，但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村子里的大人普遍认为，剧院是不好的地方，特别是看到这家剧团落款有“公司”的字样。
支教老师努力去解释，剧团是“国家的”，可等来的却是千奇百怪的拒绝。
有人说，儿子去了艺校，家里活儿没人干，地荒了咋办？
有人说，学艺太费钱，不现实，不如去打工；
有人说，孩子太小，舍不得到外面去吃苦；
有人看到大家都不去，也不让孩子去了。
最为无力反驳的理由是：“我孩子要去考大学”。王洪波说，这个理由最冠冕堂皇，尽管这家人的女儿当时才五年级。之后王洪波才得知内情：这家没儿子，父亲想着女儿大了，用她给家里招婿。
之后，王洪波再见这个女孩，她一直在河滩放羊。
一天，王洪波回村，女孩跟着他。王洪波走，女孩也走，王洪波停，女孩也停，二人保持着20米左右的距离。
王洪波：“还想训练不？”
女孩点点头。“我们每天都要训练，你要愿意来，就来，别跟着我了。”说完，王洪波转头离开。
此后，每天清早，这个女孩都抱着演出服出门，将演出服藏在村外一块石头下面，再去放羊。羊到了地方散开吃草，她再转头取衣服来训练。
女孩父亲还会责骂，但拗不过女孩的性子。
直到有天，女孩出了成绩，这位父亲托人来感谢。
最终，那次前往艺校学习的6个名额，因种种干扰只去了3人。
将3名孩子送到西宁时，王洪波还是有些担心：毕竟孩子们都大了，外面的世界又充满了诱惑，他怕这些孩子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
临走前，王洪波告诉孩子们：你们是科巴的希望、是科巴的英雄，要相互监督，你们有集体荣誉，可以饿肚子，但不能丢了你们的荣誉。
事实证明，这些孩子从没让王洪波失望过，在艺校，他们从刚进艺校时的垫底走向了优秀。
经过深圳的演出，《热梦科巴》有了名气，精准扶贫政策也开始让科巴有了改变。
2015年，艺术团在青海正式注册成立。从前只能在露天空地进行训练的孩子们，也有了相对规范的室内训练场所。
之后，西安、北京等地陆续发出邀请，孩子们演出也越发有了模样。支教老师开始筹备新的剧目。
2016年，小小艺术团终于引起文化部的注意，提出要派遣这个民间团队去港澳做艺术交流。
2017年1月，艺术团在港澳的演出大获成功。7月，音乐剧首演成功。
2018年，《热梦科巴》在国家儿童戏剧节上演出，并获得优秀剧目奖，还进行16场不同的文化交流演出，参加了北京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舞蹈又获金奖，同时，还在全国青少年语言类大赛获得金奖，一切成就犹如“破天荒”。
王洪波说，虽然艺术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面对无数大山的隔绝，要想真的走出来到外面世界，困难永远都会存在，面对挑战而不胆怯，才能跨越一道道绝境。
在青海科巴，孩子们用学习和艺术逐渐走出大山。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挑战总在每一天
2018年9月2日，王洪波带着孩子们历经生死，穿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地质灾害带。
当天，已过了艺校开学的日子。可那几天突如其来的大雨，每天要下五六个小时，科巴两个方向的公路全部被冲毁，出村已没了路。
艺术中心门前，科沿河河水在咆哮，犹如王洪波的内心。
要带的行李和物品过重，本想着，天气好转再送到西宁也不迟。但这次去西宁，王洪波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谈成了，孩子们可能会得到一次重要机会。同时，孩子们又急着去学校报到。
泥石流、垮塌、断桥、泥浆路，车根本走不动。
临近中午，王洪波开始和当地老师想对策。当地老师说，按照过去传统，从科巴出发，徒步翻越三座大山，出山后找公路，再沿途找车去西宁。
山路有40多里，随时有可能出现山体滑坡，还有泥石流、垮塌的风险。
王洪波说，没办法，只有豁出去了，走！
清晨6时许，天还未亮，孩子们跟着王洪波和其他老师准备徒步穿越。
王洪波翻出了身上仅有的一点存货，每人两个巧克力棒、少量水果、一些方便面，还有十天前深圳来人留下的饮料。
孩子们盯着想吃，可王洪波说，等上山时再吃。
出村不久，发现一座过河的桥已被冲塌，而这是必经之路。现在要过河，必须从一根粗水管上踩着过去。
所有人像表演平衡木一样渡河，包括上了年纪的王洪波。
过河后，上了大路，也是一片泥泞，踩下去鞋里就灌满了泥浆。有孩子舍不得把新鞋弄脏，耍起了小聪明，鞋子外绑上塑料袋，以为鞋子不会遭殃。可一脚下去，鞋子就被泥浆“没收”了。
一行人在这种泥沙混杂的公路上，走了30多里，过了金源乡，在公路边的一个转弯处，眼前的景象再一次给众人出了难题：所有的路面都被冲毁了。
为了避开这段路，孩子们背着物品开始爬山。坡很陡，直接往上爬，王洪波的心脏和肺无法支撑他完成这种高海拔垂直攀登的事情。
幸好有两个孩子在身边，拉着他，一层一层泥土坎拽着他。向上爬了大约100米，王洪波已经不行了，他记得，眼睛开始发胀。第二个100米，他眼前只剩一圈圈闪闪亮，什么都看不见。王洪波跟孩子们说，绝对不能再这样直线往上爬了。
于是，大家想到的对策是，沿着破烂的公路转圈，沿着缓坡往前走。
在断裂的公路上，所有人像在跳格子一样，一跳一跳地前进。
走在前面的人说，公路上裂缝越来越多，最深处超过两米，人要是掉下去，谁都救不了。
更要命的是，前面的路，有些部分翘起一两米，人需要连爬带跳地过去。
在这段公路上，大家走累了，只能躺在地上休息一下。一路上，王洪波边走边喘，不时用手机拍下眼前的景象。他说，这就是科巴孩子的开学第一课，但人生的道路就是这么艰难，我们这些年不都是这样义无反顾地面对一次又一次艰难。
最终，所有人都成功走出了这段公路，找到了班车。
王洪波说，我们一直在上演的《热梦科巴》为什么好看，能戳中人心？就是因为孩子们的努力、孩子们在面对艰难时不肯放弃的精神。《听见·科巴》的歌声为什么这么美妙动听？就是在于这种歌声需要穿过多少艰难和险恶，才能走到人们的面前。
科巴艺术团曾前往各地表演。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因为改变看到了希望
王洪波常常翻出多年前的照片让孩子们看。
这些年来，孩子们变化太快，他们已经怕看到过去的照片。现在孩子们更愿意用“美颜”拍照，拍出的照片里，他们美若天仙。
当王洪波再次举起手机，他们总是说，老师你拍风景那么美，为什么拍我们都那么可怕呢。
王洪波只是笑。他说，只有对比，才能看到改变，只有对比，才能见到变自信后的美。
然而，无论孩子们去过多少地方，受到多少礼赞，在一些家长看来，孩子们都没在“干正事”。
2018年，孩子们在北京参加表演时，看见中央民族大学在艺考招生。
王洪波鼓励孩子们去艺考现场看看。在考场，孩子们才知道，通过艺考和文化课考试，竟然可以上大学。
于是，王洪波开始有了另一个念头：让孩子们考大学。
2020年，当20名孩子通过艺考取得成绩后，家长们还是认为是在浪费时间。
可孩子们和支教老师已经不再理会周围的声音，他们继续努力复习、考试，他们知道，只有结果才能改变一切。
直到录取通知书发到20名学生家里时，王洪波成了家长们的中心。天天有家长来艺术中心找他说话，想请他吃饭。
王洪波说，考上大学，只是所有努力后的衍生品。
“我不是神仙，不会掐指一算，根本没想过有今天。”王洪波说，其实，过去9年经历，支教老师们和孩子们都是在走一步看一步。
2012年，有机会去合肥，“出去，长长见识吧。”
2013年，有机会去北京，“能去天安门看升旗。”
2014年，总结两年经历，写了《热梦科巴》的剧本，“有地方让演，挺好。”演完，该散伙了，可孩子们又不愿意。
2015年，有了点名气，好多地方让去演出，扶贫政策也来了，还送了3名孩子去艺校学习，挺好。
2016年，北京又邀请演出，再咬咬牙努力一下，又排了新剧。
2017年，受指派去港澳演出，效果不错。到夏天连出两部新剧。
2018年，获奖不断，一切成就犹如“破天荒”。
2019年，参加国际民间艺术节，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舞剧、话剧，变得更加成熟。
2020年，有20名孩子考入了大学。
王洪波回头看这一切经历，犹如梦境，每一步都是独立的个体，但汇到一起，就是人们常说的希望。
科巴孩子也将希望带到外界。在北京，他们给绝症病人做心理治愈系演唱、给那些靠人工耳蜗恢复听力的孩子演示什么是声音；在深圳，给高墙内的犯人带去自由小鸟在蓝天里飞翔、呼唤内心善良的歌舞。
王洪波说，这些山里孩子曾经被贫困逼仄着，蜷缩在大山中无助地看着四周，而今逐渐变得也能向陷入困顿的人伸出援手了，这让他们感到特别充实与自在。
《热梦科巴》故事里那个“高个子”女孩，后来参加高考，被西安一所大学录取，今年在重庆一家公司找到了实习工作。王洪波看到她所投的个人简历，已经看不到山里孩子的模样。
2021年，科巴的孩子又取得了不错的艺考和高考成绩，又有人将被大学录取。王洪波还在为孩子以后的上学费用发愁，毕竟学艺术是很花钱的事情。而现在的艺术团，前前后后已出现30多个大学生，分散在全国各地，要给这些孩子补习文化课与英语，还要兼顾艺术团的演出，这让王洪波焦虑万分。
王洪波说，看到山里在改变，孩子们在改变，家长们在改变，当地人在孩子身上看到了持之以恒，看到了希望。
上游新闻记者 贾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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