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两句诗大家肯定都不会陌生吧，被广泛用于婚礼现场，估计连司仪都快要说吐了。
但是且慢，这两句诗真的是说爱情的吗？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了。
这两句诗出自《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现今我们看到的《诗经》，是由汉代毛亨所传，很多人也将其叫做《毛诗》。
其实在汉代时，研究《诗经》的共有四拨，除了毛亨之外，还有齐人辕固生传的《齐诗》，鲁人申培公传的《鲁诗》，以及燕人韩婴传的《韩诗》。在西汉时，《毛诗》不如其他三家，属于在民间流传的私学，直到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亲自作笺，才开始流行，另外三家反而慢慢消失了。
唐朝初期，孔颖达奉诏撰定《五经正义》，在毛亨传和郑玄笺的基础上加以正义疏通，完成了《毛诗正义》，不仅是唐代明经科的官定教科书，还被收录进《十三经注疏》，地位非常高。
《毛诗序》中称：“《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
在《左传》中，明确记载了州吁的乱卫事件，诗文中也点出“孙子文仲”、“平陈与宋”，因此《毛诗序》所言基本可信。
前三章节的内容几乎不存在争议，那么就按照《毛诗正义》的注疏来翻成白话文：“战鼓擂得镗镗响，士兵踊跃练习兵器。有人服役土工，有人在漕邑修筑城墙，偏偏只有我远征南方，跟随着孙仲子，平定了陈蔡。平定了以后还不让我回家，我不禁忧心忡忡。在哪儿安身歇脚？在哪丢失马匹？你们到哪儿找我啊？就在那荒远的山林里吧！”
至于最后两章，在历史上争议很大。西汉《毛诗故训传》说：“契阔，勤苦也。说，数也。偕，俱也。”
东汉郑玄和毛亨大意一致，但是他把“说”看成是“悦”的通假字。《毛诗笺》云：“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执其手，与之约，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
郑玄明确指出，这句诗就是指“战友情”，参看诗句中“与其伍”。郑玄是汉末时期经学大家，《毛诗笺》注在《周礼》《仪礼》《礼记》之后，证《诗》时多引用《礼》，虽有些牵强，但其说法在之后几百年间仍被视作圭臬。
历史可考第一个认为是指“男女之情”的，是王肃。和郑玄一样，王肃也是博览群经的大家，在魏晋时期影响力非常大，清朝的皮锡瑞在《经学历史》说道：“郑学出而汉学衰，王学出而郑学亦衰。”
但可惜的是，王肃所作的《毛诗注》《毛诗问难》等书籍并未流传下来，但是《毛诗正义》有引用王肃的解释：“言国人世家之志，欲相与从生死，契阔勤苦而不相离，相与成男女之数，相扶持俱老。”
当时，王肃和郑玄在学术上不和，你说东我就说西，“男女之情”一说历经魏晋南北朝依然未能成为文学界主流，直到唐朝时期的《毛诗正义》，依然认定其为“战友情”。
但是到了宋代，疑古风气渐起，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指出：“《击鼓》五章，自爰处而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说，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时王肃之说为是，则郑于此诗，一篇之失太半矣。”
欧阳修认同王肃的看法，也认为是写夫妻男女之情，并认同诗作背景为州吁连同陈国、蔡国伐郑，据此提出质疑：第一，州吁当时属于篡位，人心不向，并非是郑玄所指的士兵之间背叛和逃离；第二，《左传》等典籍记载，当时并未发生战争，仅围困郑国五日就走了，因此士兵奔逃、背弃的理由不成立。
男女之情的说法，直到宋朝理学家朱熹所著的《诗集传》问世，才真正成为主流看法，此后元明清八百年无人可撼动其地位。
到了近代，钱钟书先生同样认为是指男女之情，并在《管锥编》中基于王肃的说法加以推演——
《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正义》：王肃云：“言国人室家之志，欲相与从；‘生死契阔’，勤苦而不相离，相与成男女之数，相扶持俱老。’”
按《笺》甚迂谬，王说是也，而于“契阔”解亦未确。盖征人别室妇之词，恐战死而不能归，故次章曰：“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死生”此章溯成婚之时，同室同穴，盟言在耳。然而生离死别，道远年深，行者不保归其家，居者未必安于室，盟誓旦旦，或且如镂空画水。故末章曰：“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但是，到了21世纪以来，“战友情”一说再次被提出，认为“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言之情绵绵厚重，谁能说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的感情，就低于两情相悦情投白首的感情？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理解为战友情还是男女情，其实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从该诗中所获得的“生死相约”的真情，很值得今天的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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