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有三种蝉。最常见的是黑蚱蝉，个头最大，叫声单调但响亮。另一类蟪蛄个头小巧得多，蝉翼呈花斑色，声音较尖细。出现最迟的则是蒙古寒蝉，通体透出碧绿色，蹲在树梢十分显眼；这种蝉常在盛夏将尽时出现，延至初秋，所谓“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在周围蚱蝉嘶哑的背景声中，它的发声也相当独特，是有节奏的“ya-zi-da”，所以崇明话把它叫做“钥匙带”，上海话同样根据它的发音叫它“热死特”。
捕蝉和钓龙虾一样，是乡下少年夏天不可或缺的游戏项目，做一个网兜也很简单：用铅丝将一个塑料袋口撑成圆圈，固定到竹竿顶上。盛夏时乡下蝉声如沸，只要循着声音走到树下，小心将网兜靠近这些小家伙，一般是不难捕获的。其中最笨的是黑蚱蝉，蟪蛄和寒蝉较稀见，但警觉性很高，尤其是寒蝉，稍有动静，歌唱立刻停止，没了声音，在盛夏繁茂披离的枝叶中，要辨认好一阵才能发现它蹲在哪里。网兜的动作稍大一点，它就会“吱”的一声振翅高飞。
决定捕蝉成败的，是在蝉停止歌唱后的那漫长的几十秒钟，必须屏息静气，不去惊扰已经有所警觉的蝉，随后迅速扣下，才能一举成功。捕到的蝉，通常剪短它的翅膀后就无法飞走了，只能在桌面上扑腾几下。碰它一下，也会断续发出几声低沉的声音，但这个落拓的囚徒自此也很难欢快完整地演唱它的曲子了。这样经历过几次后，我也兴致荡然，到后来，近距离观察一番之后就将它们放飞了，因为真正的乐趣倒是在捕蝉的那一瞬间。
蝉声在白天主宰着乡村的背景，到黄昏暑气蒸腾，夜幕低垂，除了几个孤零零的蝉以外，它们大多停止了歌唱，让位给稻田里的青蛙。但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萤火虫。上了年纪的老人有时会说那是鬼火，小孩子可没这样的忌讳，这些小精灵提着黄绿色一闪一闪的小灯笼，在蓝幽幽的夜空下无声无息地游荡。
在没有空调和电视机的时代，村里人的夏夜通常都是在户外度过的：人手一把蒲扇，坐在桥上或庭院中纳凉。孩子们无事可干，或者仰面躺在桌上数星星，或者追逐着去草丛中捉萤火虫。捉萤火虫不需要任何工具和技巧，它们飞行速度很慢，在黑暗中又特别容易分辨，飞近时手一捞就到手心里了，它们既不警觉，也不怕人，甚至松开手，它也仍然不会飞走。
乡村的夜晚是不少昆虫活跃的时刻，蝼蛄也经常从疏松的土里钻出来，尤其如果有灯光的话，会和飞蛾一起聚拢过来。这些小胖子翅膀很短，不大会飞，通常飞上一小段就摔下来；但它有两个巨大的前翅，埋头在土层里钻进钻出。虽然乍看也胖墩墩的挺可爱，但它在乡下有个诨名“地老虎”，喜欢啃食庄稼的根部，最是受乡民们痛恨。大概它们也自知不讨人喜欢，暗夜里不巧碰到了人，就急急忙忙躲开。
当然，更讨人厌的是蟑螂——乡下叫“灶鸭”，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外号，是因为另有一种“灶鸡”，学名叫“突灶螽”。岛上水土潮湿，即便到了每家盖好水泥楼房之后，它们仍能在角落里寻觅到栖居的身影，在平房瓦屋的年代就更不必说了。乡村田园的生活并不总是那么诗意，就像夏日里常见的蚊蝇一样，那都是无法视而不见的，只不过习惯了这些景象的人们，把它作为不可避免的现实接受了下来。
那时的农家，屋子里的地面也极少砌筑水泥，没办法做到那么一尘不染，小时候记得母亲把一些马铃薯放在柴房的角落里，等到想吃的时候，发现它们都已经发芽了。对蟋蟀而言，那大概是理想的居所，暗夜里有时在屋子里哪个角落里都能听到蟋蟀的鸣声，屋子外面则是纺织娘响亮的声音，它们喜欢呆在丝瓜藤蔓之类的阴暗凉爽的角落里。到夜深人静时分，这些虫唱常常是乡下孩子入睡前的主要伴奏乐。
这些小小的音乐家和提灯夜行者，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夏季乡村生活的主要乐趣之一。其它一些虫子，诸如蜻蜓、螳螂、天牛、瓢虫、独角仙、金龟子……虽然也常常见到，却不是那么受关注；当然，色彩绚烂的蝴蝶是例外。就像江南一带的许多地方，崇明人也把菜粉蝶称作“梁山伯”，以纪念那两个殉情的灵魂。
有时我想，一个喜欢昆虫的人，想必也会喜欢乡村，因为那里才是这些小精灵们的领地。盛夏的城市照样弥漫着蝉声，然而在上海近十年，我却极少看到萤火虫，加起来的数量绝对没有我童年时在乡下一个夜晚见到的多——当然，即使上海也有同等数量的萤火虫，在周围的城市灯光映照之下，它们那些绿莹莹的小灯笼也会变得相当黯淡。
我那时候不可能预料到，有一天城里人会不惜远道而来，深入乡间，就为了在暗夜里一睹萤火虫的微光。这原不算是一种稀有的昆虫，只要一个地方远离喧嚣、有不那么受扰动的乡野和清洁的水源，萤火虫自然就会繁衍生息。并不是它远离了我们，是我们远离了它，远离了乡野。
作者：维舟
编辑：朱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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