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陕化”当民工（续）
作者：刘正军
1970年5月，我和我们公社100多名社员（包括辛村高家高军民、常家常德善、岳家岳九斤），到陕西省化肥厂当了民工（时称“三线战士”）。该厂位于华县瓜坡公社三留大队，是“文革”期间我省“三线建设”的一个大项目。据当时宣传，厂子建成后每年生产合成氨12万吨，是全省最大的合成氨基地。
本世纪初期的陕化厂 自新华县
考剧团的经历
有次周六回家后，奶奶告诉我说，县剧团有个叫“文杰”的，骑自行车来过我家了。他说团里缺个弹三弦的，他把我推荐上去了，让我抽空到团里去一趟。
文杰是华县文工团的大提琴手，原先曾在我校宣传队呆过，和我相处得非常融洽。返乡后为解决工作问题，我曾请求过他伺机帮忙。他果然不忘昔日情谊，亲自找上门来了。我很快赶到县文工团，在他引荐下见了团长彭钟明、乐队队长权英华。他们随即对我进行面试，让我读了简谱，拉了二胡，弹了三弦。之后彭团长和我谈话，询问了我的情况，最后告诉我说，他们对我还算满意，让我在家等候消息。
我很高兴，觉得今生“翻身”的机会，也许就这样来到了，于是便把这个喜讯告知了几位好友。其中一位对此非常羡慕，后来竟毛遂自荐，独自到县文工团去了一趟。我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考剧团去了。我问他都会些什么？他说会“翻跟头”，并说在剧团他已表演过翻跟头了等等。
华县剧团大门 王新记供
后来我等了好长时间，没等到任何消息。年后见了文杰，问及原因，他说团里把我报到县革委会政工组后，因不符合参军条件被刷下来了。这时我才知晓，原来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年代里，县文工团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舆论阵地，招收团员的标准是非常苛刻的！——必须符合参军条件。于是我想，在从人生谷底向上攀登的这条道上，因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坎，所以我恐怕得在农村干一辈子了！想到这儿，我再次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想当年，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曾东碰西撞，历尽沧桑！
当保管的日子
冬季来到之前，厂里让我们搬到一个民工营地住下来。这个民工营地，位于良侯大队东侧，是厂里修铁路时遗留下来的。它四周是工棚，中间是个宽敞的院子。院子正中地底下，有个用铁道枕木作顶棚的地道——那是1969年“深挖洞，广积粮”时修筑的，用以躲避“苏修”的原子弹袭击。
搬到这里以后，我们3个连就分开住宿、分灶吃饭了。这时不知是何原因，也不知是谁的推荐，让我担任了我们连食堂的保管员，负责保管米面油菜兼售饭票。从此我再没下过工地，闲暇时就穿上围裙到食堂去帮厨。当时在厨房干得最多的活儿，是坐在案板旁和厨师们一边说笑一边揉馍。我双手揉馍的手艺，就是那时学会的。
当时我和厨师们一样，都是提前开饭的，想吃什么，就自己动手从锅里盆里舀什么。有次我看到锅底剩了一些菜汤，咕嘟咕嘟地泛着气泡，冒着热气，上面漂了一层油花花，就把它舀出来泡了两个馍吃了。隔会儿厨师们唤我吃饭，我说已吃过了。他们问吃的什么？我说吃的是锅底的菜汤泡馍。他们吃了一惊，随即大笑不止，捂着肚子直不起腰。我满脸茫然，大惑不解，后经询问才知，原来锅底剩下的那些“菜汤”，竟是他们清扫锅台锅帮、洗刷锅碗瓢盆抹布后未及舀出倒掉的泔水！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由十分纳闷：当年的我，咋就那么瓜？——放着几大盆热腾腾的炒菜烩菜不吃，却偏偏看中了锅底剩下的那一滩“菜汤”了呢！
我们住的那些工棚，棚顶是油毛毡，四周是双层箔子泥巴墙。冬天寒气袭人，我们睡在里面，冷得实在受不了。于是大明公社的一些民工，就索性搬到地道里睡去了。睡进地道的好处是比较暖和，不便处是解手困难——须钻出地道才能解决，但是为了御寒，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公社有位民工，嫌晚上外出小便太冷，便出了个奇招——找了根二尺多长的粗钢管，从泥巴墙内向外捅出，晚上只须站在那儿，对准管孔，就可以酣畅淋漓地朝外整了。他的这项“发明”，令大家忍俊不禁，于是竞相效仿。反正工地上能做这种用途的钢管，多的是。
“省建四连”的岁月
1971 年春节过后，厂里把我们移交给了在这儿施工的“省建四连”。从此我们便分别被编入四连的各个班排，和建筑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省建四连”的工人宿舍，是工厂刚刚修成的一个大厂房，房顶是槽型水泥板，底下是双层架子床。午休时，整个厂房像个大蒸笼似的，几百工人挤在里面，热得大汗淋漓，根本无法入睡。于是我和一些同伴，便经常跑到野外柿子树下，铺几张报纸去午休。有时还干脆爬上柿子树，躺在树杈上休息。
四连的工人师傅，几乎全是江苏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进步意识却很强，连当个小组长都要向家里写信报喜；干活时个个争先恐后，一个赛一个。我的身份依然是小工，师傅砌墙或浇注混凝土时，我从事搬砖、拉沙、拉石子、拉水泥、和混凝土、运砂浆等。我干活依然卖力，需要砖或砂浆时，我车子推得飞快，提供得非常及时，因此师傅们都 很 喜 欢 和 我“ 结 对子”。当时连里经常组织工人政治学习，每在这时，班长就让我给大家读报纸，讲解时事政治。时值基辛格秘密访华，消息公布后，举世震惊。我曾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工人做了不少宣传。因此工人们觉得我既有文化又吃苦耐劳，对我都很认可。后来连里得到了几个调资指标，便把一个分给了我，使我的月工资从39.98元提升到47.98元（其中每月转生产队20元）。
建筑工地
1971年8月下旬，我忽然接到家里传来的话，要我离开这儿去当民办教师。接此消息，我心里七上八下，一时拿不定主意，因为在这儿虽然很苦很累，但自脱离了村里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后，心情却非常畅快；况且在这儿也干得不错，要马上离开，还有些舍不得呢！另外，说不定在这儿干得长了，还能碰上“转正”的机会。可是几经思考，我还是背起铺盖卷教书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此举确实还有点儿“英明”，因为后来留在这儿的，竟连一个转正的都没有，全都回家了。以至40多年以后，他们还在以“三线战士”的名义联名上访，为争取一点微薄的老年补助金而四处奔波，也不知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图文来源：《一剪闲云赋流年》
原文作者：刘正军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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