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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语
近年来在与being相关的讨论中，我被称为“一‘是’到底论”的代表，人们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和看法。我非常郑重地回答过许多见诸文字的质疑和批评，使关于being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这里，我想就几个私下交流中遇到的问题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在我看来，它们与being相关，也很有趣。
原文：《“是”，理解西方哲学的有效途径》
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王路
翻译不能诉诸权威或大众
being应该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这一观点似乎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同。常有人对我说，总体上可以理解这种看法，也认为它有道理，但是总觉得它还欠缺些东西。对熟悉的人我常笑着回答：“就是欠缺些与你知识结构中有关‘存在’的认识对应的东西。张无忌在给周芷若输入九阳真气疗伤的时候，不是总觉得她体内有一股怪异的内气在与自己的真气抗衡吗？！”这话是说着玩的，不必当真，但是却隐含着我对国内学界的一个认识。
中国人学习哲学，总是从阅读中译著作开始的。由于being译为“存在”乃是普遍现象，因此当一个人真正步入研究阶段的时候，他或她已经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积累了许多有关存在的理解和认识，“存在”一词甚至已经成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用语。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不断学习和研究的深入，能够认识到 “是”这个译名有道理而“存在”这个译语有问题，这本身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接受一“是”到底论又谈何容易？！因为“是”与“存在”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且不说抛弃甚至铲除多年形成的知识积累在情感上有多么难以接受，需要做出多么巨大而持久的努力。至少在这一过程中，已有的知识结构一定会时时处处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抗。
不仅如此，现有的中译著作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培养和造就未来的哲学研究者，而在他们身上，上述感触和困惑以后依然会同样出现。所以，“欠缺”感是正常的，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体现。有这种欠缺感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它。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积累，这是长期学习所形成的，也是宝贵的。但是一个人应该努力使它成为促进自己学习进步的要素，而不要让它阻碍自己的发展。
有许多人对我说，那些中译著作大多出自名家啊！他们也都留过学呀，有人还有学位。怎么可能他们关于being的翻译和理解都错了呢？！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也许很自然，却是典型的诉诸权威或诉诸大众。由于涉及译者，通常我不发表意见。应该看到，西方学术进入我国的历史并不长，西方哲学引进的时间则更短。因此，就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而言，国内的基础其实非常薄弱。更何况西方哲学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的学科，涉及多种语言文字的使用，集西方科学、思想、政治、宗教、语言等交织的大成，经历了从一体到众多科学的分离，因此，西方哲学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学科。
西方哲学自身又有形而上学与其他哲学之分。形而上学被公认为是难懂的，形而上学著作也被认为是最难懂的，而being问题恰恰属于形而上学。想一想，在不长的历史积累上学习形而上学，在完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理解being，难道真的会没有问题吗？同样是学习和研究哲学，或者自认为或自诩是学习和研究最正宗的哲学，难道所理解和把握的真的就是形而上学吗？
而就译者个体而言，在早期没有中译本的时候，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一定积累了许多中国思想文化的东西。那里可以有“存在”，可以有“有”、“无”，但是不会有“是”。而中译本出现之后，如上所说，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一定会积累许多有关存在的认识。这些术语及其形成的概念和认识都会影响甚至支配他们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他们相互“参照”，不断重复和加深这样的概念与认识。
此外，一些人学习西方哲学是从翻译外文著作入手的，还把这看作是进入西方哲学的途径。有些翻译甚至是为了读懂它。这样，许多译著并不是研究的结果，而是学习的产物。译者最后以译著而成为名家，因为名著传播了译者的名字，但翻译中的问题也随着译著深入人心。一个人第一次把自己的翻译变成印刷符号的时候，他或她可能还会有些沾沾自喜。但是，对于翻译中的错误，他或她并没有清楚的认识，甚至没有意识。翻译还会继续，由于各种原因，也许第一次翻译错了，以后永远都是错的。我是研究者，也做过翻译。我懂得翻译的艰辛，也尊重译者的工作，但是我知道，诉诸权威或大众绝不能成为考虑being的依据。
有人曾对我说，你的观点是颠覆性的，大概不会被人接受，尤其是不会被译著等身的人接受。这话说得直白，有些一针见血。being是西方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它的翻译若是错了，改正起来确实代价很大，一如梁存秀先生所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我的工作除了使人认识到应该如何理解being之外，似乎还会使人隐隐感到：已有的理解要重新理解，已有的翻译要重新翻译。假如这确实会得罪一些人，我只能借用达米特的话说：“我不道歉。”在这一点上，我敬佩王太庆先生和汪子嵩先生，他们晚年的工作表明，他们是实实在在地重新翻译和重新理解西方哲学。
being的研究不是单纯的翻译
近年来在开会和讲学时常有人问我，还在研究being问题吗（哪）？（！）有些人表现出关心、关注，也有人透着调侃。有人对我研究being多少有些不理解。在他们看来，你研究逻辑，也研究分析哲学，而being的研究属于形而上学，后者似乎与逻辑没有什么关系，至少与分析哲学没有什么关系。对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1992年，我在相关研究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叫《“是”的逻辑研究》。我常说，being乃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二者字面上就是相通的。因而在有关being的研究中，逻辑与哲学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看不到这一点，形而上学研究是不得要领的。
2003年，我出版了《“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一书，明确使“是”与“真”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清晰的思路。在传统哲学中，“是”与“真”体现了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二者又可以是对应的，因而人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去探讨形而上学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形而上学。这个思路提供了一条理解形而上学的新的有益途径。新，指的是它与以往“存在”和“真理”的理解不同，后者不仅有问题，而且相互无法产生联系，至少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联系。有益，指的是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西方哲学。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哲学中有关being的讨论，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分析哲学中有关truth的讨论。比如，为什么传统哲学中being是核心概念，而在分析哲学中truth是核心概念？不仅如此，这一思路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哲学史一种从being到truth的发展和转变。因此，有关being的研究不是单纯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正是从being与truth的联系之中，可以看到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和主线，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
有人对我一直研究being问题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being有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如今已然众所周知，将它译为“是”还是“存在”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此没有必要再讨论了。或者，哪里还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讨论呢？我对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也是不以为然的。
在《“是”与“真”》一书中，我明确阐明，在西方哲学讨论中，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应该把它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并且应该把这样的理解和翻译贯彻始终。不仅如此，我还强调，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难懂，国内学界许多人也认为分析哲学难懂。
在我看来，它们之所以难懂，在很大程度上和“是”与“真”相关，和对它们的理解相关，和讨论它们的方式相关。所以，我不断重申上述看法：这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既然这是形而上学主线上的问题，是核心问题，既然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当然应该持之以恒，而不是浅尝辄止。在我看来，这些年来国内学界关于being的问题有了一些讨论和认识，取得一些进步，但是远远不够，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我认为这一工作是值得的，因为“是”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与“真”相联系的，“是”与“真”的问题乃是十分有价值的哲学问题。对它们的理解也是一个检验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尺度，因为正像我以前的书名所说，它们是形而上学的基石。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54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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