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洛弟
导语
最新消息，“民国探案剧拍美国去了”这事儿，纯属吹了个大牛，有鼻子有眼的，谁听谁信。
网飞说了，他们也头一回听说自己要拍《午夜北平》，从来没跟作者保罗·法兰奇聊这事儿，更别提接洽姜文了。
至于姜大爷是不是真为这天天练英文了，也不一定。
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网飞真不拍了，中国人趁着民国探案剧还热乎，抓紧下手得了。
可有一样，最好还是找姜文。
网飞否认将改编《午夜北平》
为什么非姜文不可
《午夜北平》不是小说，传说中姜文要演的北平市警察局长，也不该是侦探。
不过，书里的“1937年东便门英国少女奸杀案“确有其事，八十年未破，成了民国版“黑色大丽花”——
悬案悬久了的归宿，都是都市传说，让途经此地的过路人打个冷颤。
但《午夜北平》不是对传说的演绎，相反，是作者保罗·法兰奇在现有史料基础上，对当年命案前后的条分缕析，试图还原某一种真相。
泡在中国十几年的英伦来客，把史料的编织线稿，与认识、想象的画图覆盖重合，就是这部《午夜北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2019年新中文版《午夜北平》，被纳入专门出版社科学术书籍的“甲骨文丛书”里，该丛书不收录小说
用侦探小说手法，去写个案背后的历史研究，让不是小说的《午夜北平》有了可改编性。
但真要下手拍，反而难了：描写涵盖面广、线索庞杂、背景知识丰富的全景画，是地狱难度的侦探片蓝本。
翁贝托·艾科《玫瑰的名字》小说与电影版，就几乎是两码事。那些不利于改编的部分，偏偏不可少：有它，这个故事才与众不同。
电影版《玫瑰的名字》满满好莱坞风
为了文本故事性与文学性，或知识性的两极有个统一，着力塑造一个主要人物，即侦探，是一个办法。
之前的传闻里，说姜文要饰演的北平市警察局长韩世清“会是个福尔摩斯式人物”，大约就从这儿来的。
不过，这就是整条传闻最不靠谱的地方了：
对民国史稍微熟悉的人，很少听过哪位京师警察厅总监，或是北平市警察局长，还是个大侦探的。
相比于破案，他们的精力更多在政治、军事方面——比如北平市警察局“末代局长”杨清植，就有军统特务背景。
北平市警察局长，不应该是《北平无战事》里徐铁英（陈宝国 饰）这个画风嘛
这个职位真正的身份，是北方军政要人，才不是包青天。
但要真拿北平警察当侦探，作为一个民国探案故事的视角，倒也不差。
“车船店脚牙，特务老警察”，他们所能接触的，上至高门大户，下到毒贩私娼，足够勾勒出一幅北平社会风情画。
旧警察既是承受重重压力的底层人物，又是侦缉破案过程中的“局内人”，其性格本身，也有着时代特性和人格特殊。
这正是侦探小说的方向之一：以侦探缉凶的轨迹视角，扫遍社会每个阶层角落，最终勾画出的，是一个社会时期的鲜活形态，和一个出色的侦探形象。
好比雷蒙德·钱德勒笔下的酒鬼侦探马洛，破一趟案，富家女、瘾君子、同性恋者、退役将军、黑道混混，什么人都见了。
马洛走到哪儿，哪条街就是40年代的洛杉矶。
假如《午夜北平》会有一个警察或侦探主人公，他要做的，也是这个。
通过他的眼，观众要从影视版《午夜北平》里，看到历史专著《午夜北平》想表达的东西。
这个担子谁来挑？非姜文不可。
那条假消息里没提，姜文会不会同时担任《午夜北平》的导演或编剧职务。
但无论编、导还是演，《午夜北平》确实太适合姜文了。
在这里，姜文无论处在任何创作位置，都能发挥他“自带的文学性”。
有演技、有气场、有个性，懂老北京，这是基本，不必多说。
重要的是两个字：掌故。
故都名人旧事轶闻，时间长了，嵌进历史的砖缝里，再挖出来，都叫掌故。
姜文是个掌故包袱，他真爱这个。
《午夜北平》里的帕梅拉谋杀案，就被他当作“掌故”塞进《邪不压正》里，与梁启超的肾、施剑翘的鞋、张自忠的隐同列。
他在意那个年代的人怎么活，从马拉火车到燕子李三，这些“北洋三部曲”里的历史梗，一样可以是《午夜北平》的基石。
在中国的民间文化里，“奇案”就是一种掌故，围绕案件本身的，必须也是掌故，才有模有样。
讲“阎瑞生案”，就得聊聊上海滩的花国选美，天津说书人讲不厌的“枪毙刘汉臣”“白宗巍坠楼”，往往是旧天津风貌的一次大科普，夹杂地方民俗、历史事件。
“懂这一套”的姜文参与，也许会保证一个“民国奇案”故事的风味。
要拍中国的“硬汉派”侦探故事，最好出在民国。
民国最好的发生时代，是北洋时代与“黄金十年”，拍那个年代最该找的人，是姜文。
为什么要拍《午夜北平》
假如《午夜北平》真的拍出，而且拍好，那太牛了。
它要填补的，是民国侦探剧最该填补，却至今从缺的一块空白——也就是上面说到的“奇案文化”。
奇案成为都市传说，可以夺人眼球、满足窥私，感官刺激是首要的商业价值。
此前，最爱“奇案”的一直是香港，从《香港奇案》一直拍到《踏血寻梅》，无论电影剧集都是热门，已然构成一种“奇案文化”。
奇案拍成三级片，大多数扫进了垃圾堆，有人文史料价值的，才留了下来。
天津的评书艺人，说《枪毙刘汉臣》《白宗巍坠楼》，从张寿臣到阎鹤祥，几十年都有人听。
案件本身，听书人早已滚瓜烂熟，再听，是为了听书外的知识。
曾经的案发地东便门，现属于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的一部分
所以，阎鹤祥的《枪毙刘汉臣》是带实地考察版本的，更会说的刘立福先生，连案发地中原公司每层的用途，送白宗巍去那儿的车夫，当天中午那碗捞面浇的什么卤，都能说出来。
一个时代的社会阶层、社会生活，往往能从民间奇案的述说中带出。
这也是《午夜北平》原著的目的：借侦探看社会，从奇案看中国。
而作为历史研究也好，古事新说也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必须与当下的社会产生联系。
正如《叫魂：1786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美国作者孔飞力，见到中文译者时的第一句话：
“我这本书也是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
这些文本所寻找的，是案件背后，从案发至今的历史当中，那些变与不变的东西。
凶手是谁，都不重要。如果当年制造凶案的现象、思潮、根性还在，换个人下刀，有什么分别？
之前“魔宙”在知乎、微信公众号连载的民国探案故事《北洋夜行记》，所虚构的看似是历史奇案，实则都与当下的社会热点相连结，显然是写给现代人看的。
但内地的民国侦探剧，极少有从这一方向走出去的。
最近热播的《绅探》也好，更早的《唐琅探案》《新神探联盟》也罢，更注重的，还是案件本身的推理悬疑。
民国探案题材里，最重视的还是“探案”而非“民国”。
这种现象，是内地民国探案题材的整体创作目的所导致的：
由于当代涉案题材的审查与播出困难，很多创作者选择“曲线救国”，让民国背景成为相关题材的“出口”。
首先，民国时期的近现代背景，无论是现代刑侦的出现，还是警察制度的形成，都有利于当代涉案题材直接移植。
其次，民国侦探文学的兴起，大面积受西方影响，程小青、孙了红等作家，都以模仿欧美侦探小说名作开宗立派。
这导致民国侦探文学在故事构架上，形成了接近西方侦探小说的完备，有了与古代公案小说完全不同的叙事传统，与当代涉案故事更接近。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民国时期是允许私家侦探存在的，这让很多“仿写”西方私家侦探故事的作品，找到了独一无二的生存土壤。
在民国，我们bei老师可以放心大胆做英伦风神探
所以，我们的“民国探案剧”其实与当代涉案题材，有着分不开的血缘。
说它没成型，却出过不少作品，说它是个独立题材，偏偏又具备极强的依附性。
如果《午夜北平》真能拍出民国北平风情画，把民国当民国来拍，意味着有了一部具备独立审美价值的民国探案剧作品。
对新类型的深度和广度的拓宽，甚至审美的提升和未来的存续，都是好事：
毕竟，探案剧一味“谈情说案”，同质化重复率高，观众迟早会要求更高级的作品。
如果没有，那就放弃这个类型——这才是以民国之名的“民国探案剧”最大的存在意义。
要不，趁着美国人没动作，中国人把《午夜北平》拍了得了。
当然，我们还是愿意看到姜老师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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