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文字演化的规律，中国文字应该由“原始刻符”，发展成为“原始文字”，进而再发展为“初熟文字”，最终进化出“成熟文字”的代表甲骨文。
问题在于：甲骨文上的“成熟文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由于甲骨文卜辞记载的主要是盘庚之后的事迹，因此如今普遍的认知是甲骨文形成于商代，或商代盘庚迁殷时，也就是距今3600年或距今3300年时中国形成成熟的文字——甲骨文。
然而，这种认知其实并不准确，根据甲骨文卜辞记载来看，早在五帝时期，中国已有成熟文字，距今超过4000年！
根据史书记载，商人始祖或是帝喾，或是帝舜，或是帝俊，距今大约4100年左右。而在甲骨文中，这个人得到了证实。
甲骨文中明确记载了“高祖夒”或“高祖夋”，其中“夋”通“俊”。东晋郭璞注释山海经中的“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时说：“俊亦舜字，假借音也。”也就是说，甲骨文中的“高祖夒”或“高祖夋”，既可以说是帝俊，也可以说是帝舜。
除了“高祖夒”或“高祖夋”之外，甲骨文中还有“高祖河、高祖王亥（振）、王亘”等商人先公记载。
王亥（活跃于夏代中前期）之前，史书记载的部分商代先公，在甲骨文中并未找到，但到了王亥之后，商代世系更为清晰，在“周祭谱”中频繁出现，可与史书记载一一对应。
从甲骨文对商代先公的记载来看，商人在五帝时期已有成熟文字。原因很简单，如果商人没有较高的文明、成熟的文字，首领如何会给自己取名，后人如何记录这些先公的名字，并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去？
汉字六书造字法，甲骨文已经全部具备，其中的象形字较为简单，大致将事物形象线条化即可，但会意字非常抽象，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很难掌握会意造字法。比如，颜色如何表达，东南西北如何表达？接下来，笔者就“东与西”两个字作一下分析。
甲骨文中的东字（见下图），两头用绳索扎住口袋的象形，或者像一个竹木编的笼子。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从日在木中”，但现代学者认为许慎是根据篆文望文生义，甲骨文没有表现出“日在木中”。总之，东字本义如何还是一个谜团。
甲骨文中的西字（见下图），犹如一个鸟巢，有夕阳西落倦鸟归巢之意，于是后来由此定义“西方”。
不过，也有人根据西字字形，分析认为与鸟巢差异较大，应是指竹木编制的器具，鸟巢说是受到了小篆的影响，因为小篆西字有一个“弓”形，可以解释为“鸟”。
如果将东字解读为竹木笼子等编织而成的器具，那么西字似乎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器具，这就与泛指物品的“东西”对应起来。
但无论“东与西”的本义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东与西的本义是具体物品，然后经过长时间演化之后，才成为抽象的方向概念。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人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四方概念。湖南彭头山文化（距今约10000～7800年）中，已有四方纹。距今6500年的河南西水坡遗址中，墓葬蚌壳图形表明，当时古人已经精确测定了“子午、卯酉”的“东南西北”方位。距今4000多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中，古人观象授时，已有明确的四方概念。
艺术源于生活，文字也源于社会需求，因此表达东南西北的文字，应该很早就出现了。也就是说，甲骨文中表达“东南西北”概念的文字，可能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演化形成，当时“竹木编的笼子”就已经代表东方了。当然，不排除甲骨文之前的“东南西北”文字，是另一套文字，只是没能传承下来。
如果早在4000多年前，中国已有成熟文字，那么为何如今找不到证据呢？其实，以商代日常的文字载体来看，夏朝之前与夏朝的文字载体，应该是已经腐烂了。
甲骨文因为刻在龟甲或骨头上而保存了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代没有其他文字载体。从甲骨文“册”、“典”、“书”等文字来看，商代日常公文是用毛笔写在竹简、木简上的。
甲骨文中的册字，是两根绳子捆绑竹简的象形，典字是两手捧住“册”的象形。因此，从字形上来看，商代的文字载体是竹简，周代的与之一脉相承。
甲骨文中的书字，是一只手竖立持笔，正在书写的象形。甲骨文是刀刻文字，不可能竖立刻字，只会是斜着持刀。
从考古上看，石峁遗址、陶寺遗址、甲骨文上等，都有使用毛笔的证据。也就是说，史记说蒙恬发明毛笔并不属实，大概只是改进了毛笔，中国人使用毛笔的历史，至少已有4000多年。
因此，根据甲骨文“册”、“书”等字形，以及相关考古发现来说，商代正常文书应该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可见，夏朝及之前的文字，极有可能也是写在竹简上的。
商人重鬼神，将卜辞刻在龟甲上以问鬼神，因此甲骨文有着特殊的用途。但夏朝乃至以前的五帝时，未必有着这样的习俗，或许因为他们的文书全都写在竹简上，最终因为岁月的原因而化为了泥土，以至今人考古找不到丝毫痕迹。
总之，从甲骨文对先公的记载，以及表达抽象概念的文字演化逻辑来说，中国文字的成熟时间应该前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大致应该是在五帝时代。
让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主要采用竹简、木简作为文字载体，扛不住岁月的侵蚀而化为泥土，导致今天无法确认中国文字的成熟时间，如今只能姑且认为成熟于商代。
参考资料：甲文编、《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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