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刚刚过去，这一年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因为它实在是太不平凡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见证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但也有很多人在这一年露出了马脚。在时代的巨轮之下，原本被奉为座上宾的“公知”以及“良心企业家”们，几乎遭遇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故。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与打量这些冠 冕堂皇甚至已然登堂入室的人物，猛然间又惊醒，不由地脊背一阵发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假设没有“996福报”以及“蚂蚁上市”的变故，马云或许还是那个和蔼可亲的“马爸爸”，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个曾经嘲讽一切打破一切的人，却悄然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虽不至于“人人喊打”，然而人设早已崩塌。近来，马云与他的蚂蚁集团，又因为染指云南咖啡行业，遭到了大家一致地口诛笔伐，其中的委曲或许另有乾坤，但目前的瓜就是这么大。
看哪，轰轰烈烈的“造神时代”已经结束了，无数原本高高在上的神祇纷纷跌落神坛，慈悲庄严的表象实在是掩盖不住他们的獠牙与野心。
在此，我们不得不回过头去，重新阅读1925年12月1日，毛主席撰写的那篇经典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牛顿曾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么，我们也应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俯视这纷繁世界和大千众生。
《人民日报》在数次约谈蚂蚁之后，做出了一个回应：“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这或许是国家对于互联网行业甚至是所有企业大佬最大的结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主席在1925年便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应当也必须回过头去，重新阅读他老人家当时的分析，尽快地给出这个时代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民一思考，资本家就发慌”，毕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冰之旅上，会有很多人的梦破碎。——人民的每一次觉醒与进步，都伴随着一种声音，那是资本家们梦幻破碎的声音。
01.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毛主席当时撰写这篇文章时，其根本点在于反思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左倾和右倾。所谓的左倾，指的是以张国焘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人的观点，他们照搬照套苏联的那一套理论，丝毫不顾及中国国内的现实情况，只注意团结工人而忽视农民；而右倾机会主义，则是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人的观点，他们同样忘记了农民，但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大地主阶级上。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两种倾向的弊端，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并且所团结的对象都是靠不住的。首先，毛主席提出大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都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是完全与中国革命道路相违背的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而对于工人阶级，毛主席认为他们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但张国焘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近代中国是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
“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
毛主席认为，工人阶级是最进步最纯粹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在数量上是不占优势的。他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失败时，清醒地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由此，毛主席才会在文章中提出那个最为经典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为当时的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我们的朋友是谁？毛主席认为有三类人，第一类是我们广大的同盟军，也就是包括工人、无生产资料的游民、丧失生产机会的手工业者在内，他们都是最为纯正的无产阶级，我们要将他们团结起来；第二类人是“半无产阶级”，也就是毛主席一直强调的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以及小贩等，他们从本质上来讲也属于无产阶级，只不过他们表面上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这类人也是我们需要团结起来的。
而第三类人的成分就极为复杂，他们涵盖了一部分的中产阶级、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在内，而他们的职业则是五花八门的。这些人当中，不仅仅有稍微富裕的自耕农、手工业者（注意，不是“小手工业者”）、学生、律师、小公务员、教师以及一些民族资产阶级者。这些人中以“民族资产阶级者”为代表，他们的特点就是两个字——“犹豫”，这些人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但毛主席认为，虽然不能够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但还是应当尽量团结其中的进步人士。
而我们的敌人是谁？“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毛主席在他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些人，并且在其后的“七大”中提出了“两座大山”，即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
1948年4月，毛主席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地将“官僚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并列，这便是我们熟知的“三座大山”。
“反帝反封建”一直以来都是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题，但唯有“官僚资本主义”隐藏得极深，当然，我们也可以通俗地将其称之为“买办阶级”。（两者不等同，官僚资本有买办性）“买办”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他们往往会化妆成为各种各样的形态，并且一直贻害后人。
“三座大山”已经被推翻了，旧式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外貌呈现的“买办阶级”已经当然无存了，但是，买办阶级的冤魂一直在我们身边游荡，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新式买办”。
02.官僚资本，民族资产
“买办阶级”与其他阶级的根本不同在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面目过于清晰，以致于人们能够很清楚地识破它们的伪装，即便有少数的游魂依旧在中华大地上飘荡着，但人们的警惕心足以将它们杀死。
但“买办”就不同了，它一直以来都披着各种各样的外衣，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随时随地都会以全新的面貌卷土重来。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买办”一直存在，而且近来又愈演愈烈的趋势。 “官僚资本主义”的存在是相当明显的，它必须要依附在合适的条件之下才能够生存，而且是五种极为特殊的条件。即“私人财产所有制、政府或者立法机构权力高度集中、 政治体制与现代公民意识的落后、存在闲置资本和寻租故意以及寻租资本以获得超额暴利为目的”五种现实条件。
严苛的条件使得“官僚资本”一出现便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也是它被列为重点消灭的“三座大山”的原因之一，因为它的力量是明显而又巨大的。
但是，“买办”并不是这么回事，它是近代腐朽的条件下产生的罪恶花朵，虽然有时候会结出一个两个稍微甜蜜的果实，但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释放种种恶臭，不断地腐蚀人们的心灵。
究其根本，“官僚资本主义”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谋，而买办不过是资本主义侵略的帮凶。它既能够依附在外来的侵略势力之上，也依附于腐朽的封建势力之上，而且善于化装成种种不同的样子。但是，这是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国去讲的，“官僚资本主义”可以被视为“买办”的升级版，只不过他们在当时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结合到了一起罢了。
故而，就实际的历史实践来看，那当然是“官僚资本主义”对国家的实际伤害更大，这也是毛主席将其放在“三座大山”去推翻的原因，这是站在现实的角度去考量的。但历史一直是运动的，当今的中国不要说“官僚资本主义”不存在了，就连“民族资产阶级”都荡然无存，中国人早就不搞阶级斗争的那一套了。
但是，我们应当时刻注意的是，“买办阶级”、“官僚资本”、“民族资产”这样的固有人群虽然不存在了，“买办性”这个冤魂却时刻飘荡在我们左右。 “买办阶级”、“官僚资本”、“民族资产”三者之间的桥梁，可谓与“买办性”分不开，力量过于单薄的“民族资产”由于固有的两面性，一旦被“买办性”腐蚀，便倒向了“买办阶级”的阵营。而“买办阶级”的“买办性”一旦掌握了经济、政治命脉，那么便将会使得国家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然，这三种“阶级”在“三大改造”之后，已经彻彻底底地从中国消失了。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这样的说法，最新的定义方式是“阶层”，这是中国人民彻彻底底地获得胜利的重要果实。
然而，这也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地方，阶层的划分方法虽然从根本上不同于阶级，但“买办性”这个毒瘤是不可能被根除的，它时刻游荡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03.虎门销烟，四大家族
很多人可能会看得一头雾水，不明白笔者到底在讲什么，那么笔者在这一小节举两个最为众人所周知的例子——虎门销烟和四大家族。
“虎门销烟”不是“买办”出现的最早的时期，但从林则徐与“买办”的斗争过程来看，充分显示了“买办性”的可怕之处。“买办”这个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其与洋人发生联系是清朝初年的事情了，其职责也不过是负责与外商交易的“公行的采买或者管事”，这一时期的“买办”还是较为中性的。
但随着清末的腐朽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买办”逐渐成为了洋人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其人群由最初的“公行的采买或管事”，拓展到了与外商交易、服务的官员和从业人员，再后来不断地扩大到一切与虎谋皮的参与人员。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无疑就是最好的证明，晚清的极度腐朽使得洋人不断地攫取在华利益，林则徐面对毒害中国人的鸦片贸易，果断地喊出了一个“不”字。但最终，林则徐还是不得不黯淡收场，“鸦片战争”的爆发虽然是主要原因，买办们为主子们摇旗呐喊也起到了很多的助攻作用。
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就有一条：清政府不能追究买办们的责任，更不能将其治罪。
有了这个开头之后，各类的买办便逐渐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而洋主子们也乐得豢养这样一批打手，越来越多的保护买办势力的条款被提出，最终损害的是底层的中国老百姓的利益。
1840年到1894年，买办们的总收入超过了4万万两白银， 而从1895年到1926年，买办们的总收入达到了惊人的12万万两白银。
这还是这些与虎谋皮的奴才们的收入，由中国流入国外的白银可想而知，可怜当时积贫积弱的百姓们，不仅陷入鸦片的陷阱损害了身体，还将白花花的银两拱手他人。
1914年，27岁的蒋介石在江浙财团的引荐之下，第一次结识了孙中山，从此以后，蒋介石与江浙财团可谓是形影不离了。事实上，长达七八十年的时间内，买办们与境外势力不断勾结渗透，早就将自己的魔爪伸向了中国的各个阶层。无论是晚清政府、孙中山时期还是蒋介石时期，到处都活跃着各类财团的影子，而这些财团的背后几乎都与帝国主义势力有关联。
当然，蒋介石不甘愿被江浙财团控制，所以在“北伐”结束之后，特意扶持了所谓的“四大家族”，这实在是背后捅刀子的事情。
从1926年北伐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终于形成了“官僚资本主义”，他们开始展露了邪恶的买办性和垄断性。
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中国在当时实际上是“买办当权”的，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在后期完全倒向了美国。时间回到1925年，当时38岁的蒋介石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长，成为了北伐的总指挥。而就在同年，毛泽东便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时的毛泽东年仅32岁。
毛泽东在买办阶级陷入癫狂的12年前，便预见性地指出了问题所在，他以自己一贯敏锐的洞察力，将第三个隐藏的敌人揪了出来——买办阶级。他将买办阶级放在了与大地主阶级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这是超越当时所有人的洞见的，“买办政权”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终于出现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04.推翻大山，改革开放
时间一直追溯到1948年，毛主席将“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等同起来，将其笼统地称之为“三座大山”。笔者在前面的小节中提到过，“官僚资产阶级”不等同于“买办”，虽然它的一个特性是“买办性”。
毛主席提出要推翻“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消灭“买办”，这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买办性是无法被消灭的。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最迫切需要被推翻的现实障碍，就是“三座大山”。就彻底地消灭“买办”或者是“买办性”，这是谁也无法做到的事情。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大改造”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了起来，这又完全是另外一个语境的事情了。
大家回顾一下历史，二战之后的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所受的损失却比战败国还要惨重。“雅尔塔体系”的成立，使得我国损失了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当时的苏联还有大量部队驻扎在东北以及新疆。《中美商约》的签订，使得中国自有的经济体系崩溃，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美国的商品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国。
各位，蒋介石在最后查来查去，查到了自己的外甥的身上，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所以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四大家族”是买办势力，其实背后的大老虎是蒋家王朝的头头啊！连一个政府的领导者，都成为了俯首他人的买办，这样的国家如何会有希望？但是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买办性”这个冤魂是飘忽不散的，任何人都可能中招。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主席大手一挥，“三座大山”土崩瓦解，地主、帝国主义、买办们纷纷逃散。随着之后的“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开始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那个时候真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历史总是动态演变的，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历史的潮流，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政治斗争之后，大家还是发现经济最重要，不能老是斗来斗去。
于是“改革开放”出现了，中国人不再纠结“姓资还是姓社”这个问题，而是勤勤恳恳地挣钱去了。然而，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尤其是90年代外资大量涌入中国，许许多多新式的“买办”又出现了。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片面地去指责谁，我们只能说应当警惕。
拿1840年前后、1925年前后、1995年前后对比的话，我们发现买办们迫害同胞的手段一直在变化。1840年到1884年期间，买办们在帮助洋主子们卖鸦片，同时大量地贩卖自己的同胞成为“华工”，可以说美国的旧金山是苦难的中国华工贡献出来的。而1895年到1925年前后，这些买办们在干嘛？在向社会各个阶层渗透，不断控制政治、经济乃至是军事的方方面面，到1937年达到了一个高潮点。
那么1995年前后，出现了什么新的买办呢？他们伪装成为了什么呢？广东外资企业的中国高级管理人员，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外资工厂的福利待遇在一开始吸引了不少人。人一多，就变得不值钱了，那么，这些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就向洋老板们建议“取消各种福利政策”，于是，越来越多的“打工人”成为黑心工厂压榨的对象。
当然，秉着“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的原则，这些洋老板在中国代理的高级管理人员们，炮制了一整套适应中国人的管理规章制度。大家仔细地分析一下，“买办性”这种东西是否依旧存在?对的，这个问题连毛主席都无法解决，或许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05.造神运动，精神买办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内在近20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这些被造出来的“神”，大致能够被分为三类：无德公知、无德企业家以及无德文化人。无一例外，这些人的身上都遍布着光环，各种头衔几乎看得人眼花缭乱，于是他们的话便成为了众人心中的圭臬。
“中国人素质差”
“中国文化不如西方”
“中国没有人权”
“中国人不尊重女性”
“996是福报”
“哪有人赚钱不拼命啊”
等等诸如此类的话，经由一个又一个的“大佬们”的口口相传，最终中国人便完全扭曲了。
西方的价值观、西方的学术体系、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审美、西方的语言乃至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似乎都要比中国的要高上一个等级。当然，如果要加上中间的日韩的话，那么就是高上两个等级。
笔者相信，对于这样的言论，各位一定是不会陌生的，因为它们至今仍然以庞大的数量和速度，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流动着，然后引诱不明就里的人上当受骗。“上兵伐谋，杀人诛心”，或许《孙子兵法》中的智慧精髓，也是国内的无德公知与文化人教给西方的吧！
而互联网的大佬们，在跑马圈地之后，不仅将手伸向了小区便利店、菜市场这样的民生工程，还要搞出一幕幕“大数据杀熟”的闹剧。当然，他们极力将自己包装成为高高在上的神祇，然后声嘶力竭地表演着，企图让世人相信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真是一言难尽，现在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主席在他的文章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善良勤劳的中国人民，绝对不是资本家以及境外势力待宰的羔羊，胜利最终属于辛勤劳动的中国人民。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谁还敢鼓吹自己的神话，谁还敢将自己推上神坛，那便是自取灭亡。
最后，还是借用《人民日报》的评论——“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共和国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是十四亿人民用辛勤的双手创造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主席在他的文章中已经说明了，我们要警惕的，是一个个伪装到极致的精神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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